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王維鄭虔之四：一生幾許傷心事（3）
除了“包養”之傷，王維更深層次的傷是：跟著安祿山干過，嚴格地說，這不是今天所謂“站錯隊”，這是“反叛”朝廷，換個場所，這是滅九族的大罪。
當然，安史之亂是一種特殊情況。安祿山本身就是大唐的節度使，他奪取了都城長安，占據了大半個中國，他占領區的所有行政機構還要正常運轉，他不重用原來唐朝的官員，還到哪里去找？所以，跟著他干的官員太多，殺不完。
不過，在中國歷史上，政權變遷，改朝換代的時候，知識分子們往往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選擇，那就是：跟誰干。這個問題往往牽涉到知識分子的所謂“氣節”“名節”，一旦選擇錯誤，很有可能遺臭萬年。
文天祥寧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可法抗清，顧炎武“避清”，都留下了萬古不滅的英名。吳三桂，洪承疇，錢謙益諸君，先后降清，令后世鄙夷。即便明代的方孝孺，原來跟著建文帝，朱棣奪權，這原本是朱家“窩里斗”，既不牽扯民族之爭，也無關國家存續，只是涉及誰是“正統”的問題，結果，他老人家對朱棣罵不絕口，剛直不屈，孤忠赴難，被誅十族。他的愚忠不足為取，惟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為后人所敬仰。當代寧海人、臺州人都非常認同并贊賞這一評論，寧海還將其中的硬氣評選為寧海精神之一。
王維跟著安祿山做官，就本人所見史料，古人除了極少數人有“污賊不能”“尚少一死”“陷賊中不能死”等等書生意氣之語，大多數人“哀憐他的不幸”，并未過多苛求他的“名節氣節”，從而對他進行責難。其中原因何在？筆者冒昧揣測，不過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他是被逼迫的，在任偽職期間還寫過懷念唐王朝的詩歌。這個問題下面要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此處不再多說。
第二，安祿山跟大唐朝廷本是一條船上的螞蚱，他是朝廷的仆射，節度使，雖然跟中原地區有“夷漢”之分，但考慮到唐代民族大融合的程度很高，日本人波斯人都有被朝廷接納做大唐官吏的，其他少數民族做高官的數不勝數，像后來的平叛元勛李光弼（契丹族）等等，所以，安祿山的反叛，實質上屬于“窩里斗”，充其量也只是涉及“正統”“非正統”的問題。從這個層面講，他其實跟朱棣篡權沒多大差別（這樣說，不知道會不會挨罵）。畢竟，朱棣是朱元璋的親兒子，安祿山也是楊貴妃的“干兒子”。
第三，“名節”“氣節”這種價值觀的形成，其實是一種文化在知識分子的思想意識里長期沉淀的結果，而文化的形成，更需要千百年來無數次的積累升華和凝聚。在唐代，這種文化價值觀似乎尚未完全定型。而且還有一個現象，文化越開放，文化就越包容，文化越包容，在知識分子身上所體現的文化思想就越復雜，而這種復雜的文化思想也促成了知識分子面對種種世相，做出完全迥異的選擇。
比如，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個時代的所謂的“士”在面臨著服務的政權如何選擇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個人的發展，而不是“忠君愛國”。商鞅是衛國人，跑到秦國變法，吳起也是衛國人，一生歷侍魯、魏、楚三國，孫子齊國人，成了吳國軍事家，李斯楚國上蔡人，也成了秦國政治家。
列寧說：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的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
大唐那個時候，距離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的定型，畢竟，還有些太遠。而到后來，“愛國”和“忠君”緊密結合，無法分割，這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大唐，仍然有些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