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在英文中是“詭辯家”，也成為“邏輯家”或者“辯證家”的意思，中國名家注重的“名”與“實”的關系辯解問題。跟西方哲學中的“主觀”和“客觀”有點類似。

名家的人在古代以“辯者”而聞名，在古代成為“gong”。名家的領袖是包括公孫龍、惠施、桓團等。《呂氏春秋》還有個故事，說是洧水發了大水，淹死了鄭國的一個富人，尸首被人撈去了。富人的家屬要求贖尸，撈得尸首的人要錢太多，富人的家屬就找鄧析出主意。鄧析說：“不要急，他不賣給你，賣給誰呢？”撈得尸首的人等急了，也去找鄧析出主意。鄧析又回答說：“不要急，他不找你買，還找誰呢？”（見《審應覽·離謂》）故事沒有說這件事最后的結局，我們也可想而知了。再到現代社會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蓬勃發展。由此可見，辯者本來是訟師，鄧析顯然是最早的訟師之一。不過他僅只是開始對于名進行分析的人，對于哲學本身并沒有做出真正的貢獻。所以真正創建名家的人是晚一些的惠施、公孫龍。

名家的思想精神是注重“名”而不是“實”?；菔?、公孫龍代表名家中的兩種趨勢：一種是強調實用性，而另外一種是強調名的絕對性。比如“這是桌子”，其中的“這”指的具體的實物，它是可變的，有生有滅。可是“桌子”是一個抽象的事物，它是“名稱”，它是不變的。永遠都是那個名稱。“名”是絕對的，“實”是相對的。就像“美”是這個詞是絕對的，而“美好的事物”只能是相對的一樣。

惠施的相對論

惠施是公元前350年左右的宋國人，他曾任魏惠王的相，是當時有大學問的人。他的著作不幸失傳了，《莊子·天下》保存有惠施的“十事”，我們所知道的惠施的思想，僅只是從此“十事”推演出來的。第一事是：“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這兩句話都是現在所謂的“分析命題”。它們對于實，都無所肯定，因為它們對于實際世界中什么東西最大，什么東西最小，都無所肯定。它們只涉及抽象概念，就是名：“至大”、“至小”。在惠施的思想中，大小都是相對的，在《莊子》中說：因而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保ā肚f子·秋水》）。

萬物是相對的，不斷變化的。萬物之間沒有絕對的不同，絕對的界線。每個事物總是正在變成別的事物。所以得出邏輯的結論：萬物一體，因而應當泛愛萬物，不加區別?！肚f子》中也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p>

公孫龍的共同論

公孫龍是名家另外一位主要領袖，出生于公元前284年左右。公孫龍不像惠施那樣強調“實”是相對的、變化的，而強調“名”是絕對的、不變的。他由此得到與柏拉圖的理念或共相相同的概念，柏拉圖的理念或共相在西方哲學是極著名的。

《莊子》的《天下》還載有“天下之辯者”的辯論二十一事，而沒有確指各系何人。但是很明顯，一些是根據惠施的思想，另一些是根據公孫龍的思想，都可以相應地加以解釋。習慣上說它們都是悖論，只要我們理解了惠施、公孫龍的基本思想，它們也就不成其為悖論了。

名家的哲學家通過分析名、分析名與實的關系和區別，發現了中國哲學中稱為：超乎形象的世界。在中國哲學中，有“在形象之內”與“在形象之外”的區別。在形象之內者，是“實”。譬如大小方圓，長短黑白，都是一種形象。凡可為某種經驗的對象，或某種經驗的可能的對象者，都是有形象的，也可以說是，都是在形象之內的，都存在于實際世界之內。也可以反過來說，凡是有形象的，在形象之內的，存在于實際世界之內的，都是某種經驗的對象，或其可能的對象。

道家是名家的反對者，又是名家真正的繼承者。在歷史上惠施是莊子的真正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