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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不平等社會》第一章

需要多少億萬富翁才能湊足世界人口財富凈值的一半？在 2015 年，地球上最富有的 62 個人所擁有的私人財富凈值，就與人類較為貧窮的那一半，即超過 35 億人擁有的一樣多了。如果他們決定一起去野外旅游，一輛大客車就可以把他們全部裝下。而在前一年，需要 85 個億萬富翁才能達到這一門檻，也許一輛更寬敞的雙層巴士才能容納他們。在不久前的 2010 年，這類人要不少于 388 個，他們的資產才能相當于全球較為貧窮的那一半人擁有的資產，這就需要一個小型車隊，或者一架普通的波音 777 或者空客 A340 飛機

當更多的良性制度促進了更強有力的經濟發展的時候，特別是在新興的西方世界，它們繼續維持著高度的不平等。城市化、商業化、金融部門創新、貿易的日益全球化，以及最終的工業化，為資本持有人帶來豐厚回報。由于赤裸裸的權力活動租金的下降，精英階層財富的傳統來源被扼殺了，更為安全的產權和國家承諾加強了對世襲私人財富的保護。盡管經濟結構、社會規范和政治制度發生了變化，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程度依然很高，或者是那些人找到了新的增長方式。

即使在最先進的發達經濟體中，再分配和教育也不能完全吸收稅收和轉讓之前不斷擴大的收入不平等壓力了。發展中國家能夠比較容易摘到低懸的平等化的果實，但財政約束依然強大。似乎沒有一種簡單的方式來投票、調控或教導我們如何更大程度地實現平等化。從全球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也不應該讓我們感到驚奇。就我們所知，在沒有遭遇重大暴力沖擊以及更廣泛影響的環境中，人們幾乎不會看到不平等狀況收縮的景象在發達國家中，更高的不平等與代與代之間較少的經濟流動性有關。因為父母的收入和財富是衡量教育程度和收入的有力指標，不平等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自我延續，而且前者越高，就越會不平等。基于收入的居住區域隔離的不平等效應也是一個相關的議題。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在美國的大都市地區，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區的人口增長以及中產階層的萎縮，導致兩極分化加劇。

強大的后勤和基礎設施方面的約束有助于在狩獵–采集者中遏制不平等。不以擁有牲畜群為特征的游牧生活方式嚴重限制了物質財富的積累，同時小規模、流動的和不穩定的覓食群體的組成方式，并不利于形成超越以年齡和性別為基礎的基本能力的不對稱關系。此外，出于刻意排除進行統治的各種嘗試，我們可以推斷出這種原始的平均主義。

這些發現指出了一個不平等的補充來源：來自可保護資源的剩余和個人或家庭對這些資源的所有權（包括將它們轉移給后代或其他親屬的權利）。這兩者結合起來，為不斷增長的社會經濟上的分層奠定了基礎。各種新形式的政治和軍事力量促進并且放大了由此導致的收入和財富上的不平等

國家最早出現在那些首先發展出農業的地區：一旦植物，特別是谷物和動物開始被馴化，人類早晚也會被等級制度馴化，不平等程度也會上升到此前難以想象的高度。

政府在本質上是半私有的，同時依賴選舉，以及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權力的不同掌控者的合作來控制從屬群體，為統治者調動資源。后者傾向于使用獎勵和暴力威脅混合的方式來保持競爭性的精英階層之間的平衡，因為政府常常專注于管理富有和有權力的人群之間的沖突。奴隸制產生了相似的結果。對外來人口的奴役是少數幾種能夠在小規模的，有著較低或適中復雜性的采集者社會創造出顯著不平等水平的機制之一，這不僅存在于太平洋西北部的靠海維生的覓食者社會中，還廣泛地存在于部落群體中。然而又一次的，馴化和國家的形成促使對奴隸的使用達到新的高度。在羅馬共和國的統治下，幾百萬奴隸進入意大利半島，他們中很多人被富有階層買來，在后者的宅第、作坊和農莊中辛苦工作。 2000 年之后的 19 世紀，在現在的尼日利亞，與“黑奴制度”在美國南方提高了其物質不平等恰好同時發生的是，索科托哈里發國“圣戰主義者”也將大量的戰俘分配給其政治和軍事精英階層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