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浙江大學迎來120年校慶。在浙江大學文科回顧展中,有鐘鐘山先生的事跡報道。
鐘鐘山先生1924年任之江大學教授兼國文學系主任,至1937年底抗日兵興,凡一十四年。在校期間,廣納群賢、設置科目、興辦詩社……鞠躬盡瘁,為國文學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怎奈日寇入侵,壯志未酬,令人唏噓!
近來得浙江大學歷史系張凱教授《民國杭州國學》一書,對鐘鐘山先生在杭州行蹤多有描述,玆摘錄如下,以紀念先生:
1920年代初,國文學系在聘請知名學者、國學家鐘泰(字鐘山)為國文系主任后,為國文學系在三十年代迎來了發展高峰期奠定基礎。鐘泰(1888-1979),江蘇南京人,號鐘山,別號待庵,曾更名育華。早年肄業江南格致書院,繼之留學日本,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歸國后,1905年至1911年任兩江師范學堂日文譯教。辛亥革命時曾入安徽都督柏文蔚幕府。后歷任安徽高等學堂教師,南京法政專門學校(后改法政大學)日文教席,并開老、莊講座,又任《共和雜志》社社長。
1924年起,轉任杭州之江大學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國學研究方面成果眾多,著作等身。民國有學人贊譽:
鐘山富于理性,純于學,其為書立例謹嚴,愾乎獨肩砥柱東流之責,可謂憂世之深矣。且夫古今能為學者,不出高明、沉潛之兩途,沉潛者務涵泳,高明者喜創辟。涵泳久而理積,理積而后體用備,內足以養吾心,外之足以理天下國家,充實光輝,儒術乃以見尊于世;創辟者之于學焉,不務蓄德而以求知,求知者必求勝于人,求勝于人之心不已,將谿刻以求古人之失,或先立章制,而以古人之言行就我。夫以古人之跡之傳于今,窎遠而莫見,鉏鋙而不相合,固矣其不可強同,因而疑之,信與疑不相害也。以疑古為求學之方,師師相承而其術益密,乃近于名法家之所為。是故今之學者,移治經之心力以治子,往往自暱于名法,而敝屣儒術。儒術之中有荀卿焉,陽儒而陰法,崇名而絀性,其書倍譎不同,往往出于其徒李斯輩之所竄易,學者故軒之,躋之于孔、曾、思、孟之左。最近學風扇播,總其略,墨名而荀性,為世大宗,賢圣微矣,抑不知夫圣之所以為圣,賢之所以為賢,首出群倫,包三才,育萬物,廓然性分之天者,其視諸子,猶鯤鵬之于蠛蠓焉。嗚呼!章制密而儒道衰,考據精而名法盛,因不與果期而卒與之相赴,一孔之士,南面撝呵,硜然獨訂賢圣之得失而高下其名位。蓋三十年來學術思想,既不得保其統緒,雅頌政教,且隨之以傾,然而倡此者家自以為哲學,人自以為真理,理不必真而橫流滋蔓,夫豈非高明者之過與?鐘山之擇術焉醇,其觀古焉涵泳反復,久而得其通,儒者經世之體也。世之為學者,大都握今之轡,以馭古之跡,是以毀轅折策而其道大窒。窒則愚,通則哲。
鐘泰畢生致力于先儒哲理之學,尤精周秦諸子,下及宋明理學,治學主宋學而不鄙薄???、訓詁。融會貫通,博采眾長,成一家言。所著有《中國哲學史》、《國學概論》、《荀注訂補》、《莊子發微》、《春秋正言斷詞三傳參》及《顧詩箋校訂》等。蔣禮鴻《〈莊子發微〉引》贊許道:“先師鐘泰先生以邃于老莊聞,其于莊子之書沉潛蓋數十年,以為莊子之書一溷于道家,再溷于神仙家而其旨晦。其溷于神仙家,學者能辨之;其溷于道家,鮮有能辨者。韓退之、于孔子陽擠而陰助,乃與世之論莊周者異。然亦但求之于文,未嘗會通莊書之蘊與其宗本,未知周之內圣外王之學乃宗于孔氏而為顏淵之傳也。即師之所見,亦嘗以為周之學蓋兼綜儒老,晚乃知其不然,斯可謂學與年進,探本握樞者矣。既病解莊者之多失,乃比類六經之旨,較以苦縣之書,以為《莊子發微》一書,沈吟篇章,反覆義旨,博考而詳說之,其于闡發莊旨,粹然成一家之言,尚論者必不得而遺也。蘇子瞻,或以為周之學出于子夏,或以為周之學?!辩娞┲塾诒疚?,論世、知人、探微、顯隱、追尋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內在的理論脈絡。有學者評價鐘泰執教于杭州之江大學時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在東西哲學與文化融合論逐漸興起之時,其價值“重在倡導以中國本位的敘事方式研究中國哲學史,采取對傳統經學的揚棄態度。其中對已有中國哲學史體系和范式的批評反思,是中國哲學史學科早期寫作中最突出和具有代表性。”1930年代,在鐘泰的領導之下,之江大學國文學系逐漸壯大,成為杭州地區國學教育與研究的重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