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影指數：1988年，處女作《紅高粱》獲得金熊獎并上映，席卷全國。80年代末到新世紀前，先后執導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我的父親母親》《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活著》等影片，逐步奠定國際影壇地位。
1988年，處女作《紅高粱》獲得金熊獎并上映，席卷全國。
80年代末到新世紀前，先后執導的《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秋菊打官司》《我的父親母親》《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活著》等影片，逐步奠定國際影壇地位。
新世紀至今，張藝謀不斷在商業大制作和文藝小片中切換，既有《英雄》、《金陵十三釵》，也有《千里走單騎》、《歸來》……2018年，最新上映的《影》，拿下12項金馬獎提名。
張藝謀的導演創作之路，在不斷甚囂塵上的輿論和爭議聲音中已經經歷30年。也正是為了紀念這個三十年，在今年十月的電影院里，張藝謀作品的面孔接二連三地出現——全國范圍內的《影》、《張藝謀和他的影》、《紅高粱》三片連映、上海舉辦張藝謀作品回顧展，都可謂是規模不小。
而這次《紅高粱》在時隔三十年后的重映，能讓我們一窺張藝謀在攝制電影之初，就確定下的濃烈個人風格。先說一句，這已經是我在這些年里第四次看這部電影了。
文本到影像，簡化與提純
眾所周知，《紅高粱》改編自莫言1986年發表的兩部中篇小說《紅高粱》和《高粱酒》。
前半段，電影講了“我爺爺”和“我奶奶”相遇相戀的故事。因為一匹騾子，九兒（“我奶奶”）的父母要她嫁給一個擁有酒坊的50歲麻風病人。九兒乘坐花轎出嫁時，在途中被一名強盜攔截。其中一名抬轎男子（“我爺爺”）打退了強盜，九兒因而和他開始相互心生情愫。
三天后，九兒回鄉探望父母，“我爺爺”突然從高粱田里沖出來，搶走九兒與她在野外交合。當九兒回到酒坊時，發現自己的丈夫死了，接管了酒坊。
后半段，電影則聚焦日本軍入侵中國，眾人抗日復仇。最終，揭竿而起的眾人和日本兵們一同被炸死，九兒被射殺，茫茫大地只剩下幼年的“我爹”和“我爺爺”還活著。
如果說，莫言的原著小說更傾向于呈現復雜的人性斗爭，主要人物都被塑造成了“灰色人物”，每個都帶著在那個病態時代的畸態——身懷“野蠻生長”與“無知落后”的態勢。
那么，張藝謀的改編則徹底簡化了故事情節、提純了人物取向。
他不僅努力弱化了原先的抗戰主線、提升了情愛支線的篇幅（據說最初的劇本甚至不拍抗戰），更在劇本的創作上顯故事背景的模糊化、人物性格的符號化和寓意化。這些簡化雖然讓劇作在深意上無法與原著的文本比肩，但也不失為一個深入影像創作的選擇。
反觀今時的《影》，張藝謀仍在采取這樣的敘事邏輯——模糊、符號、寓意，從而以小博大。
紅色，蓬勃的生命之色
色彩敘事一直是張藝謀影片的關鍵詞之一，對紅色獨有偏愛的他，也在處女作中大量的運用了這一色彩，以紅色為黃土高坡注入鮮活的生命。
《紅高粱》在最開頭，就確定下以紅為主調——由鞏俐飾演的“我奶奶”，紅蓋頭下的一張紅潤的臉龐淹在整片的紅花轎里，身著紅嫁衣、紅繡鞋，濃艷的紅如浸透了染缸。
而由姜文飾演的“我爺爺”，是抬轎的小伙子里瞎起哄的一個，他黝黃的身軀與遍布黃沙黃土的地理環境連成一片，仿佛未受過開化一般。在他的帶領下，小伙子們開始搖轎子，傳達為視覺之上的，就是紅色在黃色里上下左右顛簸，如一團火燃在這片荒原——傳統在原始的野性刺激下開始發生嬗變，也暗示了他們二人之后會發生的情愛關系。
在那場著名的野交戲里，紅色被書寫成了偷情時難以忍耐的情欲。紅高粱的隨風飄舞取代了直接的男歡女愛的場面，卻更加顯得刺目，令人感到巨大的刺激。似乎這片紅色要從銀幕中以噴涌的姿態釋放出來，生命里的情與愛、勇敢與歡欣，在瞬間凝聚成了最簡單的沖動。
很巧妙的是，在張藝謀處理《紅高粱》劇情的幾個轉折點里，紅色以不同的幾種意蘊出現。進入影片的后半段，紅色從傳統的變化、情愛的張揚，漸漸扭轉，變成民族的血痕與生命的殘酷。
火紅的鮮血與火紅的日食之光，形成了巨大的聯動效應，紅色吞入了世間萬物，覆蓋住了整片銀幕，“我爹”和“我爺爺”滿身血紅地站在這片紅色里。
此刻，紅色向死而生，寓意了一個民族在遭遇血洗之后仍舊能迎來的“生之光”。
結語
對于當代的華語電影而言，張藝謀不僅是最受矚目與影響力的電影導演之一，更是自出道后就不斷地受到爭議，直至現在。
他從不是一個能被“定性”的導演，因為一直在做著跳脫出自己的嘗試，不斷地在時代與創作的語境變化中做出改變。導演生涯的20多部電影，涵蓋了各類題材類型，從小制作到大成本，從寫實到寫意，他不斷探索著自己導演的多樣可能性，延展著自己的創作彈性。
《紅高粱》，是這一切的開端，也是一個時代的經典。就算在今天，我們依舊有重新認識這部作品的機會，而這部作品也依舊以它的姿態，勇敢地出現在我們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