談起白酒，幾乎有說不完的話題。白酒，以它獨具的醇香，彌漫在歷史的上空，翻開中國古代詩詞，簡直酒氣撲鼻。
仿佛酒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一種境界，一種情感的寄托。也許，酒中的歡娛，酒中的無奈，酒中的豪情，酒中的悲歌，也許只有醉酒的人才能深深體會。
縱觀古今，酒與文人就緊密的聯系在一起。而許多的文人騷客，也都好像是從酒缸里泡出來的一樣，別有一番境界，或牢騷滿腹，或憂國憂民，或逍遙自在，借酒抒臆，借酒遁世，無酒不成詩，不醉不舞文。
翻閱古人的詩卷，酒隨處可見，酒經過文人的吹捧，也經久不衰。酒喝得恰到好處，那是境界；酒喝得一塌糊涂，那也是境界。
酒是一種喜慶的文化，也是一種傷感的風俗；是喜劇的寵兒，也是悲劇的主角，但總的來說，悲劇總比喜劇多。
李白一生豪放不羈，以酒為伴，酒詩交融。得意時飲，失意時飲；求仕時飲，隱居時飲；有錢時飲，窮困時飲。簡直到了無酒不能食，無酒不能詩的地步。他生于酒，也死于酒，他的醉名似乎不在他的詩名之下。
酒狂劉伶則更是把對酒的熱衷推到了極致：天生劉玲，以酒為生，婦人之言，甚不可聽。攜一壺酒駕車而行，豪情滿懷曰：死便埋我！酒，儼然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東西，成了他精神與靈魂的麻醉劑。
我想，如果李白是以酒為名，那么劉伶應該算是以酒為命了，劉伶以嗜酒成性、醉生夢死為德，怕天下人是不大贊同的。
蘇軾也與酒結下了不解之緣，詩詞里時常流溢出酒的味道，也許來自那位好酒的祖父蘇序的遺傳，最好飲酒，卻最不能飲酒，他是這樣給自己定位的。量小而趣濃，酒至半酣時，揮灑自如，落筆如神：“老夫聊發少年狂。”那種且醉且舞，狂歌而去的灑脫，今人有幾個能學來？更重要的是，他能駕馭自己與酒的關系：迷戀，但從不沉溺。至少，酒不會再給他添禍惹亂。
歐陽修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別人是借酒消愁，而他是借酒取樂。歐陽修的醉，是對自我的一種安慰和滿足，是對靈魂的一種鼓勵與鞭策，是失意政治的補充和圓滿，努力作為，把自己融入山水的同時，也努力融入民眾之中，體現了他的寬和仁愛的思想，這就是歐陽修的獨特，是他的高明之處。至于他心里究竟想著的是酒，還是山水，還是其它的什么，誰知道呢？
文人能飲酒賦詩的不勝枚舉，就連那小女子李易安也不甘示弱，沒事也會酌上一杯，“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可見酒的威力非同小可。
酒與政治更是交織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不管是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還是劉項為斗法設下的“鴻門宴”；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劉關張的桃源把酒三結義；曹操“煮酒論英雄，”；關云長的溫酒斬華雄，哪杯酒不飄蕩著刀光劍影？孔融辯酒而伏法，嵇阮醉酒以免禍，何處不是政治？
世人對酒同樣是貶多于褒，恨多于愛，因飲酒引起的各種人間悲劇層出不窮，以至于有相當多的人把酒稱之為“穿腸毒藥”。
酒精給人的麻痹是短暫的，但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中，我們遇到挫折時，偶爾放縱一下自己，用酒精來麻痹一下自己的大腦，也無可厚非。可是，會喝酒的人，對待酒并不是豪放痛飲，而是輕酌細品。只需唇齒間一呷，整個人便慢慢地化入了這清盈的杯中物，與酒融為一體。由量化到質化，也是對酒文化的一種尊重，懂得讓酒來成全人，而不是讓人去成全酒！
《菜根譚》中所謂“花看半開，酒飲微醉”的韻味，才是真正令人留連的境界。但真正能恰到好處的把握此番境界的，恐怕也早就成了酒仙、酒圣甚至酒神。而我們常人，往往被人諷刺譏笑為“酒鬼”，貶之又貶。除非你有了李白的才華，敢于自稱“酒中仙”。
“仙”與“鬼”雖然都是烏有之物，但“仙”、“鬼”之別，一在天上，一在地府，相差不是一個檔次。
話說回來，酒的本身是沒有感情的，它只是被人類賦予一種渲泄情緒、寄托思想的一種液體，沒有義務擔負任何政治和歷史責任。
那么，醉酒究竟是人的錯還是酒的錯？喜也罷，憂也罷，成也罷，敗也罷。最好能有勇氣對自己說：不喝也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