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塔有一幢帶頂樓的房子
? ? ? ? ? ? ? ? ? ? ? ? ? ? ? ? ? 作者? 胡 泓
在這天下午我第七次走進這幢1828年建造的原木房子。也是第四次遇見這位年老又特別肥胖的女管理員。每次遇到她都讓我很不舒服。第一次進來的時候她曾經生硬的粗著大嗓門告訴我：
“樓上是主人納雷什金娜夫人招待她的好友的小客廳。雖然可以參觀，但你要先把崇敬的心情裝滿你的心。她是一位非常高貴又倍受尊敬的伯爵夫人。你千萬要注意，一定要看到她就在那間客廳里，她不一定和藹的迎接你。她會看到你是不是有教養的人。”
這位管理員說的話讓我很為難，剛上了幾步木樓梯我就停下想退下來。她立即高聲叫嚷：“你上去吧，上去吧！納雷什金娜伯爵夫人是寬容的。再說，她也見得多了各種各樣服刑的苦役犯。她會原諒你。”
她怎么會這樣講話！與她才剛剛見面。我立刻感到難堪。
“我會在意的，夫人。”我一時找不出恰當的詞句回敬她，就微笑著彬彬有禮的欠欠身。
這期間我來過兩次，點頭恭敬地向她問候，她都是正忙著整理書架并沒有理睬我。現在她不再是前幾天的樣子了。她會看出我的教養和學識并不亞于屋主的丈夫——伯爵納雷什金先生。她對我說話也總是用“您”，也不再仰起面孔把后腦勺壓在脖子后面敦厚的脊背上。而是略微歪一點頭，壓低嗓音，用修飾的詞句和柔和的語調同我簡短交談。交談中我發覺她偶爾會扯出一句半句不著邊際讓人難解的詞語，以致懷疑她的思維是否總是正常的。不過，現在在她的面前，我宛若伯爵大人。
哈！伯爵大人。
納雷什金伯爵，那是一位令人崇敬的“十二月黨人”。
這幢木房是從彼得堡來的納雷什金娜伯爵夫人建造的。外觀是“凸”字形，也被當時的人們稱作“帶頂樓的房子”。“頂樓”，就是前面女管理員說的納雷士金娜夫人的小客廳。小客廳南北通透，兩頭各有一個陽臺。一個看日出，另一個看日落。北面有一間藏書室，書架上仍堆滿了17XX年和18XX年的各種退了顏色的硬皮燙金花邊的大厚書。曾是納雷士金娜夫人讀過的書。坐在藏書室的小桌前推開陽臺門讀書，抬頭就可以看見那幢赤塔最早建于1776年米哈依洛·阿爾漢格爾斯卡亞二層原木樓教堂。上面有一個鐘樓和兩層頂樓。相距大約二百米。在這頂樓里，納雷什金娜伯爵夫人一定是每天都在遙望關押“十二月黨人”的監獄，想象著服刑中的丈夫。不難體會到這是什么樣的心境。逢禮拜或懺悔日這些苦役犯們在手持刺刀步槍的士兵們押解下由遠方走近教堂。這時他們已經除下了鐐銬。當然，人群里面有自己的丈夫納雷士金。他雖然瘦得厲害卻仍然那么英俊開朗。她會和其他幾個女人一起，從廚房把燉好的土豆肉塊和骨頭蕻菜湯抬到教堂門前，放在已經預備好的桌子上呈給囚犯們吃。每逢這時都會聚來十幾個女人和其他一些人站在教堂入口兩側。女人里多是“十二月黨人”的妻子。這里荒涼四周僅僅能看見幾幢房子。從這個開著門的陽臺向前望去，我看到了寒冬里妻子們在教堂門前凍得瑟瑟發抖，等待士兵們押著丈夫們由遠處踩著厚雪走來。
1828年以后在這座教堂里舉行過兩次“十二月黨人”的婚禮。一位名叫帕利內·蓋爾的法國姑娘，從遙遠而美麗的巴黎來到赤塔，和“十二月黨人”苦役犯安南利夫結婚。由于等待跑掉了馬車輪子而遲到的歌手，婚禮還沒舉行完，回監獄的時間到了。新郎和其他同來祝賀的伙伴們被肩著長槍的士兵押著返回監獄。巴黎新娘緊緊挽著丈夫的臂膀，一手提著自己的白色長裙隨他走回監獄。在監獄門外相互祝福后分手。這些情景生動如真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看得非常真切。
在那座老教堂的二樓的展柜里，我曾仔細地讀了她們寫給丈夫的信并拍下照片。讀那些180年前寫的原文，仿佛她們活生生圍站在眼前，好奇的觀察著我讀她們的信。信里面熱烈的講述著她們的無私無畏、奉獻了全部的愛和對正義的堅定信念。只是有些古俄語單詞和手寫花體字母弄不準確，還混著法文。有幾封就是法國姑娘寫給自己未婚夫的，里面又夾著俄文。她們都是名門貴族出身。寧愿拋棄所有的優越奢華的生活，從六千公里以外的圣·彼得堡一帶坐著馬車，常常還要徒步。經過幾個月甚至一年艱辛，來到了赤塔。那時可沒有西伯利亞大鐵路。她們在離監獄不遠的地方，找到破爛不堪的草屋頂的木房子住了進去。每天禱告和期待見到自己的愛人。
在那個年代里，年輕貌美的妻子們經常在這間頂樓上的小客廳里聚會。她們已經不再是柔弱驕矜的貴族夫人，她們能夠承受所有苦難。她們一起談著活躍而令人鼓舞的話題，唱著憂傷和懷念的歌曲。冬天，這幢房子里也真夠冷的了。外面零下四十多度，在屋子里也要穿上皮襖和氈靴。只有火爐子和暖墻是熱的。大家都圍在它的四周坐著。有誰想法子弄到了一瓶子紅葡萄酒，她們就喝著，唱著，哭泣著又笑著。不過，當她們與丈夫見面，就會變得又樂觀又隨和，講出許多輕松幽默的話題，快活的像入夏里藍天上的百靈鳥。她們一步不離開自己的丈夫，并把如何給予丈夫柔情與體貼作為她們每天重要的思考內容。她們一起談論著與丈夫相見短暫又美好的時光。
木房子的前邊種了許多果樹和柞樹，今天已經看不到它們了，房子另一邊的院子里種過幾種蔬菜。這么冷的地方能長出什么菜呢，就是土豆、胡蘿卜和蕻菜頭。利用短暫又急匆匆的夏天，可以收獲許多西紅柿、黃瓜、卷心菜、蘑菇和向日葵。
納雷什金娜伯爵夫人可不那么開心，只有她自己才明白每天在怎樣的苦悶煎熬中度過的。
我在作為圖書室的一樓書架上找出了一本想讀的書，打算坐在四人書桌邊上讀書。屋外下著深秋的寒雨，室內只有我一個參觀者。矮個子女管理員扭動著肥胖的肢體甩著兩條短粗的胳膊走過來，看著我手里的書開口了：
“你是布里亞特人嗎？”
在赤塔有四萬多俄羅斯的少數民族布里亞特人。
“不是。”我看了她一眼，她面容還算溫暖。“我是哈爾濱人。”
“你是哈爾濱人？”她大嚷著令我一驚：“我的祖父祖母都去過哈爾濱，1924年去的。那個年代，那個俄羅斯混亂的年代啊！那些好人，死了多少。我的父親出生在哈爾濱，母親的家人也是從俄國逃到哈爾濱的。他們太不幸了！他們在1941年回到蘇聯，就沒過上一天幸福的日子！”
她瞇起那雙已經潮濕的小眼睛朝我的桌子溜了一眼。她問我喝茶還是咖啡，咖啡是速溶的。我告訴她我的背包里有瓶裝水，并且拿出來放在桌子上。她是打算和我談話。我低下頭翻著書，作出凝神的樣子。她轉身去了另一間房間，那一定是廚房。她端著一只大搪瓷缸子走了過來，坐在我對面。我更加凝神讀書，故意從嘴唇上發出輕微的讀語句的呼吸音，不希望受到打擾。
“說不定我們是親戚呢！”她神秘的悄聲說，又怕打擾我。我不經意的咧嘴微笑一下。
“我看得出來，你像布里亞特人，卻是混血兒。你的媽媽是俄國人？”她親切地探過頭來，眼睛里有光亮。
“那我們也不可能是親戚。”我應付了一句。我并不抬眼睛看她。一是我不喜歡看她一點也不生動的相貌，還有我要強調讓她看到我正專注地讀書。
“赤塔這個地方可是個了不起的地方。發生過不少大事。”她雙手捧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用力把缸子頓在了桌子上。我想這是她的動作習慣，沒深沒淺的。“您想要知道什么事，我可以告訴您，不一定非要讀那本書。”
我覺得這老太婆說話太過火了。我用不信任的眼神看了她一眼。幸好她沒注意到。
“您讀那本書是我寫的，您問什么我都可以告訴您。”她在對面笨拙地挪動了一下圓滾的身體。
如此說來，第一天她對我吹毛求疵的態度原來是有理由的。不管她多么刻板冷漠居高臨下，長得如何肥胖，身材又不高腦袋也不大，怎么尋找也看不出她少女時會討人喜歡甚至有點漂亮痕跡。可是她精深詳實研究了1825年12月26號“十二月黨人”貴族起義的全部歷史緣由，以及后來被絞刑被流放到荒涼又嚴酷的西伯利亞所擁有的高貴品性的每個人的生存細節。為什么這么說？看看我手中這本厚厚的硬皮書，剛剛讀過的目錄，就完全知道面前這位“管理員”所研究的深度就尤如一位常年潛在深海里細心尋找人們未知生物的海洋學家。我翻到前面，扉頁上印著一副作者黑白照片。可是和對面這位管理員對照，怎么也看不出是同一個人來。這本厚厚的800多頁的書出版于1988年。我也看到作者介紹，她是一位學識廣博的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她1938年出生在哈爾濱，現在七十多歲了。我以為她最多五十幾歲。我依舊平靜地讀著書，不直接表現出我的驚訝，也不會虛假地奉承些好聽話。我知道這樣做了她反而會瞧不起我。
“您是第二次來這個紀念館，對嗎？”她的記憶不算好。她雙手粗糙，手指關節變了形。我還看到右手中指由于用鋼筆寫字，明顯彎成折角。這么一雙手，握住了大搪瓷缸子。
“第七次，今天第七次來這里。”我訂正說。并不放下手中的書。我還是不打算跟她聊天。主要是她的談話方式不能讓人從容對應，還帶著一點兒訓教的語氣。她為什么不當老師？
“哦，有幾天我沒來，是另外的人當班。您是對這幢房子，這里曾經生活過的人，發生過的事件感興趣，是非常感興趣對吧？你是我第一個遇見的接連來過五次參觀的中國人。以前有一位英國女作家一連兩個月每天到這里寫‘十二月黨人’的文章，我講了許多她感興趣的事。俄國皇帝羅曼諾夫家族和英國淵源很深呢！”
我沒有糾正為“七次”。她雙手撐著桌面吃力的站直身打算離開這張桌子。我其實很想直接向她了解一些我急切要知道的事情。
“不過，”聽到我開口，她立刻穩定住并慢慢轉回身體，仍然端著那只大搪瓷缸子。像一位常年勞作的農婦，粗糙紅潤的臉頰上現出愉快來，卻一點也看不出學者氣質。她向前探著頭傾聽我繼續說下去。
“1937年和1938年這兩年多，我聽到在赤塔發生了許多悲慘事件。肅清反革命，殺死了上千無辜的人。”
“這事你知道？”她對我瞇起小眼睛要尋個究竟似的。
“知道。”我合上書，打開瓶蓋喝了一口水。
“你怎么會知道？從書上讀到的？”
“我的大舅1937年從哈爾濱回蘇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他到了赤塔。在1938年秋天，被莫名其妙的宣布是哈爾濱中東鐵路的間諜，兩個月后就被槍斃了。那時候的勞改營好像離這兒幾公里，靠近二百年前看押‘十二月黨人’的監獄。我來赤塔也是為了看看大舅巴維爾最后在人間生活的地方，看看他們的公墓。”
“是的，在1985年給那些被殺害的好人修建了公墓。上面有他們的名字，也有連姓名也找不到的人。看看我們的世界，一些人這樣做，死了許多許多普通人。一些人那么做，又死了許多許多普通人。我們人類這種生物里產生的首領，不像螞蟻或狼群的首領那么簡單。人類總是有掌握最大權力的首領做出很不正常的事來。最殘酷的就是大量的殺人，殺人！”?
老婦人在喉結里咕嚕著。這會兒我對她漸漸了解了一些，覺得她的性格也可以容忍了。我以為她是一個做雜務的，一個沒什么見識沒什么涵養生硬冷漠的人。后來她告訴我，她一直在這間木房子里寫她的歷史研究文章，已經二十多年了。這之后我也看到有幾本厚書都是她寫的。她的語言很機智很深刻很抓人心。
我告訴她：“我很想去那個被無辜殺害的政治犯公墓看一看。”她不分明的一雙小眼睛翻向一側上方，想了想，最后決定：“好吧，后天上午，我找一臺車，車費你要付。”
她喝一口茶，轉過身。下面的兩只腳就把圓木桶般笨重的身體移動到了廚房里。她在關門的時刻還大聲告訴我：“你去樓上讀書吧，免得我打擾。”。
那個廚房旁邊有一間不大的房間，從前是傭人的，現在是她的寫作間。房子在1965年修復了一次，一直保持著1828年的樣子。頂樓上的裸木墻壁覆蓋著似乎仍是第一遍涂刷的黑色油漆，為什么是黑色的呢？是屋主人納雷士金娜有意表現當時的時代心境嗎？還是那個荒無人煙的年代里找不到其他色彩的油漆？又寬又長的大地板在經常走過的地方已經凹陷下去，而堅硬的節子卻凸顯出來。木樓梯臺階中間已經被無數遍上上下下的鞋底磨出了凹下去的圓邊。那么，讓我自己去好好想象吧！不去猜測無數的參觀者都是些什么樣的人帶著什么樣的心情。僅僅納雷士金娜的年代里，那些作為苦役犯被流放到這里的“十二月黨人”貴族們，和追隨他們而來的妻子們，是足以作為人類永久的高貴榜樣。
下面的講述也許不比博物館解說員好哪兒去，還是請你耐心聽聽“十二月黨人”的實情，這個很重要。近二百年來許多國家的歷史學家，傳記作家和“十二月黨人”研究家們，寫了大量的文獻著作，感動了全世界。“十二月黨人”是一群正直又勇敢，樂觀有學識有見識的貴族軍官。他們在1912—1914年俄法戰爭勝利后隨軍隊開進巴黎的凱旋門，在法國停留期間看到了一個全新的民主制度，他們決心改造自己的國家。
1825年12月26日，功績卓著的貴族軍官們在圣彼得堡參政院廣場結集了三千名士兵，要求剛剛上臺的尼古拉一世接受他們制定好的新憲法，放棄專制和農奴制度。由于主要指揮者臨陣逃脫，致使尼古拉一世皇帝有時間調來更多的士兵和大炮，殘酷壓制了這個起義。五名有名望的貴族軍官主要領導者被絞死，一百二十一人貴族軍官流放去西伯利亞的后貝加爾地區。因為是十二月發生的事件，這些人就被稱為“十二月黨人”。二百年前的西伯利亞可不是今天有許多人許多公路許多城鎮，還有在寒冬里比夏天還熱的室內。在那里服苦役的多數是被流放的刑事犯。像赤塔這座城市，現在有居民近四十萬人。而那時候這座城市還是一座小鎮，不過四萬人口。主要負責西伯利亞地區的行政事務和軍事要塞的管理。而離赤塔市幾公里外的奇廷斯基·奧斯特洛格監獄和釋放了的苦役犯生活村落，卻有著自己單獨的管理措施，和赤塔居民可大不一樣了。
開始的時候“十二月黨人”囚犯們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由于他們的信仰和品格改變了監獄管理者制定的嚴厲規則，相反對“十二月黨人”深懷敬意敬。應允他們許多要求，他們很自由。而他們所有的自由，都是為了做更多的好事。他們有自己的菜園，產下一年都吃不完的蔬菜。他們建立了各種機械加工作坊，他們成立了一個學習沙龍，每個人都做講演，有歷史、高等應用數學、俄國文學、哲學、軍事科學、建筑學、物理、化學和其他學科。他們熱情地學習多國語言。寫詩，翻譯外國的書籍，自己出刊物，書籍和期刊都很多。每個人都可以讀到最好的文學作品。他們學習和研究涉及了人類知識所有領域。每周還有兩次閱讀自己作品的文學研討會。他們教育附近的窮苦孩子們，學到和學校里同樣的課程。許多“十二月黨人”都參與了赤塔和貝加爾湖地區的大自然研究中。其中有一位叫鮑里索夫的自然科學家，收集了大量的當地的昆蟲樣本，并托人送到圣·彼得堡大學。鮑里索夫畫得一手絕妙的水彩畫，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植物和飛越貝加爾湖的鳥類。他們排練精彩的音樂會，演出弦樂四重奏，演唱自己創作的歌曲“你自己的音樂之聲”。“十二月黨人”當中有一位非常出色的醫生，他除了為苦役犯們治病，還幫助赤塔居民提供免費醫療和預防疾病。他們最大的財富是多樣化的精神生活。
來到赤塔流放地的第一位女人是的穆拉維約夫公爵的妻子。1827年2月，她帶來了普希金為“十二月黨人”寫的詩。尼其塔·穆拉維約夫公爵在監獄會見自己的妻子亞力山德拉·格利戈里耶夫娜·穆拉維約娃。她是經歷了難以述說的艱辛才來到了彼得羅夫斯基工場監獄。這是遙距莫斯科六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亞后貝加爾的監獄所在地。穆拉維約夫公爵對妻子說：
“我對不起你，你還是回莫斯科吧。我不愿意你與我一同承受饑寒之苦。”
妻子說：“不必這樣說了，我要永遠跟隨你。我寧可失去所有，只要不離開你。”
后來，她經常久久地站在帶頂樓的房子陽臺上，向監獄的方向凝望。
另一位妻子優杰琳娜·伊萬諾夫那·特魯別茲卡婭在赤塔附近的奇廷斯基·奧斯特洛格監獄里見到自己的丈夫后這樣寫道：
“謝爾蓋向我撲來，他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一陣腳鐐的叮當聲使我驚呆了！他那雙高貴的腳竟然上了鐐銬。這種嚴酷的監禁使我立刻理解了他的痛苦和屈辱的程度。謝爾蓋的鐐銬如此激動了我，以致我先跪下來吻他的鐐銬，而后才吻他的身體。”
普希金、屠格涅夫對“十二月黨人”充滿極端崇敬。赫爾岑在詩里寫道：“是什么感召了這些人？思想上的隱修士，精神上的苦行僧，肉體上的堅忍者。那是對人民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
一直熱情支持“十二月黨人”的普希金拜托她帶去的詩篇這樣寫著：
“在西伯利亞礦坑的深處
望著你們堅持著高傲而忍耐的身影
你們悲慘的工作和思想崇高的志向
決不會就那樣徒然消亡
災難的忠實的姊妹——希望，
正在陰暗的地底潛藏。”
原件至今還保存在“十二月黨人”博物館里，就是那座1776年建造的米哈依洛·阿爾漢格爾斯卡亞教堂。
前面這段講述是本篇故事不可或缺的章節，切不可輕視它在本文中的作用。當然還有許多要說的，就請你自己去查找有關“十二月黨人”的資料，這個太多了。
我和管理員約好了后天早上9點，在我住的賓館門外見面。我寧愿叫她管理員。也沒想過稱呼她教授。我知道她的名字，書的封皮上印著費·列·烏沙科娃。第二天中午，我仍舊來到“帶頂樓的房子”讀書。換了一位不茍言笑的高個子中年管理員。好像她生活上受著煎熬或正處在不順心的事情中。不論什么情況都帶著那么一點兒清高。她盯著看了我一會兒沒吱聲，轉身進了她的辦公室。也是在廚房那邊的另一扇門里面。今天有另外兩個中年男人也在讀書，室內很安靜。
直到晚上我才離開。找到一家很精致的小花店買了一束鮮花，那個姑娘把花根上在一個瓶子里沾了沾，裹上了浸過水的海綿又用薄膜包好，把它裝進透明塑料筒里交給了我。做的很熟練。
早上九點之前，我走出賓館。一眼看見了管理員站在一輛小型轎車旁，也是二手的日本車。問過好后她讓我坐在后面。她費力的鉆進車子里，好歹算坐在了座椅上。車子也隨之重重悠了一下。司機是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士，白白凈凈表情平淡。只和我道了一聲“早上好”，我們就啟程了。我翻開事先準備好的旅行指南手冊找到“十二月黨人”當年手繪的地形圖，對照著車前方的路線。手里的地圖上是荒涼的丘嶺、小河、馬車路和小路和零落的木屋。而我們的四周是樓房和馬路。經過一小時，原先的那座監獄已經不復存在了。看到它的位置呈現了一大片茂盛的松樹林。車子正朝那片樹林駛去。我們三個人都沉默著，幾乎一言不發。又經過二十分鐘光景，出現了一座四米高用大石塊磊起的“金字塔”，頂端立著一支比例恰當的水泥十字架，在十字交叉處有純金嵌入的拉丁文字母。我們在這下了車。我從上衣袋捏出一只小梳子梳理頭發，又整理了一番衣服。從背硬質塑料筒里拿出那束的不知名的鮮花。天有些冷，已經十月下旬了。管理員舉步艱難搖搖晃晃，從轎車的后備廂里取出一大束鮮花，全是白色的小野菊。她拄著樹干般的手杖走得很吃力，張大嘴喘氣。哼哼嘰嘰的念叨著像在怨嘆。我伸出手想攙扶她，卻被她扭一下胳膊肘拒絕了。我便放慢腳步跟在她后面。那位叫瑪拉的姑娘跟在我身后。走了十分鐘的慢坡，我們站在了三塊巨大的石頭前面。我心里立刻出現了一閃而過的慌亂和恐懼。石頭修出平整的光面，上面刻著號碼和死者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很多死者沒有生年月日，死的日期都是在1938年到1942年間。管理員把鮮花放在巨石下，和瑪拉一起畫著十字。我也把花放好并向死者鞠躬。這里面也許有我的大舅。管理員用手指著告訴我她父親的名字的位置。瑪拉也過來幫著按聲母排序找我大舅的名字。一共三百七十八人，有四十七人只有號碼沒有名字。寂靜的十幾分鐘過去，結果是上面沒有大舅的名字。管理員走近一塊供人們坐著的平面石頭坐下，仍然大口喘著粗氣。瑪拉在另一側的巨石下撿出落葉和樹枝，走到遠處扔掉。風在樹梢和樹桿間繞來繞去，“嗚嗚”的響聲變得很大。
“請坐下，坐下吧！”管理員招呼著我。我坐在她指著的一塊石頭上。周圍許多石頭都有一個鑿出來的平面，就是為來訪者坐下思考和交談的。
“別泄氣，在紀念碑里面有你的舅舅。喔呀呀呀！喔呀呀，那個時代那個時代，那是多么殘忍的時代。那可不是有仁慈心的亞力山大二世沙皇時代，不是沙皇時代。人民的慈父可一點不仁慈！”
管理員喘著粗氣使得語音偶有間斷，喉嚨里還發出微弱的“咯咯”聲。這一路讓她走起來太吃力。汽車也開上不來。我眼睛望著那三塊巨石，周圍一下子變得特別沉悶。
“我的爸爸是1942年被捕的。罪名是哈爾濱的日本間諜。他和我的母親剛剛結婚那年，住在哈爾濱馬家溝的教堂街上一所漂亮的小磚房子里。開了一間縫紉機修理部。當然也修理別的東西，像熨斗、門鎖、絞肉機、自行車，手推車，還會修理座鐘。爸爸是個聰明手巧的青年。母親是裁縫。祖父祖母本來生活在離莫斯科不遠的一個叫烏里莫夫斯科的小鎮。祖父是地主，在當地很有聲望。尼古拉二世皇帝還到他的家里做過客。祖父用剛剛腌好的酸黃瓜和燉小羊肉招待皇帝。祖母一直在這個鎮里教書，是一對非常善良的人。是誰不善良呢，當然不是這些好人。1918年7月17日深夜，皇帝一家被秘密殺害了。許多有錢人放棄自己的財產，匆忙朝著哈爾濱逃命。許多來不及離開的人就被那個新政權槍斃了。人們像急流一樣萬般恐慌由四面八方匯集到哈爾濱。里面有多少科學家、藝術家、教授，有很多地位顯要的大人物，有公爵、伯爵、將軍、大臣、文學家、音樂家，喔呀呀！有二十多萬人，那些好人，那些了不起的人。大家都用各自的方式往哈爾濱跑，稍不留神就被槍斃。我的祖父凍掉了雙腳。我的祖母花了很多錢買了兩匹馬和馬車，拉著我的祖父和父親、叔叔三個人，一路就別提有多難了。”管理員用拳頭敲敲腦殼，“忘記買一瓶酒帶來喝一喝。”她又跺跺腳拍打幾下厚裙子，眨眨混沌的眼睛。
“1924年，我的父親只有十二歲，叔叔九歲。他們本來在莫斯科的私立小學讀書。可是災難來了，他們快嚇死了。到了哈爾濱，生活開始很不安寧。祖父成了瘸子，要靠雙拐走路。祖母什么活都干，后來在鐵路局的面包房做面包。漸漸的生活穩定些了。不久，祖父死了，隨后祖母也死了。父親和叔叔也大了，他們開始工作養活自己。1935年，叔叔上了輪船當水手。那輪船從哈爾濱的松花江可以開到白令海。以后什么消息也沒有了。父親結了婚，有個小修理部，老婆的衣服做得又漂亮。很多活做不完。生活好起來了。他們買了兩輛自行車常常一起騎到南崗的商店買面包和茶葉。過了兩年又買了一輛摩托車，我也兩歲了。我們一家三口人常常坐在摩托車上，到松花江邊去玩去朋友家串門。那段日子可真開心。無憂無慮，沒有恐懼。啊，我的爺爺奶奶沒趕上這段好日子。哈爾濱！”
她突然扭回頭叫嚷：“是誰在用棍子敲我的頭？是誰？”她身后并沒有人。隔了一會兒她恢復了平靜。這舉動讓我很奇怪。
“1942年，父親接到了叔叔的信，是從赤塔寄來的。信上說：蘇聯正在大建設，工廠有的是工作特別需要人，有技術的人可以掙很多錢。‘為什么不回祖國呢，親愛的哥哥。你想一想，也可以先來看一看。’唉！我的叔叔這封信，打碎了我們在哈爾濱平靜幸福的生活。1943年，我們坐上火車離開了哈爾濱，開始了無法想象的命運。這不，一下子，爸爸就來到了赤塔，然后就進了這些石頭下面。叔叔也被判了8年，死在勞改營了。從哈爾濱回來的人有多少活下來的呢！他們稱我們是‘白俄’！”
管理員停下來，叉在一起的雙手從膝頭抬起來指了一下巨石。瑪拉沒在附近，她去到車子的地方了。管理員繃緊嘴角皺緊眉頭，像在思索一個重要答案似的沒完沒了的搖晃著頭。
“你的爸爸有名字留下來，我沒找到舅舅。”
她動了一下身體，發出一聲像咳嗽似的喉音。“可是，我的母親也被他們槍斃了，上面沒有她的名字。你看那邊，看，那個年代在遠處有兩條路交叉變成一條路，就在這片樹林的另一邊。”說這話的時候她望著另一個方向，仿佛是判斷在什么位置處決的這些無辜者。
“父母親是在秋天的半夜一點鐘被逮捕的。我清楚的記得進來四個穿大衣的人，握著手槍，沒有任何證件。把這對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的夫婦銬起來，推進了門外的一輛黑色吉普車里。他們說好了明天帶我去教堂做四歲生日的祈禱，再去給我買一雙鞋子。可是，我在門外看到的是他們被秘密警察帶走了。媽媽和爸爸在還裝做快活的樣子向我喊：‘明天天亮以后我們就回來了。好好睡覺。’是呀，好好睡覺，怎么能睡著。現在屋子里只剩下一個我自己。我特別害怕，不停地哭。除了哭我什么都做不了。小孩子哭都是出于恐懼，饑餓，疼痛和丟失父母親。我萬分恐懼。”
她停頓了一陣，看了一下車子的方向，接著說：“我說出來父親和母親是在什么情形下被開槍打死的，實在有些特別。在看押所里他們不知道什么時候就會被喊到名字。走出四面透風的破木房子，被押到幾十米遠的樹林邊上。從后腦勺的枕骨朝上斜著來一槍，這就完事了。
也像這個季節的一天，男囚犯被押解到我們現在坐著的地方，每人拿一把鐵鍬挖坑。每個人都清楚是在給自己掘墓坑呢，大家默不作聲相互傳遞著眼神。周圍是握著沖鋒槍的士兵，誰也逃不掉。我的母親在另一個女人的勞改營里關押，和男勞改營有半公里距離。后來的一天早晨，女囚犯被押出牢房走了一段路后，看見一隊男囚犯排著兩列隊伍從遠處另一條路向交叉路口走過來。她一眼就認出了我的父親。她會怎么樣呢？她沖出隊伍朝那邊跑去，邊喊著父親的名字。緊跟著又有幾個女人也喊起她們男人的名字。男囚犯當中有許多人停下腳步回頭尋望。更多的女人跟著一起喊自己丈夫或親友的名字跑了過去。男人們都站在原地，望著奔跑過來的一百多名女人。這會怎么樣呢？不知道我的父親看到了母親沒有，不知道他是否也向跑過來的母親跑過去，是否抱緊了苦命的妻子。總之，二百幾十人的男女政治犯在混亂中擁到了一起。不遠處還有一群村里的人跟在后面呢。沒有比這些人再可憐的了，他們半年多的野外超極限勞動加上饑餓的折磨都瘦成了一把骨頭了。很多人找到了自己的親人。我想我的爸爸媽媽也一樣。軍官們是計劃把這些囚犯押到前面掘好的深坑邊上再槍斃。看看吧，那就是我們現在的位置。現在男人女人們走到了一齊，不管是不是丈夫或妻子，母親和兒子，大家都擁抱在一起，站在原地不動。坐在吉普車里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干部搖下車窗和軍官說話，立刻機槍就向這些人掃神。一會兒就干完活了，二百多無辜者就這么倒在地上一大片。跟過來村里的人都看清楚了這件血腥的屠殺，他們找著自己的親人。收留我的那位鄰居婆婆看到了一切，她告訴了我這一切。下午從赤塔和附近的村子又來了很多人尋找他們的親人，大家把尸體抬進了這個掘好的深坑埋起來。”?
管理員一直擦著眼睛，先是用手背后來用手心又用衣袖。
“70多年過去了，許多事都被淡忘了。是時間讓人們忘記了許多慘痛的事。就是記入了史料建立了紀念碑，現在的人們也只是那么聽一聽，看一看。沒人往心里去。今天人們根本不在乎這個曾經發生的史實。從前那些沒有根據就被殺死的人，不是今天我身邊快樂生活著的任何一個人，更不是任何一個人的親人。人們心上沒有傷口，就不會經常疼痛發作，不會把自己變成另一種與別人格格不入的家伙。瑪拉是我的外孫女，我曾經給她講過這些事。她聽著聽著就問我：‘那么我該怎么活著？我要快樂呢，還是把那些過時了的苦難塞進我的生活里？’”
管理員繼續擦著眼睛。她的悲哀不是誰都有的。
我看見一片片薄薄的白色云片從巨石上空移飄，天空湛藍湛藍的像在和我們一起沉思。
管理員從她破舊而且拉鏈早已壞掉的手提袋里拿出一只保溫瓶，又找到了紙杯子遞給我一只，把咖啡倒了進去。隨后又遞給我兩片厚厚的粗糙干硬的餅干。她蘸著咖啡溶軟了吃起來。我向車子的方向張望，管理員說：
“她一定在車里睡著了，耳朵上還戴著怪聲怪氣的音樂。”
過胖的管理員坐在石塊上顯得特別墩重。她望著來時的小路，提高了嗓門說：“十二月黨人時代的監獄，他們的生活很充實很自由。規定每天上午三小時勞動，下午三小時勞動。期間有休息，有各種活動，有他們自己的聚會，詩歌文章的朗誦會，各種研究會，辯論會，可以出牢房與他們的妻子在一起。獄卒像衛兵一樣給他們敬禮。他們成立了許多科學學會，有植物學會，城市規劃，動物飛鳥，貝加爾湖的深水生物，音樂，軍事，無所不包括。可是一百年以后的1918年開始，人民的父親左手握著煙斗，手背按住一張又一張將要執行槍決的政治犯名單上，快速地簽上他潦草的名字。于是，從元帥到普通市民和貧苦的農民，幾百萬人被槍決。梅利古諾夫說：‘那是沙皇的監獄，幸福回憶中的監獄。現在的政治犯們幾乎是懷著歡樂的感情去回憶它。’光1937年到1938年幾個月，就有四十萬人被蘇聯秘密警察執行槍決。1930年到1953年，在蘇聯被執行死刑的人比沙皇30年期間處極刑的數字多1600倍。為什么？你想一想，為什么？”
管理員向巨石方向扭轉一下身體，用她的小眼睛直盯著我。怎么回答呢？很多原因吧。
她接著說：“是人性。人性。一些人是沒有教養的野蠻人，沒有仁慈心，不相信上帝。一旦攀上了那個位置就開始為所欲為，所有人的生命都歸他所掌持。他看著你不順眼，‘喏，把他給宰嘍！’他看著你很可憐，‘喏，把他給宰嘍！’你就是舔他的格魯吉亞皮靴，他也會把腳閃到一邊，‘喏，把他給宰嘍！’而沙皇時代，‘十二月黨人’他們都是有教養又品性高尚的人。所有的皇帝和國家的領導者都有他們獨自身處的境遇。然而這個人的人性因素是絕對重要的。一個十全十美沒有瑕疵的人性是很難達到的，這需要時間。從他的上幾代人就要有對自己的不良習慣和思維方法進行消除和改進，對善良仁慈謙恭奉獻進行培育。一代一代的改變，直到全部融入了你的人性中，讓你有了完美高尚的人格和聰慧與才能。每個人不是都應該如此嗎？這樣的人在作了各個領域的管理者領導者之后，他們會避免做錯事。尊重別人的生命和尊嚴是第一至高無上的美德。不會為了自己的目的去傷害其他人，更不要說殺人。然而，那個年代不是這樣，那個時期不是這樣。那些人卷起來一條猛烈無比的龍卷風，可是他們沒有道德，沒有仁慈，沒有謙恭。我怎么能不以‘感動的心情回憶當時的沙皇’，比起他們來是至上的高貴！”
管理員一口氣說完，能聽見她口中發出“呵、呵”的喘息聲。身體隨著喘息起伏晃動。
“混蛋！”她突然罵了一句并向一邊啐了一口。
看她吃力的站起身，拄著沉重粗壯的手杖，走到巨石面前。先畫了三遍十字。踩著石頭翹起腳向上伸手，撫摸著父親的名字，重復念叨著“爸爸，媽媽”。她又把雙手伏在巨石的平面上，腦門壓在肩臂上，身體抖動。我不出聲響等待她盡情哭夠了。瑪拉過來了，她叫著外婆。把外婆攙下來小心地走到了平地上。地上的草開始黃了，風很緊。我們三人離開了紀念碑。
第二天我又去了“帶頂樓的房子”，要和管理員道別。我要回自己的城市哈爾濱了。她不在，是另一位沒見過面卻愉快熱情的女人接待了我。
她爽快地說：“烏沙科娃不是圖書館的管理員。她是莫斯科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退休后移居到赤塔。在這座房子里整理研究俄羅斯近代史，寫了許多書。”
“哦，原來是這樣，那么她的外孫女在赤塔生活？”
“瑪拉是她遠親的女兒。”這位圖書管理員挑了一下眉毛，點了一下頭。
“她一個人生活嗎？”
“一個人。她的丈夫是位‘持不同政見’的作家，一直坐牢，很早就去世了。她的身體不好，常常因為心臟疼痛住院。”
“我可以去烏沙科娃教授的家向她道別嗎？”
高個子管理員給我寫下了地址。
我沒去她的家道別。我想到突然敲響她的家門很不得當。她一個人生活，年紀又大了。她不會樂于一個并不太熟悉的人貿然造訪，還裝作不在意她又臟又亂的家。我留下了一張紙條，請高個子管理員轉交給烏沙科娃教授。
昨天分手的時候我怎么就忘記請她和瑪拉吃飯，并且告訴她我后天要離開赤塔呢！我十分懊悔。我一直在思考她講的那番有關人性成分構成的論述。
我記得最清晰的是烏沙科娃教授說：“人，人類社會要建立的是一個生存美學制度。不然地球會非常討厭人類，討厭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