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就是媒體人的護身符，媒體人的勇氣、智慧、判斷、思想、良知、權力都來源于它。
這句話出自我很喜歡的一位新聞前輩。
不媚低俗、不失偏頗、不畏強權。
一句為事實說話，落得擲地有聲，蕩氣回腸。
影片《華盛頓郵報》正是這樣一個探討言論自由與報道邊界的故事。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打響了一場不見硝煙的全新戰役。
1955年，這場戰役的火焰迅速蔓延至越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執意對抗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
越南被迫一分為二，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曠日持久戰。
彼時，普通美國人對于政府挑起的這場戰爭還一無所知，蒙在鼓里。
他們天真地以為國家陷入了危機，青壯年男性應召入伍，為國捐軀是再自豪不過的一件事情。
而他們不知道的是，從艾森豪威爾到尼克松，每一任美國總統都對越南戰爭的活動必要性公開撒謊。
他們用國之重任粉飾太平，讓成千上萬的青年才俊命喪黃泉，讓無數的美國家庭分崩離析。
恰在此時，《華盛頓郵報》收到了一份7000多頁的絕密文件。
這份名為《美國-越南關系，1945-1967：國防部的研究》的文件中詳細記錄了美國對越作戰的陰謀與欺騙。
一時間，媒體人的原則追求與報社的生死攸關緊密相連。
如果公開，尼克松政府絕不會善罷甘休，一系列恐嚇打壓哪是一家小小地方報社消受得起的呢？
如果沉默，任由更多的美國青年成為政府實現一己私利的棋子，任人擺布、無端殞命，豈不是泯滅了做人的良心？
這注定是一場權力與理想的博弈。
贏了，皆大歡喜；輸了，一敗涂地。
距離印刷還有不到兩個小時，《郵報》高層必須立刻作出一個明確的答復。
“它已經不再是我父親的公司，也不再是我丈夫的公司，它是我的。如果任何人對此有所異議，他或許該離開我的董事會。”
當在場的幾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格雷勒姆夫人拿報社前途作賭注時，這個女人決定放手一搏。
第二天密件公之于眾，政府的惺惺作態順時激起千層浪，民怨激沸，游行不止。
同樣不平靜的，還有整個美國新聞業。
在《華盛頓郵報》披露了白宮對越南戰爭的真實意圖后，各個報社相繼響應，紛紛譴責美國政府道貌岸然、虛假偽善。
這是理想主義者的勝利，更是整個新聞行業里程碑的勝利。
影片有一段是終審宣判前，格雷勒姆夫人同法官助理的對話。
女助理說，她希望《華盛頓郵報》勝訴。因為她的弟弟，還在越南。
公道自在人心。
什么是一個媒體人的擔當呢？
或許，他該擁有最犀利的筆觸與最冷靜的大腦，做浮華世界背后的修行僧。
這條路注定漫長、艱難、清苦。
但我們要想往前走，就總得守住一些東西，再打破一些東西。
這是永遠值得我們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