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已經84歲高齡的周偉民教授深情地看著自己的愛人唐玲玲教授說：我們不怕死，我們也不愛錢，我們唯一的財富就是這一屋子的藏書，我們人該死也就死了，但是我們害怕死之前不能為國家編好這一部南海史。
說出這番話的時候，周偉民、唐玲玲夫婦為了幫助國家維護南海主權而修“海南史”，已經26年了。26年間，已屆耄耋之年的周偉民夫婦花光了養老金，走遍了海南的溝溝坎坎，他們的研究成果為我國南海維權提供了強有力的歷史佐證。
“今年7月13日國務院發表的中菲南海爭議白皮書中，‘更路簿’就被作為證明南海諸島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主要依據之一，里面的不少表述使用的是我們的研究成果。”周偉民欣慰的說。
年少立志，人間晚晴
1953年，周偉民和只比自己小兩歲的唐玲玲一同以優越的成績考入了中山大學中文系。彼時中山大學中文系文史哲不分家，教授也是明星云集，已經因為共同的學術志向和人生興趣而結緣的周偉民、唐玲玲都曾經師從我國著名史學大師陳寅恪，甚至還與知名歷史學家陳序經私交甚篤。
史學素養深厚，且身為廣東同鄉的周偉民、唐玲玲二人當時都對海南島的歷史產生了很深厚的興趣，但是當他們想要進一步研究海南島的歷史時卻發現只有一本日本軍國主義歷史學者小葉田淳為幫日軍侵略海南島而撰寫的《海南島史》。
從那時起，兩位學術伉儷就暗暗下定決心：“我們一定要著成一部南海’通史’。”
但是誰知天不遂人愿，1957年周偉民和唐玲玲攜手走出校園，并走上講臺的時候，他們一個教授文學批評史，一個教授唐宋文學。早在1970年就分別擔任了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教研室主任和副主任的周偉民和唐玲玲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學術理想，但是無奈由于工作和身處位置的原因，他們始終沒有辦法投入到修“南海通史”的工作中去。
機會很快就來了，1988年全國人大批準在海南建立經濟特區，當時海南大學為了加強學科建設，專赴華中師范大學聘請周偉民老師擔任海南大學文學院院長，聘請唐玲玲老師擔任文學院教授。
畢竟兩位教授當時已年屆半百，很快就可以“混”到退休，含飴弄孫了，幾乎所有人都覺得他們遠赴海南這個邊荒之地著實太傻。但是兩位老先生回憶起當年做決定時的情景還堅定的說“為海南寫‘通史’，是我們年輕時的夢想，也是半百之年逐夢海南的起點。”兩位老教授又補充說，“也將是我們畢生奮斗的終點。”
時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也曾是周偉民夫婦鄰居的章開沅來海南看望二人時對兩人的奉獻精神、學術態度都大為感動，盛贊二人是“退而不休，人間晚晴”。
克勤克勉，全心修史
海南島建省不到一個月，周偉民和唐玲玲老師就揣著夢想，迫不及待的登上了海南島。時任海南大學黨委書記在歡迎宴會上對他們高興地說：“蘇東坡來過海南島，歡迎你們來做海南島的蘇東坡。”
但是興奮稍稍冷卻之后，周、唐兩位先生就遇上了一個難題，他們初來乍到，一方面生活上有很多不適應之處，另一方面則是他們帶來的資料并不合用，而且相關研究資料匱乏。好多人告訴他們說海南本來就是文化沙漠，你們有什么可研究的呢？唐玲玲教授堅定的回應說：“海南歷史上文化資源豐富，只是相關研究較少。”
周偉民教授和唐玲玲教授一商量，覺得這事兒也不是沒有好處，“這樣一來我們的田野調查來的就會比較有新意、生動”。從此兩位先生就以海南原住民黎族為研究起點，開始展開大規模田野調查工作。
最開始著手研究南海歷史的時候，兩位先生的著述頗豐。1990年周偉民和唐玲玲就共同發表了長篇論文《建立世界性的獨立學科——海南學》，創造性地提出了“海南學”這一命題，引起了文化界和海南社會的高度關注。
好景不長，1995年開始兩位先生同時退休后就再也沒辦法申請研究經費了，他們只好拿出自己的養老金，自費差旅、購買資料、請翻譯，依然在為自己的學術夢想而努力著。他們不僅在國內、島內做調查、找資料，還自費去國外做調查，例如他們就曾經遠赴斯坦福大學查閱宋子文檔案。當時已屆花甲之年的兩位老人在美國呆了一個月，查閱了62箱資料。退休二十多年，他們的足跡不僅僅遍布海南，還跑遍了東南亞，更遠的還到了美國、歐洲……
但是兩位老人還是甘愿承擔了民政部牽頭編纂的全國地名大辭典中海南卷的任務。好多人說他們傻，竟然拿著自己的“棺材本”替國家做工作。唐玲玲教授聽完很生氣：“我們沒有存款，全部的財富就是一屋子藏書，全部的樂趣都來自學術研究。”
周老師和唐老師覺得只有書和知識才是他們的財富，至于他們的養老金，他們很高興這些錢都花對了地方。“安置好這些書，該死就死了，也沒有遺憾。”
盡管20多年來，他們的著作并不多，但是每一篇每一本都極具分量。而且出于為國家負責、為后代負責、為學術負責的態度，他們還有太多著作、知識要反復修訂、查證，掖在懷里不敢拿出來。兩位先生自然而然的有一種急迫感：“我們從事的是遺憾的事業，多做田野調查、多查文獻佐證、多做一些修改，就能少一些遺憾。”
生活伴侶，志業仇敵
被譽為“20世紀三大社會學家”之一的馬克思·韋伯曾經提出：“要把學術作為一種志業”。
周偉民老師和唐玲玲老師不僅是生活上的伴侶，同時也把為南海修史作為自己一生的志業，而他們兩人則是一對“志業仇敵”。
伉儷情深的兩位教授，所有的論文都共同署名，甚至連所有的藏書都寫上“周唐藏書”，而且20多年來兩人每天傍晚都手牽著手從家里走到圖書館做學問，寒暑不易，假日不休，又怎么可能是“仇敵”呢？
“從1953年開始寫作起，我們倆確定了一個原則，對執筆者文章里的錯誤，要當成敵人來消滅。”周偉民教授解釋說。“有時候唐老師的文章她舍不得改，就會吵，吵了以后她就哭，哭了以后就不吃飯。不過哭過以后該改還是要改，還是要當敵人消滅。”周偉民笑著補充說。聽到老伴兒這么說，唐玲玲也笑了：“周老師對我要求比較高，比較嚴格。”
兩位老人把對方當做志業仇敵互相砥礪，也是無奈之舉，實在是因為上天留給他們的時間真的可能不多了。自從年初唐玲玲教授不小心摔了一跤，她的身體就越來越虛弱了，前后進醫院三次，已經不太能負荷高強度的研究工作了。
兩位老人的想法出奇的一致：我們一點都不害怕死亡，但是我們害怕在我們死之前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完，耽誤國家在南海的維權工作。
隨著幾乎耗盡兩位老人所有時間、精力、金錢的六卷本《海南通史》和他們長達190萬字的《海南家譜研究和海外移民實錄》等一系列著作的陸續出版以及媒體和社會的密集曝光，兩位老人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前來拜訪的各路領導、記者、學者、學生絡繹不絕。
但是兩位老人說：“我們已經這把年紀了，出不出名沒有多大區別，還是多給我們留點時間，趁著現在還能做，做點自己想做的事情吧。”
這樣的學者，中國真的已經不多了。希望大家能夠把更多的時間留給他們，別再打擾他們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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