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恕是最早由孔子提出，曾子根據孔子進行闡述，在孔子的思想里，忠恕一詞包含的意義很多，有很強的延展性，實質是仁愛博愛，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恕要求根據自己內心的來推斷別人的感受，達到推己及人的目的。或者換句話用共情來理解。孔子在《論語· 雍也》篇中還說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這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與人。”有相似的含義，但是后一句話較為消極些，而前一句顯得主動、積極。

關于“忠”，則和曾子說過的“為人謀而不忠乎”有關。這里的“忠”是指盡己之力為人謀事，忠于職守。據此，宋代朱熹：“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后世儒家對忠恕的解釋不盡相同，但都有推己及人，即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之意。以后“忠恕”二字逐漸被連在一起作為一個特定的概念使用，不再分開。上述兩句話：“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變成為“忠恕”一詞的具體內涵或解釋。兩千多年來，“忠恕”一直是儒家道德修養的重要內容，并且至今對于人際關系的正確處理仍有實際的指導意義。

中庸的忠恕思想原則對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賦予更豐富的涵義，如互不損害，寬容并行不相悖。

而談到后來的恕道思想不可不談朱熹，他作為宋明理學大家，對儒學的大眾化做出了貢獻，恕道思想也是他的重要思想之一。“恕道”經過朱子的發展豐富了固有的內涵，也有了更廣和更深的倫理價值。他隱顯、內外、天人等關系闡釋忠恕不離；用敬與恕的關系以及如何主敬行恕等說明敬恕一貫之理；從愛人之恕、責人之恕、不忠之恕、天地之恕、圣人之恕等五個方面對恕的層次作一區分。

而近代馮友蘭等對孔子的這種恕道觀進行質疑，認為善心未必一定能得到善果。善惡不辨，好壞不分，失去原則，僅止于出自“善心”而講“恕道”，客觀上只會縱容壞人，傷害好人，敗壞風氣，助長邪惡。根本不可能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但是個人私以為認為自程朱乃至近人如馮友蘭等的詮解多有違孔子之意。它將忠和恕割裂為不相干的詞語，忽視了當時的背景。“忠”是對“恕”的限定和修飾，意為忠的“恕”，即出自中心、出自中道的恕，而非出自私欲、出自偏好的恕。這樣的恕，基于眾人之欲之求，發乎良心，合乎道理。但對忠恕的易曲解這也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在實際行動中運用也易于發生一些困境沖突，如：強調寬容是基于人性善，但實際上近代以來的政治都以人性惡為倫理基礎，并且當人們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時，自己認為好的對的就推及給別人，首先是否確定自己的就是對的，是否是普遍適用的?其次，推及給別人是否有強人所難，甚至對人專斷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