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描述了作者保羅 對“是什么讓人類的生命充滿意義”的問題的探究。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是他作為醫生對這個問題的思索，后一部分是他得了癌癥后，作為即將一個離開這個世界的病人，直面死亡中，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和體驗。在生命的意義，保羅給出了他的答案。
作者認為人生意義的形成，來自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希望加深這種關系，所以在大二暑假的時候，他選擇在塞拉高山營廚房打下手。當時他的指導老師很吃驚地說“你以后是想當科學家還是...廚師？”。保羅回答說：“我要么去研究生命的意義，要么就去親自經歷和體驗生命的意義。”
在塞拉高山營的暑假，每一天都很充實，生機勃勃。保羅和不同的人與事物建立聯系，賦予自己生命豐富的意義。
“在高山、大地、宇宙這無限的遼遠廣闊之中，你情不自禁地覺得自己是渺小的一粒微塵，然而，還是能感覺自己的雙腳踩在大地上，確信自己存在于這莊嚴宏偉的天地之間。此時此刻，電光石火，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希望這里的工作人員能堆起柴堆……讓我的骨灰在風中飄落，與沙塵混雜；讓我的尸骨隨浮木一起漂流；讓我的牙齒消隱在沙土之間……我不相信孩子或長者的智慧。人生積累的經驗，被生存的細節磨損消耗。我們智慧的高峰，便是生活的當下。
在大學最后一年，作者和同學一起去了一所療養院，專門接收遭受過重度腦損傷的人。作者發現除了他們沒有其他外人來訪。導覽解釋說，病人剛送來的時 候，家人會經常來，有的每天都來， 有的甚至一天兩次。然后可能慢慢變成隔天來一次。后來就只有周末才來了。時間長了，過幾個月才來，甚至幾年才來看一次。次數逐漸減少，可能每年就是在病人的生日和圣誕節，象征性地來探望一下。最后，大多數家人都搬家了，似乎離得越遠越好。
保羅聽了非常憤怒，他順著一排小床走，突然和其中一個病人四 目相對。她大概十幾歲，快滿二十的 樣子，一頭黑發蓬亂糾結。他停下來，努力朝她微笑，想告訴她他是關心他們的。然后作者拿起她的一只手，軟塌塌的，原來有殘疾。但小女孩喉嚨里咕嚕 一聲，直視著保羅，露出微笑。“我覺得她笑了。”保羅肯定地說。
保羅說：“我完全無法相信那些父母就這樣把可憐的孩子拋棄了，也無法相信這個孩子，竟然朝我笑了”
這次參觀 讓作者對大腦作用的理解又增添了一個新的維度，大腦可以賦予我們建立關系，讓生命充滿意義的能力。 但有時候，大腦也會破壞這種能力。
畢業后保羅決定和那些備受煎熬的人建立聯系，在直面死亡與衰弱的同時，繼續追尋“什么讓人生有意義”的問題。
尸體解剖是醫學生的重大儀式，但也侵犯了圣潔的神明，令人剎那間百感交集：嫌惡、愉悅、惡心、沮喪與敬畏。
當你把尸體大卸八塊后，你很難再說這一堆東西是“人”了。偶爾，我們可能會反思，大家都在默默地向尸體道歉， 并非出于罪惡感，而是出于我們沒有罪惡感。
“教授，腹膜需要閉合嗎？”梅麗莎說，“我最近讀到資料說不用閉 合。” “上帝造物時閉合的，不要人為去分開，”主治醫生說，“至少只能暫時分開。我喜歡把東西恢復到原來的樣子——我們還是把它縫合了吧。”
F：做醫生的責任很巨大，不像普通的工作，錯了可以改，可能會有損失，但是醫療失誤，失去的卻很有可能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這也讓我慢慢理解醫者所面對的困難和壓力。
所有的醫生都治病救人，而神經外科醫生則在為病人保命與保住個性之間備受煎熬。對于病人和家屬來說，腦科手術應該是他們一生中最戲劇化的事情了，如此的緊要關頭，問題不僅僅局限于生存還是死亡，而是到底怎樣的人生才值得一活。你愿意用失去說話的能力，來交換多幾個月的生命，默默無聲地度過余生嗎（也許你要替自己的母親做這個決定）？你愿意冒著喪失視力的危險，來排除致命 腦出血的哪怕一點點可能嗎？你愿意右手喪失行動能力，來停止抽搐嗎？ 你到底要讓孩子的神經承受多少痛 苦，才會更愿意選擇死亡呢？因為腦部控制著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和經歷， 任何神經上的問題都迫使病人和家屬去思考：
到底是什么，才賦予生命以 意義，從而值得一活？
我意識到，在給病人的腦部做手術之前，我必須首先了解他的思想： 他的個性，他的價值觀，他為了什么活著，要遭遇什么樣的災難，才能合理地終止這條生命。
人人終有一死，作為一名住院醫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導病人或家屬去理解死亡或疾病。要是一個病人腦出血， 救不了了，送到醫院來，神經外科醫生與家人的第一次談話，可能將永久決定他們對這場死亡的感覺，有可能是平和地接受（“也許他該走了”）， 也有可能是痛苦的遺憾（“那些醫生根本不聽我們說！他們都沒努力去救他！”）。要是手術刀沒有用武之 地，外科醫生唯一的工具，就是言語。
在與死神糾纏扭打中，不斷直面和拷問生命的意義。我們背負著無形的枷鎖，肩負著生死攸關的責任。也許病人鮮活的生命就握在我們手中，但死神總是最后的勝者。就算你是完美的，這個世界卻不是。支撐我們繼續下去的秘訣在于，明白打從發牌的那刻起，你已必輸無疑，你會手滑，你會判斷失誤，但即便如此也要拼盡全力為病人奮戰到底。
你永遠無法到達完美的境地，但通過不懈的努力奮斗和追求，你能看見那無限接近完美的漸進曲線。
從醫之后，他拼殺在與死神對抗的第一線， 面對垂危的病人，用手術刀力挽狂瀾。當然也有無可奈何的時候，而正是這樣的時刻，令他明白醫者的職責，有時不是去挽救病人的生命，而是做一個領路人，引導病人和家屬， 度過人生中的艱難時刻，以后還可以創造新生活。
第二部分 至死方休
保羅被確診得了肺癌，他本來有很多計劃，并且那么地接近事業巔峰。現在他卻重病纏身，想象的未來和個人的身份認同轟然崩塌。他面對著那些病人曾經面對過的，有關“存在”的問題。
醫生和病人的雙重身份讓我有種撕裂的感覺，我一邊鉆研醫學，一邊又轉向文學作品尋找答案。面對自己的死亡，我在掙扎，是重建舊生活，還是去尋找新生活？
保羅：不過我每周的主要時間并非在進行認知療法，而是接受物理治療。在物理療法上，我還沒進展到舉重物的那一步，只是抬抬腿什么的。 這就已經累得我筋疲力盡了，真是丟臉。我的腦子還在，但根本找不回以前的自己了。我身體很虛弱，不堪一擊，那個經常去跑半程馬拉松的人， 似乎已成為遙遠的過去。負責我物理治療的教練凱倫問我有什么目標，我說了兩個：可以騎自行車，可以出去跑個步。身體虛弱了，決心就變得很重要。我每天都堅持鍛煉，力量每增加一點，我的世界就更寬廣一點，我自身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一點。我開始增加鍛煉的次數、 抬舉的重量和練習的時間，逼著自己 一直練到想吐為止。兩個星期后，我可以連坐三十分鐘不覺得累，也能跟朋友出去吃個晚飯了。
“我無法前行。我 仍將前行。”
那天早上，我做出了一個決定： 我要逼迫自己，回歸手術室。為什 么？因為我做得到。因為那就是我。 因為我必須學會以不同的方式活著。 我會把死神看作一個威風凜凜、不時 造訪的貴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 是個將死之人，我仍然還活著，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無數病人希望和醫生談病情的預期和預后情況，然而病人們尋求的，不是醫生們沒說出口的科學知識，而是那種必須靠自己才能獲得的穩妥的真切感。過于深入地談論數據，就像給干渴的人喂太咸的水，無異于飲鴆止渴。面對死亡產生的那種焦慮，遠不是數據上的“概率”可以緩解的。
保羅：你要是告訴我，還剩三個月，那我就全部用來陪家人；還剩一 年，我可能會寫一本書；還有十年， 我就回去救死扶傷。“活在當下”這種真理對我根本沒有幫助：我這當下到底該怎么活啊？
也許在缺乏任何定論的情況下，我們應該假設自己能活很久。可能這是前進的唯一辦法。
保羅致女兒卡迪的一封信：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會有很多時刻，要去回顧自己的過去，羅列出你去過的地方，做過的事，對這個世界的意義。我衷心希冀，遇到這樣的時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經讓一個將死之人的余生充滿了歡樂。在你到來之前的歲月，我對這種歡樂一無所知。我不奢求這樣的歡樂永無止境， 只覺得平和喜樂，心滿意足。此時此刻的當下，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