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新媽媽，在孕38周6天的時候被迫剖腹產，生下一個男孩；當天孩子轉院，坐月子頭19天寶寶不在我身邊，一個人在醫院里。我的整個生產經歷讓醫院的高大形象轟然倒塌。跟大家分享，算是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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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體一向很好，屬于女漢子型，好動，閑不住，喜歡跑步、騎車，曾經一個人去了西藏，高原騎行一天60公里。懷孕后也注意鍛煉，幾乎每天都散步40分鐘左右，一直定期產檢，唐篩，彩超排畸，喝糖水等等都沒問題。

懷孕六七個月的時候我家那位連續出差兩個月，我也工作著，挺累，營養也沒及時跟上，孕30周也就是八個月左右B超就顯示寶寶實際發育偏小，主要是體重增加緩慢。

所以一直給我做檢查的白大夫就讓我多吃，減少活動，多次叮囑我要小心，別讓孩子早出來，一定足月生產；但也別太擔心，說我個子不大，孩子小一些好生，有了骨頭不愁肉。我也謹遵指示，多吃魚蝦，多休息，一個星期長2斤肉。

到37周6天去產檢，白大夫說我可以去掛個專家號找主任看，我心里挺美，感覺升級為重點保護對象了。主任問了問情況，摸了摸肚子，也說孩子不大，應該不到5斤，然后就給我開單子，說37周有個大檢查，讓出了結果再去找她。

驗血驗尿、B超、胎心監護、心電圖曠曠下來，八百多塊錢沒了。主任看了結果后，大著嗓門說：“你這個得住院，要盡早結束妊娠，孩子在你肚子里已經沒意義了，還不如早出來好！”

我心臟狂跳，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醞釀出了眼淚，當著這么多人的面，我忍著沒落淚，但聲音已經有哭腔了：“我不想剖腹產，我想讓寶寶在肚子里再長長……”

主任又噼里啪啦說了一通，意思就是盡早結束妊娠，不是我想不想的問題，是必須這么做，我被說暈了，拿著住院單出了主任室，腦子還沒全亂，我想起去找白大夫，她對我的情況最了解。

我跟白大夫說了主任的意思，她說：“你別擔心，讓你住院不一定是要剖，可能是做更全面的檢查，輸輸液讓孩子再長大點。”

我就像找大人撐腰的孩子一樣搶白道：“不是的，她說要盡早結束妊娠，孩子太小，在肚子里已經沒有意義了，她還說如果是三十五六周還能輸液再捯飭捯飭。”

白大夫感覺很無語，像是說給自己聽：“不就是小才在肚子里多長長嗎？這是怎么了？我這是落伍了？”

雖然白大夫比主任年長，但也不好說什么，就跟我說：“你再回去找主任，把你的想法跟她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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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像打了敗仗的逃兵一樣，又來到主任室說我不想住院，不想剖，沒感覺到任何異常，羊水也正常，主任一如既往的大嗓門：“你現在已經足月了，結束妊娠也不是早產，孩子從八個多月就開始增長緩慢了，這意味著要么是母體有問題，要么是孩子有狀況，他現在在你肚子里處于慢性缺氧狀態，早出來對他好。”

我真害怕了，走出主任室就哭了，給孩他爹打電話說明一切。我們咨詢了一位做醫生的朋友，跟家里人商量先住院檢查看看。我中午回家洗了澡吃了飯，下午辦理了住院。住院后就做胎心監護，測血壓，沒有更全面的檢查，結果都可以，沒有異常。

晚上我讓老公回家去睡，他人剛走，一個年輕醫生就讓我簽字，選擇結束妊娠的方式，是打催產針自己生還是直接剖。她苦口婆心跟我說了很多，大意是孩子生長受限可能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母體的問題，二是嬰兒本身存在問題，三是臍帶運輸營養有問題，四是胎盤的問題，具體是什么情況要剖完才知道，推測孩子在宮內已經不安全了。

我按照和家人朋友商量的意思，拒絕簽字，因為兼聽則明，我們還想去更權威的醫院找專家看看。在醫院度過難熬的一夜，我焦急的等著主任查房，放我出去。老公五點多起來去北大婦幼掛號，第二天上午終于看上專家號了。

一位老大夫，看了我的產檢記錄，很仔細的記下每張B超上的雙頂頸和股骨長數值，然后計算與標準值的差距，推算到8個月的時候發現寶寶增長緩慢了，聽完建檔醫院主任的說法，老大夫很無奈：“為什么要讓孩子早出來呢？羊水又不少，到預產期沒問題啊！”

給我檢查完肚子后，老大夫又交代：“孩子這么小，不用剖，怎么也要到預產期再說，回去多吃魚蝦，再讓孩子長長。”

聽朋友說北大婦幼的超聲技術很強，所以我請老大夫給我開了個B超，人太多，約到了四天后的周三。我心里安定了，回到建檔醫院辦了出院，回家好好休息。

那幾天也沒什么不舒服，每天都數胎動，也沒有異常。周三去婦幼做B超，婆婆早早去給我排隊，十點多終于進了B超室，然后心里就炸了一顆雷——醫生說羊水就剩30多了，有兩個值都是0，情況很緊急，讓我趕緊回建檔醫院。

我抱著肚子，揣著一顆惴惴不安的心往建檔醫院趕，路上跟家人打完一通通電話，一只手一直摸著肚子，定下心來跟寶寶說：“寶寶，你一定要加油，很快媽媽就能見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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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建檔醫院掛急診，家人一邊辦住院，我一邊做監測，準備手術。從12點多住院到2點多手術，胎心監測，備皮，插尿管，我都沒有害怕，直到像安陵容一樣用被子一裹推進手術室，我都是處在興奮狀態，覺得新鮮，滿懷期待。

給我做手術的是主任，打了麻藥后我還是疼，也不知道切開幾層后又停下來打了鎮定，在一陣撕扯的疼痛后，我聽見了孩子的哭聲。我意識迷迷糊糊，一直問醫生：“男孩女孩啊？幾斤啊？幾點生的？”

醫生跟我說了答案，我還問，把醫生問煩了：“告訴你了，你也記不住！先好好休息吧！”我心里反抗：“誰說我記不住，我知道是男孩，15:24生的，體重還沒稱呢！”

處理好傷口，我被推回病房，感覺眼睛睜不開了，可我還想看看寶寶。這時聽到家人說孩子要轉院，因為醫生說他體重太輕，好像還有點缺氧。我像是被什么擊了一下，身體很疲累，但意識清醒了，我不想讓孩子離開，他那么小……

這時主任過來說：“我說讓你早剖，非不聽，這不還是剖了！孩子太小了，需要轉院觀察幾天。”就這樣被將了一軍，我們沒有任何還擊余地，好像我們已經做錯了一次決定，這次必須聽他們的，讓孩子轉院。

我攔住自己萬種擔心和不舍，把孩子交給了陸軍總醫院附屬八一兒童醫院。據說它有全國最好的新生兒科，北京協和的新生兒都往它那轉。可是第二天我就后悔了，身上是刀口的疼，心里是擔心孩子的焦。

朋友告訴我，我最大的任務是把自己照顧好，等寶寶回來有奶吃。我忍著鉆心的疼下床走動，汗和淚一起淌，婆婆都心疼的說就生這一個了；然后又是一番掙扎努力之后，終于排尿，排氣。三天后我出院了，回到家里等寶寶。

4

終于盼到周一探望的日子，孩他爹帶著全家人的期望去跟醫生見面，希望孩子能早點出院。探望見不了孩子，只能跟醫生談。醫生說孩子血項檢查感染指標偏高，還要再檢查一下腦部是否缺氧，預約了核磁共振，還要繼續觀察。

也就是這次，在孩子的轉院記錄上，溜爸看到溜溜出生時羊水指數是80。剖腹產當天北大婦幼照的B超是30多，我不知道該怎么理解這差距。

我在家坐著沒有寶寶的月子，盼著下個周一能讓溜溜出院。結果醫生告訴溜爸，核磁共振顯示異常，需要輸氧輸液做一個療程10天的治療，如果需要還要加高壓氧。

我心里那根線快要崩斷了。多方面打聽學醫的朋友，最后確定同意治療。后面又有了黃疸，貧血，食量不增……每次去探望都有一點新狀況，每晚睡前，我都不敢細想，溜溜這一天是怎么過的。直到第19天，溜溜終于能出院了。

這個小小人兒，一個人，剛出生，自己在醫院待了19天……體重一兩沒長，多了滿身針眼，手、腳、頭、腋窩都帶著痕跡。受苦了，我可愛的寶寶，我的小可憐……

溜溜兩個月的時候拉肚子，我帶他找一個老兒科醫生看，老太太看著溜溜的住院紀錄、治療情況，說了句：“三分之二都是過度治療，只有三分之一是必須的。怎么還做核磁共振了？因為體重輕就轉院嗎？簡直胡鬧！”這一番慷慨算是溜溜住院的定論吧！

經過生孩子這一遭，我對醫院、醫療有了全新的認識——

其一，現代科技武裝下的醫院過度醫療現象嚴重，小病大治比比皆是。人們對醫院的期望明顯高出醫院能達到的實際水平。這種期望與實際的不對等主要有兩大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現代人對健康的重視，對死亡的恐懼，對下一代的過分關注；

另一方面是醫務人員素質和能力的局限。不論中醫還是西醫，真正的牛大夫沒有幾個，所以出現一個人撐起一家醫院或者一個科室的情況。你不一定有那運氣撞上牛大夫，能撞上的基本都沒搞懂真正的醫學是什么，感個冒就用抗生素治病毒。

所以，珍愛生命，謹慎就醫。

其二，任何權威都值得質疑。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聽話，聽父母話，聽老師話，聽領導話，到醫院就聽醫生話。

這意味著在一個權威面前放棄自己的理性和思考，也就失去了選擇的機會。我承認很大程度上醫生的專業性優于我們普通人，但這不等于我要完完全全接受醫生的結論，我有全面了解信息的權利，有最終的決定權。

醫院和醫生作為權威，習慣給出結論而不做過多解釋，而我們習慣聽話。所以醫生讓溜溜轉院的時候，我根本就沒想起質疑這個決定。為什么要轉院？孩子身體各項指標怎么樣？不轉院會發生什么？

慣性的思維、慣性的行為模式打了我個措手不及，也教給我要質疑權威。

真正的信任建立在對等溝通和充分了解的基礎上，當醫院和醫生放下自己權威的架子，當就醫的你我端起理性的思考，真正的信任也就建立起來了。或許小溜溜這一代，沒準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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