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在時代不斷變化更迭發展中始終處于不可動搖的穩定地位，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期開始起步的。

此后，在經學的發展過程中曾出現過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種不同角度下的經學研究，但東漢的發展時期今文經學研究逐漸走向衰敗，幾乎銷聲匿跡，于是古文經學便以得天獨厚的優勢長期受到朝廷以及學士的關注，成為以后經學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環節。

然而，到了清王朝發展的時期，今文經學卻再一次出現于儒家經學研究領域中，并于短時間內在經學研究中站穩了腳跟，清朝儒士們對今文經學的研究重視程度遠超過古文經學研究。

與此同時，在新的研究視角下，有甚者更是大膽公然宣稱古文經學的研究對象極有可能為偽造書籍，并深度揭示古文經學研究領域內存在的大量問題所在。

因此，縱觀經學整體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古文經學之所以能夠迅速被今文經學取代，這與經學學術研究的發展需要存在莫大的聯系，是經學發展必然的趨勢。

宋代和清朝前期經文經學研究岌岌可危的處境

明代的學術思想領域中宋學占統治地位，前期理學提倡自由研究本是學術界一大進步發展，但后來其內容日漸僵化，并大量空談明心見性，所宣揚的理論多為不務實際的內容。

從而直接威逼清朝經學研究狀況，乾嘉漢學以宗奉漢代古文經學為治學宗旨，在治學范圍上以經學為核心，旁及文字、音韻、訓詁、辨偽、校勘等，同時注重求實的考據之學，講究無一字無來歷。

此時的古文經學研究由乾隆至嘉慶而極盛，其成就和學術文化的貢獻是空前的。但也存在著缺點，最常見的弊病，是失之煩瑣。

方東樹對此現象曾在《漢學商兌》中言及：“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沽、形聲、傳注駁雜，吸據群籍。佐證數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國，了無益處。”

由此可知，古文經學研究下存在的弊端逐漸被暴露無遺，其與社會運行方向已經出現無法調適的境況，面對經學出現的岌岌可危局面，經學研究無疑迫切需要一個新的發展突破口。

今文經學的重現

面對古文經學不再繼續立足于經學學術領域研究的局面，加之儒士對于學術變革的急切呼聲，以及清代學術思想領域中掀起的“以復古為解放”、“復古以求新”與鼓勵學士從古代的思想寶庫中尋覓新的思想啟迪的思潮作用下，西漢時期就早已誕生的今文經學在沉默一千多年以后，又重新獲得再生的機遇。

今文經學相較于古文經學學術領域中長期為頑固迂腐的皓首窮經方式下的煩瑣考證研究，可謂一股清新浪潮。今文經學是儒家經學中的一個靈活性很強的派別，它的特點是通過講“微言大義”而言政議政、談變倡改制，這無疑正適應了清代中葉以后的社會需要。

在此，我們可以斷言，今文經學的重新出現，不僅是時代的呼喚，也是經學學術發展的必然階段。

晚清今文經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這在三個階段里，今文經學漸漸融入了社會的發展中，并于客觀現實需求緊密聯系在一起，為經學學術領域的發展迎來高峰期：

1.重振旗鼓

大量相關經學研究資料顯示，從乾嘉漢學向今文經學復歸的時間大概是嘉慶末年，而清朝今文經學復興研究的開山人物是莊存與。

莊存與的著作《春秋正辭》正是向古文經學研究對象《左傳》發起的攻擊，是使今文經學開始復活的第一部著作。

它以《公羊傳》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為綱目，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同時力攻《左傳》，認為“獲罪圣人者，傳左邱氏者也。”

莊存與開辟了新的學派——常州公羊學派，由莊存與、莊述祖、劉逢祿、莊綬甲等近親群體組成。主要貢獻為：溝通《公羊》和《論語》，以《論語》闡釋《公羊》，明確《春秋》在五經中的統攝位置，加固了公羊學研究的根基，并系統闡發公羊義旨，以此彰顯了公羊學的經世價值。清理經學統緒，辨析《左傳》，定偽《周禮》，貶黜《谷梁》，達至唯纖塵務去的程度，以確立今文經學的獨尊地位。

在闡明公羊旨意的研究中，常州公羊學派明顯地表達了對現實政教衰敗、社會動蕩局面的不滿、批評以及憂慮的思想意識傾向。

他們的變法意識被后來的今文經學家龔自珍、魏源等人利用并充分發揮作用。

2.繼續建設與拓展今文經學影響時期

這一時期今文經學家的主要代表為魏源、龔自珍等人。

魏源、龔自珍都有師從劉逢祿學習《公羊春秋》的經歷，他們對于今文經學的研究，既不同于西漢今文經學那樣以經書為指歸，也不像莊存與、劉逢祿等人利用今文經學言論政治現實社會問題，而是為清王朝設計新的發展出路，實現“救稗當世”的理想主張。

兩人在今文經學研究領域尤為突出的貢獻為：以今文經學為武器，深刻地揭露并批判了現實社會政治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包括專制皇權、腐敗官制、頹靡的士習、不正的學風，都給予了一定的歷史進化觀念進行闡釋，同時積極倡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救弊改制主張。

在他們的努力下，今文經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演變成為了社會思潮尤其是救弊改制思潮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有機力量。

3.維新變法為今文經學迎來巔峰時期

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派，運用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進行維新變法的實踐，從而使得清代今文經學從言政議政，發展到與社會運動密切相結合。

康有為繼清代今文學之續，是清末今文經學研究領域中的重要人物，像常州公羊學派及龔自珍、魏源等今文家一樣，康有為也十分推重《春秋》學，主張治經“先通《春秋》，以知孔子之改制”。

其創作的《新學偽經考》是對自東漢以來產生的古文經學無情嚴苛的批判，進而全盤否定古文經學鑄就的兩千多年來的君主專制制度思想，將孔子塑造為“托古改制”以興天下的教主，并根據時代精神和資產階級的需要，對今文經學進行了認真的改造，著重運用公羊三世說理論，宣揚平等、選舉、議院、民權等西方的民主立憲政治，主張人人都應該需要擁有獨立自主的權利。

他利用今文經學的經世致用的思想，在強調維新、改良、變法的同時，把視野與目光轉向了對西方的學習，并由魏源提出的學習西方器物工藝制造技術，發展到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教制度。

為了自己的理論主張，他不僅廣造聲勢、大力宣傳，而且還自下而上的進行組織活動，將各方力量匯為一場由上而下的政治改良運動，嘗試掙脫頑固勢力的羈絆。

康有為為今文經學大量灌注了時代風氣，并使之成為改革變法新主張的理論基礎，成功實現了學術與政治的緊密結合。

小結

今文經學以公羊學為核心，有一套自身的政治歷史理論主張，如“大一統”的社會政治理想、“通三統”之政治制度因革觀、“張三世”之歷史階段性理念。

此外，還有一些諸如“《春秋》當新王”、“譏世卿”等一系列義旨。這都是處于盛衰治亂轉折時期的人們迫切需要的理論思想，使得大量學士尋覓到了一種新的方式表達自己對時代政治社會的態度以及對將來的看法。

今文經學的價值之所以經歷一千多年以后仍能為晚清世人所發現、重視、利用，不僅是歷史的選擇，也是古文經學轉向今文經學必然的發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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