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端午節了，記得出去買個粽子吃啊。”我在北京早高峰的地鐵里啃著外賣的面包，電話里，母親的聲音在軒軒嚷嚷的人群里和著轟隆隆的地鐵撞擊鐵軌的聲音傳進了我的鼓膜。
“嗯，知道了，知道了，掛了啊。”
掐指算來，離家已近二十年，這二十年里，不管大節小節的，媽媽的電話都風雨無阻的如約而至
“元宵節了，出去吃一碗元宵，一年圓圓滿滿的。”
“快中秋節了啊，你們發月餅了嗎，一塊也得吃一塊啊。”
而每年我過生日，母親都會在電話里說“今天我們替你吃了長壽面，我和你爸每人碗里還臥了一個雞蛋，長壽面加太平蛋。”父親總是湊上來說一句，“你媽一早就出去買油膏了，保佑你年年高。”
我收了電話，心里默念著，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高原軍人家庭里，小時候，每天去幼兒園都是媽媽把我扛在她那個除了鈴不響哪都響的自行車大梁上，每天晚上都是在媽媽狼來了的故事里入睡，碰到媽媽加班的日子都是姥姥陪著我說話，每每周末看著小朋友被爸媽牽著去游樂園玩，我都會躺在媽媽懷里哭著問媽媽，我為什么沒有爸爸呢，我爸爸去了哪里。媽媽總是告訴我，你爸爸在西藏當兵呢，沒有他們保衛國家有你們上幼兒園啊，乖啊，媽媽不忙了帶你去。
媽媽的話我不懂，真的不懂。我只知道，我的媽媽是全能，能掙錢買娃娃頭，家里燈泡壞了她能換，煤氣罐沒氣了她能扛……有一天，幼兒園回來，媽媽拉著我指著探親的爸爸說“快，叫爸爸”。我很恐懼的看著家里突然出現的陌生人，躲在媽媽身后怯怯的叫了一聲“叔叔”，從此，每天拉著問媽媽，那個叔叔究竟什么時候能回去啊。
1990年夏天媽媽帶我第一次探親，坐四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再坐四十多個小時的火車，那時候成都到拉薩一周只有兩次航班，在成都辦事處第二招待所等機票的日子一等就是一個多月，等到終于買到了飛票，下了飛機還沒看到來接的爸爸，我卻高原反應昏迷了，媽媽嚇得哆嗦，一個好心的叔叔給我吸了氧喂了糖水，我醒過來，看著哭成淚人的媽媽，拽緊了她的衣襟。
歲月不動聲響的悄悄過去，十六歲那年，我也步著父輩的足跡，成為了一名軍校學員。開學的前一天，媽媽給我做了最愛吃的干炸帶魚，把放在箱子里的東西一遍又一遍的檢查著，各季衣服，甚至洗衣粉肥皂衣架事巨細，我嘲笑她“我是去大城市西安，又不是去山里。”媽媽卻自顧自的收拾著“你還是孩子啊，剛去了一時找不到在哪里賣。”我美美的吃著，心里卻暗自樂著，從此離開這個事多的老得訓斥我的媽媽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隨著我的慢慢長大，越來越理解了媽媽的嘮叨，她也逐漸成為了我最親密的朋友，三十歲那年，每天忙著去國圖復習申論，成績卻不像我想的那么優秀，我在電話里向母親訴苦，母親微笑著安慰我“實在不行，轉業回來媽媽給你找工作呀。有什么呀，你還那么年輕貌美的。”我突然就樂了，母親用了年輕貌美形容她的女兒，可能每個孩子在母親眼里都這樣的吧。
媽媽確診癌癥的消息是爸爸告訴我的，“你媽病理切片送到太原腫瘤醫院了，結果不大好。”瞬間，我的眼淚就那么流了下來，心碎如一地玻璃渣，忘記了怎么掛斷電話，我急急得拿著病理單著急的咨詢著我電話本里每一個學醫的朋友，在寒風中我跑到協和醫院，在濃重的霧霾里，一個護工使勁的拉著平車，后面的家屬舉著好幾路液體努力的想把衣服遮住患者的頭，我呆呆的站在那里，腦子里一片混沌。回想母親生病的歷程，我深深的自責，在確診前半年，她就說摸到一個小小的包塊，去醫院超生診斷良性以后我就沒怎么上心。只是讓她勤去復查，有時候我在想，如果早半年手術，是不是就是良性瘤切完就沒事了？
媽媽手術的前一夜，我一夜未眠，看著她穿著病號服單薄的身影隨著護士走向手術室，我一個人跑到廁所大哭了一頓，哭的那么歇斯底里，那么絕望，自我工作以后，媽媽穿的衣服，戴的圍巾，爸爸拎的包，開的車都是我送的，家里的電器都是我換的，媽媽常常自豪的跟我得瑟“我和鄰居們說收到閨女快遞的車厘子，都說可羨慕我了。”我從心里想讓他們過的好，想讓他們安享晚年，一直認為給他們無憂的生活就是孝順，卻在那一刻，真切的發現，錢真的解決不了問題，我一年難得回家一兩次，陪伴她的時間真的太少了。我一遍又一便的祈禱著，媽媽，你對我還沒嘮叨夠呢，一定要好起來啊!
術后，我在病床旁陪伴著母親，我的媽媽是那個年代師范學校的專科生，一生要強，風里雨里，磕磕絆絆卻從不向任何事情低頭，我攙著她在走廊里活動，握著她的手，看著她笑盈盈的和這個病人打招呼，樂呵呵的寬慰那個病人，倒像個沒病沒災的人。而極少下廚的我忙碌在廚房里，對著百度菜單每天更換著食譜，每天煲一上午的蟲草湯，看著她安靜慢悠悠的吃著，我的眼前又浮現出童年里每天給我買兩個包子，自己啃饅頭就白水的媽媽。
我親愛的媽媽啊，對我和爸爸而言，你就是我們整個世界，我們相信，你一定會好起來的。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