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24

我的插隊經歷之難忘的1971年

作者：大老王

作者是同事的愛人，同樣的農村插隊經歷，產生了共同的話題，幾年前將本文發我，讀后一直收藏，現經作者同意，特推送本人公眾號供各位讀者欣賞。

前言

? ? 我于1968年12月告別北京到山西朔縣（現在的朔州市）的B村插隊，在那里待了將近6年的時間，于1974年9月上學而離開。將近6年的插隊生活中，有許多經歷和感受，而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在1971這一年間所發生的林林總總。

1971年是我到農村插隊的第3個年頭，也是我在農村生活中經歷最豐富并充滿跌宕起伏的一年

。

在這一年中，我有幸成為公社工作隊的一名隊員，參加了在農村開展的運動，使我能夠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和了解農村、農民、大小隊干部和公社干部。

與此同時，我還經歷了招工被拒的沉重打擊，感受到了從天上跌倒地下的痛苦。

這一年在我的身邊和身上所發生的一切都對我的一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而使我在思想上和行為上產生了巨大轉變。這一年我剛剛21歲。

一．參加工作隊

在經歷了1969年的新奇和1970年的艱苦以后，迎來了1971年。

春節過后不久，同學們就從北京陸陸續續回到了村子，沉寂了3個多月的知青大院又恢復了生機，每天晚上各個小屋里又是坐滿了前來串門的老鄉，從每個房間不時傳出陣陣說笑聲，飄蕩在漆黑的夜空。

伴隨著春天的到來，土地逐漸解凍，冬天的積雪慢慢地融化，小草鉆出了地面，然而與此同時狂風席卷著沙塵也如期而至。從3月中旬開始，幾乎每天從早到晚整個村莊都被沙塵覆蓋。望著漫天的黃沙，啃著窩頭嚼著有些發霉的酸菜，剛回村時與同學和鄉親們的重聚所帶來的一點點歡樂蕩然無存。

又要開始重復前一年的勞動了。想起這兩年的艱辛，我的心中不禁產生了一種畏懼，不知道該如何扛過這一年。

就在我感到十分茫然的時候，3月底的一天下午，忽然公社來人到知青宿舍，通知我和女同學小劉去公社開會。到農村兩年多了，雖然公社的小院就在知青宿舍旁邊，但是平時也就是到那里取信件或者看看報紙，還從來沒有參加過會議，有什么重要事情嗎？為什么只有我們倆人呢？……我懷著種種疑惑走進了公社的小院。

會上，經過一位公社干部的說明，才知道縣里根據省革委會的部署，要在全縣范圍內大規模開展“一打三反，整黨建黨，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作為第一階段，每個公社都選擇幾個試點村，組成工作隊進駐。我們公社選了3個村子搞試點，全縣算起來有幾十個試點村。這樣大的運動需要很多工作隊員，但是縣里和公社的干部不夠用，于是，就從縣里的其它部門和知青中抽出一批人充實工作隊。這樣，我和小劉就幸運地成為了B公社的工作隊員，另外，還有其它2個知青點的1名男同學小李和2名女同學小張、小賀。

聽了這樣的說明，我感到異常驚喜。天下竟還有這么遂人心愿的好事兒嗎？就在我如此困惑之際，及時雨般地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使我能夠堂而皇之地逃離那累得要吐血的農活，如此體面，如此榮耀，真是做夢都不會遇到。當然，除去這點隱藏在心中的私念以外，我對于參加工作隊搞運動還是充滿激情和向往的。文革前在北京就曾經聽大學畢業的哥哥和姐姐們講過他們到農村參加“四清”的故事，覺得非常神秘有趣，甚至幻想過哪一天自己也能參加這樣的工作，而如今就要成為一名工作隊員，去參加農村的革命運動，怎能按捺住心中的激動？另外，我還強烈地感覺到這兩年的辛苦沒有付之東流，公社能把我抽調出來就是充分肯定了我這兩年“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表現，是一種不言自明的評價，是給予我的一種褒獎。所有這一切都促使我下決心要好好干上一番，不能辜負公社和大隊對于我的信任。

第二天，我們5名同學就去縣城與已經到達那里的公社書記等大隊人馬匯合，參加前期培訓。在縣里見到了許多來自其它公社知青點的同學，還有不少到朔縣插隊的大學生。開大會時，工作隊員坐滿了縣大禮堂，足足有三、四百人，群情激昂，歌聲四起，充滿了革命氣氛，場面很是壯觀。培訓進行了幾天，學習了很多文件和政策，算是武裝了頭腦。

培訓完畢，我們就隨工作隊開始進駐試點村，準備搞運動了。

當時工作隊的組成是這樣的，隊長是本公社的負責人，隊員是縣里和公社不同部門的人員以及知青。任何一個公社的工作隊都在本公社的范圍內搞運動，沒有相互跨社交換。

我和小劉參加的工作隊的隊長是公社副書記、副主任老葉，隊員除去我們倆人以外，還有B公社學校的馮校長、縣供銷社的李供銷員以及2、3位縣里的一般干部，一共7、8個人。

這些人中，我只認識馮校長，他算是我們知青的老相識了。但是，這位老相識對我卻很不客氣，一見面就一臉怒氣地對我說，你們這些知青去年可把我們學校老師害苦了！馮校長為什么對我村的知青如此有意見呢？為何這樣抱怨呢？這完全是因為去年我們知青與學校之間發生的一件事。

二．圓白菜事件

其實，我們知青與學校的老師們和學生們的關系是不錯的。1969年的9月，我們知青的宿舍終于建好了，于是，我們就分別從臨時居住的各個老鄉家搬到了自己的新家，開始了集體的生活。

我們知青的排房就建在學校的前面，與學校僅一路之隔。學校是公社一級的小學加初中，學生來自全公社的各個村莊，人數不少。學校的院子很大，除去教室和宿舍以外，吸引我們知青的是，學校內有一個用水泥砌成的乒乓球臺和一個歪歪扭扭的手工造的籃球架以及半個球場，學校還備有乒乓球拍和一兩個籃球。于是，搬到這里以后，我們男同學就成了學校里的常客，在空閑時就會相約去學校院里借上乒乓球拍或籃球玩上半天，在枯燥的勞動中算是有了一點娛樂。村里的孩子們不會打球，也很少見到過打球，因此，無論我們是打乒乓球還是打籃球，都會吸引很多孩子在一旁觀看、喝彩，而學校的體育老師也會在我們打球時有意識地把孩子們召集起來一起看我們打球，這使我們很得意。學校的老師們與我們的關系普遍不錯，特別是這位教體育的劉教師，他畢業于本省的一所大專，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到公社的學校教書。他經常到我們知青的宿舍聊天，與我們很談得來。在所有的學校職工中，只有這位馮校長與我們的關系不夠融洽。不知是因為作為校領導要有尊嚴呢還是看不起我們這些初中畢業生，這位馮校長對于我們知青總是繃著臉，一付高傲的樣子，對我們到學校打球也極不贊成，但我們北京來的青年人誰會在乎他的態度，根本沒把他放在心上，沒有把他當回事兒，照樣干我們想干的事。

1970年的春天是我們開始集體生活的第一個春天，大家對集體生活懷有很大的熱情，做出了不少努力，盡量改善我們的生活。首先，我們在老鄉的幫助下，在院子里打了一口井，雖然水質不太好，有些苦澀，但還是省去了到村里的水井擔水的麻煩，我們還養了兩口豬和一條狗。除去這些以外，我們還把院子內的一塊兒土地平整出來，準備種一些蔬菜，以便改善日常的伙食。然而，這塊地的土質很差，翻出來的都是生土，需要很多肥料才能保證給蔬菜足夠的營養。那時雖然已經有了化肥，但是大隊沒有錢，買不起多少，極其珍貴，不會輕易送給我們，因此只有使用農家肥。然而在B村，牲畜和家禽都極少，農家肥根本就指望不上用這些動物的糞便，從而就只有人的糞便了。B村以及周圍的村子都是大片的鹽堿荒灘，雖然人均的土地很多，但是極其貧瘠，莊稼的產量很低，而且由于人少，沒有多少糞肥，所以在村里糞便就非常珍貴。我們知青院子里也修了一個廁所，但是，連接廁所的大糞坑挖在了墻外而且很深，從糞坑掏糞對于我們知青來講很不容易，但即使這樣，糞坑里只有稍有積蓄，就會有老鄉跳進去掏個干干凈凈挑回家去歸了自己，因此，糞坑里總是存不到糞便。除此以外，自從廁所建好后，就不時有村里的小青年跳到糞坑里順著蹲坑的開口向上偷窺，而且還到處炫耀看到了什么。不要說女生了，就是我們這些男生也都感到很尷尬、氣憤但又無可奈何。后來，我們發現學校的廁所修建的不錯，使用比較方便，于是，我們就經常去學校解決問題，從而給學校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糞便。現在，我們也需要糞肥了，就想去學校掏一些使用。不曾想剛掏了一次就被學校制止了，理由很簡單，這里是學校的廁所，里面的糞便就是學校的財產，絕不允許外邊的人從這里掏走！尤其是馮校長，每天都瞪大眼睛看守著廁所，還鼓動學生們轟趕知青。馮校長斷了我們的糞源，再加上我們沒有種菜的技術和經驗，結果，只有小白菜還算長勢不錯，而像西紅柿、黃瓜等都是剛出苗就死掉了，沒有成功，反觀學校里的菜地，圓白菜等長得十分茁壯，這使我們心中忿忿不平，決定找個機會給學校特別是馮校長一點顏色看。怎么辦呢？有個同學提出來干脆到秋天時幫助學校搞個 “秋收”！這個主意立即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熬過了春夏，迎來了收獲的金秋，學校院里的圓白菜也該收割了。我們耐心地等了好幾天，終于等到了一個沒有月亮而且狂風大作的夜晚。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男生全部出動了。那時，我們都在各個小隊負責看田，所謂看田，就是每天到成熟的莊稼地巡視，防止老鄉們偷盜糧食，夜間我們也要經常出來到地頭和村子各處轉轉，所以我們夜間出來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懷疑。學校里除去劉老師外，其他的老師都有家眷，有自己在校外的家，下午放學后就紛紛回家了，而劉老師的老家在太原附近，獨自一人在這里工作，因此學校就由他在晚上看守。我們進行了分工，由1個人到劉老師那里聊天，防止他突然從屋里出來到院子里，使大家都尷尬，4個人進學校的菜地割菜，剩下的幾個人包括我在知青院里接菜并負責存放。行動開始了。割菜的4個人悄悄地摸進了學校的院子，在風聲的掩護下，揮動著鐮刀，沒用多少時間就砍下了大部分圓白菜，抱回來隔著墻頭遞給了我們，行動很快，沒有幾個來回就結束了。我們檢查了一下戰果，竟然有20多個碩大的圓白菜。當地的圓白菜可不像北京菜場賣的那樣小，每一個都有5、6斤，大的甚至有10斤左右，像一個小磨盤。這么多放在什么地方才保險而不被發現呢？開始，我們把這些菜放到庫房里，蓋上一些雜物，但是，無論誰一眼看去都會發現多出了不少東西，太顯眼了，我們又想了一些辦法，但是總感到不安全，忽然，我想到了何不放進剛剛挖好的菜窖中？菜窖是我們為了存儲過冬的土豆而挖的，一共2個，每個都是相當大的呈矩形的大坑，有一米左右的深度，上面蓋上玉米稈，然后再壓上泥土。菜窖就在宿舍排房的前面，這時土豆還沒有收下來，菜窖是空的，敞開著窖口。我的這個建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于是趕緊把這20多顆大個的圓白菜搬進了菜窖內，垛放在最深處從窖口絕對看不到的位置，然后，把掉下的菜葉等一切可能暴露的東西都打掃干凈，最后，仍然大敞著窖口，以免引起外人的懷疑。做好了這一切以后，我們才懷著興奮的心情回到各自的房間睡覺。

第二天一早剛起床，就聽到房后的學校院內人聲嘈雜，不用說，肯定是因為菜被偷的事。我們像無事一樣，也裝作湊熱鬧，到學校院子查看。只見老師和學生站滿了院子，都沒有上課，而是在雜亂地指點著和議論著，再看菜地一片狼藉，一顆顆圓白菜都只剩下挺立著的粗大的根部，地上到處是被丟棄的菜幫，像是遭受到了一場劫難。幾位老師正帶著學生清點，從他們的口中不時冒出憤怒的謾罵。我們沒敢吱聲，但心中還有些解氣，看以后學校特別是馮校長還有沒有膽量和我們知青作對。后來才知道，學校的菜從來沒有被偷過，雖說老鄉們經常偷拿生產隊的莊稼，但是還沒有人敢到學校作案，這是因為一來老鄉們非常尊重學校的老師這些有文化的人，二來也是更重要的是學校屬于公家的地界，偷學校的東西就是偷公家的財物，同樣是一棵菜，從生產隊的地里和從學校的地里偷拿，罪過是截然不同的，在這一點上老鄉們分得非常清楚，故而他們只是在本小隊內的范圍干些小偷小摸的事，絕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這次失竊簡直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除去前面一排房子中的知青誰還有這么大的膽子？不用判斷老師們也肯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學校向公社報了案，但是捉賊捉臟，沒有拿到贓物就沒有證據，沒有證據就無法定罪。于是，學校派劉老師到我們的房間串門，探聽情況。劉老師與馮校長的關系不好，因為出身問題總是被馮校長壓制，平時與馮校長常有小摩擦，現在這樣的時刻自然不會為學校全心全力辦事，同時他并不想跟知青撕破臉，因此，他只是大致地到各個房間都坐了坐，聊天的同時悄悄觀察了一番，經過菜窖時，還在窖口停頓了一下，彎腰朝里面看了兩眼，然后就回去匯報沒有找到什么證據。接著，從沒有與知青打過交道的公社治保主任也來到我們的院子轉了轉，沒話找話地聊了幾句，待了幾分鐘就回去了，算是對學校報案的回復，至于大隊干部，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出面。看到了公社和大隊的敷衍態度，我們心里踏實了很多，也強硬起來，就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也不理睬學校的老師和學生們的白眼。其實，前一天晚上雖然風很大，但是我們這么多人來回在學校院子與知青院子之間不停跑動，咚咚的跑步聲夾雜著清晰的普通話，周圍的老鄉們會聽得很清楚，也都知道這些知青們干了不光彩的事情，但是，老鄉們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絕沒有一人開口做證，知青宿舍周圍的幾戶人家在我們來回跑動搬菜的時候，紛紛吹滅了油燈“睡覺”，誰也“沒看見”。公社和大隊方面對知青的事情不愿意過于插手，對校方安撫了幾句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過去了。這一下學校吃了一個大虧。因為B村一帶十分貧窮，一年四季幾乎沒有蔬菜，全依仗秋天收獲的不多的圓白菜和胡蘿卜，腌上好幾大缸酸菜吃上一年。而現在學校的圓白菜幾乎全被我們盜走了，一下子陷入了困境，老師們個個氣憤萬分，只是不知道如何發泄。不過，學校也有補救損失的辦法，那就是給每個學生分派任務，向全校的學生進行征收。實際上每到收獲的季節，學生們都會多多少少給學校的老師們送來一些東西，算是對老師的尊敬和答謝，但那都是學生和家長自愿的行為，而且送多送少完全依據各家的實際情況，沒有什么標準，即使不送也沒什么過多的不良后果，可是這一次不同了，老師們面臨著斷菜的危險，每個學生無論家境如何，必須給老師們送一定數量的菜!學生們誰也不敢違抗學校的命令，紛紛從家里搬來了圓白菜，同時也就把知青們偷菜的丑聞帶回了各個村子，結果，全公社的老鄉都知道了B村知青們偷了學校的菜，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不過，好在我們村的知青們這兩年多以來的聲譽還不錯，勞動很賣力，也從沒有干過偷雞摸狗的勾當，從公社到大隊都留下了比較好的印象，這件事也就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從人們的心中淡化、消失，沒有進一步發酵擴大。這是我們B村的男知青們在幾年的農村生活中所做的唯一的一次集體盜竊行為，雖說事出有因，但是現在想起來，當初年輕，處理事情過于簡單、沖動和意氣用事，老師們帶著學生們辛苦勞作了整個春夏，眼看著要豐收了，卻被我們不勞而獲，做得確實太不像話，甚至可以說性質惡劣。其結果，對于學校老師們的傷害太大了，而且，由于學校向每一個學生征收蔬菜，把損失轉嫁到老鄉們的身上，這就相當于我們間接盜竊了老鄉的財物，因而我們在事后都產生了一些自責，感到心中有愧。現在受到馮校長的當面指責，我沒有抵賴，而是痛快地承認了錯誤，并向他賠不是，說了不少好話，當然也把我們當初為什么產生給學校“秋收”這一念頭的原因向他做了解釋，算是與他進行了溝通，這也是我代表我們知青第一次正式向他道歉。馮校長見我態度誠懇地代表知青認了錯，也就表示事情就此為止，以后大家還做朋友，還表示歡迎知青們到學校打球等等。這樣，“一打三反”運動還沒有開展，倒先把我們和學校之間的疙瘩解開了，使得我與馮校長彼此不再有隔閡，能夠全心投入到運動之中了。

三．工作隊長老葉

我們這個工作隊進駐的村子是B村以東5里地的W村，這是朔縣最靠東面縣界的一個小村莊。村里人口只有200多，分為2個小隊。W村的貧窮程度比B村更嚴重，全村找不出幾間像樣的房屋，糧食多年不足，老鄉長年靠吃國家的返銷糧度日。所謂返銷糧是在那些產量不能達到農民們基本口糧的村莊，由國家從糧庫賣給農民們以補足大家的基本口糧的那部分糧食。在B公社，W村缺糧的情況是最嚴重的，因此購買的返銷糧也是最多的。W村里主要是張姓和王姓，支書姓張，大隊長姓王，這倆人都是土改時入黨的農民骨干，是村里的老干部了。

工作隊進駐之前村里就已經接到公社的通知，所以早早地為工作隊的住宿做好了安排。我和葉隊長住在老貧協主席家，老貧協主席和老伴兒是非常和藹可親的人，兒女們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只有老倆口。他們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騰出了一間屋子，作為我和葉隊長的居室兼辦公室。其他的隊員也都妥善地安排好了。

那時，工作隊員吃飯按照縣里的規定，是吃“派飯”。“派飯”就是到老鄉家吃飯，哪天去哪家由大隊分配，一天一換。當時的口號是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被分配接待的都是貧下中農。由于工作隊員多，一家不可能同時接待，所以，就1人或2人去一家。只要確定去哪家，那么當天的三頓飯就都在這家解決。當時的標準是，一天9兩糧票、3毛錢，不分早、午、晚，只要吃一頓，就交給老鄉3兩糧票、1毛錢。飯費由縣里全額補助，糧票自己出。工作隊員除去我們知青以外都是國家正式職工或干部，所以他們有糧票，而我們由所在的大隊幫助把我們的口糧到糧站兌換成糧票，并且由大隊給我們記最高工分，作為我們的工作報酬。

我們的隊長老葉高大魁梧，濃眉大眼，雖說是正統的山西人，卻很像一位山東大漢。老葉的資歷很老，朔縣還沒解放就參加了革命工作。他調到我們公社也有一年多了，但是因為經常下村，很少在公社辦公，所以原來與他極少接觸。這次一接觸，就感到老葉與其他的公社干部有極大的不同。

僅從著裝看，老葉根本不像是公社副書記、副主任。那時的公社干部基本上是一身中山裝或干部裝，左上兜插著鋼筆。但老葉不是這樣，他總是穿一身跟農民一樣的中式褲褂，一雙解放鞋，腰里別著旱煙袋。如果不是他背的公文包和騎的自行車，一定會把他認成是一位衣著整潔的農民。

工作隊完全進駐以后，就應該開展工作了。而搞什么呢？從哪里入手呢？就都要聽隊長老葉的了。老葉這樣對大家講，現在是春耕春種的關鍵時期，工作隊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幫助村里搞好春耕春種，絕不能耽誤了農時，相反一定要搞好今年的生產，在“農業學大寨”方面做出成績，這一點也是這次運動的一個方面，至于其它的工作等以后不忙時再搞不遲。而且，老葉身體力行，每天早飯后，他都扛上一把農具，卷起褲腿，到田間地頭，跟老鄉們在一起。到W村沒多久，他就把村里的田地跑了個遍，哪塊地墑情如何，種了些什么，出苗的情況等等都搞得清清楚楚。在他的帶動下，我們也不敢怠慢，每天也盡量到地頭走走看看，了解一些情況。不過，老葉為了照顧我，經常讓我在家里整理資料和文件，而我也很樂于坐在屋里干這種類似秘書的工作，避免了在外面的風吹日曬。

那段時間，村里的春耕春種搞得紅紅火火，老鄉們的熱情和干勁都很高，大家反映多年來就這一年的春耕搞得最好，都盼望著今年會有一個好收成。

每天晚飯后，無論有事無事，大小隊干部都會樂呵呵地來到我和老葉的房間，炕上、板凳上隨意而坐，一邊聊天一邊議事。老葉就坐在大家之中，抽著旱煙，與大家一起說說笑笑。話題包羅萬象，幾乎無所不聊。大家都直呼老葉而不叫葉主任或葉書記。許多村里的工作也就在這樣的半是開會半是聊天中決定和解決了。由于老葉對村里的情況了如指掌，對于生產上的問題說得頭頭是道，因此村里的干部們也是心服口服，對老葉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大都愉快地接受。即使有了不同意見也不要緊，可以跟老葉討論甚至爭辯，直到有了結論。看得出，那時每個村干部的心情都很愉快，都很愿意和老葉以及工作隊接觸，愿意跟工作隊講心里話。

其實，不僅是大小隊干部，村里的老鄉們也同樣把工作隊看成親人，對工作隊親近又信任，許多事情都要聽工作隊的一句話，不少問題都要工作隊幫助解決，甚至兩口子吵架，也要工作隊斷個是非。對于被“派飯”也很熱情，大部分人家像招待客人一樣，盡自己的力量做出好吃的飯。比如，早飯和晚飯，老鄉們都是喝很稀的玉米面糊糊，但是給工作隊員喝的往往是稠稠的小米粥，當地就叫“稠粥”。午飯就更是不一般了，很多人家都是蒸莜面，有的還做豆面條。在W村這樣貧窮的農村，不要說小麥，就連谷子、莜麥、小豆都是非常珍貴的糧食，不僅是因為這些種類的農作物產量很低，還因為那時學大寨，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堅決限制這些作物而大量種玉米。因此，這些好一些的糧食老鄉們一年也只能分到很少的一點，平時根本舍不得吃，而現在為了招待工作隊都拿了出來。老鄉們還相互打聽，哪個隊員愛吃什么，盡量做到讓工作隊員吃得滿意。有一次，我在一家吃了用莜面包土豆絲蒸的大餃子，覺得挺好吃就隨口說了一句“愛吃”，想不到，接連幾家都給我蒸這樣的莜面餃子，讓我既感動又覺得過意不去。不過，這樣的飯食只是給工作隊員做的，老鄉自己和家人吃的就差多了，經常就是一小籠屜玉米面窩頭和蒸土豆。當和老鄉一家同坐在炕上，端上來差別明顯的飯菜，看到那些孩子的渴望而膽怯的眼神時，真是不好意思一個人吃下去。因此，我們都要留下一大半的好飯而盡量吃一些老鄉的飯。由于這里過于貧窮，因而有一些老鄉盡管也想給工作隊員做好飯，但是實在沒有細糧，無奈之下，就采用“粗糧細作”的方法，盡力使工作隊員能夠吃得好一些。有一天中午，我在一家吃飯，覺得像是高粱面但又與以往所吃的相差不少，沒有一點苦澀味兒，口感很好，還有一定的粘性。一問老鄉才知道其實就是高粱面，是把外殼徹底去掉以后，用細籮多次篩選得到的高粱面的精華，就像是白面中的富強粉，因此已經完全沒有高粱面原有的那些味道了，很好吃。但是，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剩余的沒有了精華的高粱面更加難以入口了。如果在富裕的村子，這樣的高粱面肯定就作為飼料喂豬和喂雞了，但是在這個嚴重缺糧的小村莊，老鄉們都是自己吃掉而舍不得有一點浪費。

其實即使吃窩頭，對于我們知青來講也比知青點的伙食好不少，我們村知青的伙食太差了，所以吃飯方面我們知青隊員還是挺滿意。不過，就是每天吃莜面、豆面，城里的干部們也是叫苦連天。他們都是城鎮戶口，每個月供應一定比例的細糧和食用油等，還有一些蔬菜和肉類，過的是城里人的日子，現在到村里吃這樣的粗茶淡飯，著實有些受不了。但是，他們在老葉手下工作，這些苦可就沒地方訴說，只有往肚子里咽了。這是因為，老葉從來就不談論吃飯的事。

老葉曾經跟我們大家明確地講過，村里太窮，不要給老鄉增加負擔，能吃飽就行了。老葉說到做到，自己絕不挑三揀四。按照老葉的意思，派飯不要分配到大小隊干部家，都要去一般老鄉家。我曾經跟老葉一起去過幾家吃飯，老鄉給老葉做的飯與給我們其他隊員吃的沒有兩樣，甚至有一次，不知為什么，有一個老鄉中午竟然給老葉和我端上來的只是一籠屜蒸土豆！即使這樣，老葉也沒有任何不滿，照樣吃完，照樣付款和糧票，而且沒有和任何人講，更沒有向大隊干部反映。有了老葉的榜樣，其他人還能說什么呢？

工作隊在W村的工作雖然得到了村里人的歡迎和擁戴，但是，在“搞運動”這一大事方面卻與公社的部署相差甚遠。老葉在村里沒有給全村百姓開過一次有關運動的大會，也從沒有講過什么階級斗爭的事情，所做的一切都是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工作。那時，有一個口號響遍全國，就是“抓革命，促生產”，但是在老葉的領導下，W村光是“促生產”而忘記“抓革命”了。當然，這些情況絕不會逃過公社的掌控。有一次在公社開工作隊總結會時，公社書記就含蓄地表示出了對W村工作的不滿。但是，由于老葉的資歷老，又極有群眾基礎，也不能對老葉做出什么不禮貌的評價，更不便和老葉爭論。而老葉根本不在乎公社書記說些什么，仍然按照自己的工作計劃行事。

實際上，老葉也有許多苦悶。他經常在會終人散，屋里只剩下我們倆人時，與我進行一些深入的談話，講出一些深藏在內心中的困惑。談話涉及的都是與當時的政治有關的敏感的內容。也許是基層干部的原因吧，對于國家層面上的大事議論的很少，更多的是對當時“農業學大寨”的一些看法和不滿。比如，“學大寨到底學什么，就是深翻土地嗎？”“大寨到底有多少是真實的呢？”等等，雖然我在小隊里勞動時經常聽到老鄉們發這樣的牢騷，但是從公社副書記、副主任的口中講出這樣的話，還是感到有些震驚。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可是犯大忌的，特別是在大寨的母省山西，對于大寨的態度就成了判別敵我的唯一依據，一個農業的標桿上升到了政治立場正確與否的標準，現在看起來實在不可理解，然而當時質疑大寨就是反革命！有多少人就是因為這個問題遭了秧。不過，老葉的這些心里話除去我，再沒有與其他任一名隊員透露過。

經過一段時間與老葉的接觸，我對老葉十分敬佩，非常高興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感到干什么事心情都很舒暢，很希望一直同他一起工作下去。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日子僅過了3個多月，老葉就被縣里一紙調令，調到另一個公社擔任公社書記去了。老葉離開村子那天，大小隊干部和許多老鄉都來給他送行，大家說了很多惜別的話，一言一語中流露出對老葉的感激，對老葉的留戀和難舍之情。

老葉走了。一輛自行車馱著一個簡單的行李卷，還是那一身簡樸的農民裝，那一雙有些泥土的解放鞋。

望著老葉漸漸遠去的身影，我的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和感慨。一個好的干部在一個地方可能不會留下什么故事，可能不會留下什么痕跡，老鄉們對他的評價也無非就是“沒有架子、和群眾打成一片、不貪不占、一心為群眾辦事”等等這樣略顯俗套的贊譽。然而，真正能夠用行動詮釋這些詞匯的含義，自覺自然地百分百地按照這些詞匯行事，卻不是每個干部都能夠做到的，而我覺得老葉確實達到了這樣的境界。

四．兩個老王

老葉走后，公社立即派來了新隊長。這就是我們的第2任隊長老王，也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老王。

老王剛剛從縣里調到B公社當副主任，也許是頂替老葉的位置而來的。老王是南方人，原來是縣里某個與農業毫無關系的一個局的副局長，這次被下放到公社當副主任有一個原因，就是老王傷害了局里的一些人，大家有一些怨氣，把他排擠出來了。因為我們公社是縣里最窮的，離縣城最遠，交通不便，生活又很差，縣里的局長當得好好的，生活也方便舒適，所以一般如果不是提升職務是不會調到B公社的，平調本身就有下放的含義。

在當時的“文革”環境下，確實有一些人或者為了私利，或者僅是為了保全自己就昧著良心，打小報告，揭發、誣陷、打擊別人，造成他人的傷害。可偏偏老王是一個非常忠誠老實的人，絕非唯利是圖之輩，更不會踩著別人往上爬。那么，老王這樣的好人怎么會惹出是非呢？原因就出在了老王的過于老實，過于聽話上。老王的忠誠表現在各個方面，尤其對于上級絕對忠誠，上級的指示從來不打折扣地執行。上級要求不能對組織有任何隱瞞，于是，老王就經常主動把自己的思想動態向上級匯報，順便把從旁人那里聽到的一些風涼話和不滿的話也如實地捎帶了出來。這一下那些人還能有好果子吃？至少也要做檢查，嚴重的還挨了批斗，進了學習班。結果，他匯報的越徹底，那些人就越倒霉，但是，老王自己卻渾然不覺，沒有感到自己做錯了什么，而且，他從沒有因為匯報這些事而為自己謀取利益。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了老王的這個特點，跟他講話就會加倍小心，絕不講一點出格的話和事兒。這一年，發生了一件震驚全世界的大事，就是“9.13林彪叛逃”事件。這個事件最多到10月初，無論知青還是公社干部們，甚至老鄉們幾乎都知道了，只不過還沒有由國家正式公布，因此都是在下面傳遞消息。但是，沒有任何人跟老王講，就是幾個人一起議論，也一定躲避開老王。這樣，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件大事，B公社的副主任，國家干部老王卻絲毫不知，直到11月底公社開會傳達上級文件。

文件是對公社干部下發的，我們幾個知青由于是工作隊成員，也破格參加了會議。那天，當文件宣讀人念道“關于林彪反黨集團”幾個字時，老王騰地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大聲喝道：“你在說什么？！”看到老王如此激烈的反應，所有在場的人都無聲地笑了。而老王在搞清楚事情，再加上看到大家的表情以后，一下子頹廢地癱坐在了椅子上，再也沒有說話。

就是這樣一個老王來到W村，當了工作隊長。

老王到工作隊后，很想好好干上一番。但是，他從沒搞過農村工作，更不知道農業生產上的事，再加上他是南方人，說話又有些口吃、嘮叨，難以跟隊干部以及老鄉溝通，因此，很是力不從心。無論開隊干部會還是開群眾大會，他講的總是文件和政策上的政治詞，與老鄉很少有共同的語言。慢慢地，村里的人們與工作隊有了距離，老葉在時的其樂融融景象不復存在了。老王的能力不足的表現還直接影響到工作隊的威望，隊干部們和老鄉們都不再像原來那樣把工作隊視為主心骨和親人，也就很少與工作隊員交往，即使開大小隊干部會，干部們的話也很少，再沒有以前與老葉那樣的爭論和說笑，更多的是冷淡和沉寂，一切都好像是在公事公辦。這一段時間的工作自然也就沒有什么起色。

雖然工作開展得不好，但是老王本人還是有很多優點的，特別是，老王在吃飯的問題上和老葉沒有兩樣，從不挑三撿四，最多跟我們稍稍議論一下。他有胃病，到村里后，可能是由于工作壓力大再加上吃粗糧，又沒有其它副食，沒有青菜，沒過多久就開始感到胃口不舒服。開始，他還堅持著，自己吃點藥，但是堅持了一個多月后終于撐不住了。于是，公社只好把他撤出來，回公社上班。

老王一走，工作隊就好像樹倒猢猻散，馮校長和李供銷員都以本單位有事為由，請假走了。而那幾位縣里來的干部早已在老王離開前，就以各種理由回單位了。村里只剩下我和小劉倆人。我們沒有理由離開，而且離開就意味著回村，又要去過苦日子，于是就堅持留守，等待公社的安排。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公社沒有再派隊長，而是在一次公社、大隊兩級干部會上，公社書記宣布由我擔任隊長，主持W村的運動，繼續工作隊的工作。我一聽就慌了神，會后，趕緊向公社書記推辭，特別說明我既不是黨員又不是國家干部，甚至連一個職工都不是，僅僅是一個知青，也就是個稍有知識的農民，怎么能領導一個村的運動？尤其還有“整黨建黨”這一重要的內容。但是，任憑我說破了嘴，公社書記也只是微笑地講了一些勉勵的話，并且說不要管“整黨建黨”這一項，可以先進行其它工作等等，總之，就是要把W村的一攤兒交給我。我不知道公社領導是如何考慮的，也想不通他們為什么對我如此信任，但事已至此，我也只有聽從而已。但是，整個工作隊就是我們兩個知青，再沒有其他隊員加入，馮校長和李供銷員沒有回來，公社也沒有催促他們，至于其他的人就更是無影無蹤了。

自從被任命為工作隊長以后，我的稱呼也從“小王”被村干部們尊敬地變成了 “老王”，工作隊的第二個王工作隊長就是我。開干部會時，經常是張支書和王大隊長坐在我的左右，有什么事確定不下來，就征求我的意見。那個架勢，還真讓我感覺到一點點威風。但是，那時我還不到21歲，還是個小青年，不用說與老葉比較，就是與王副主任比較，既沒有工作經驗，也談不上政策水平，雖說王副主任不懂農業生產，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根本無法對村里的生產插上話，更不要說指導了。

但是，總不能在這里每天混飯吃。于是，我和小劉商量后，決定搞點年輕人的工作，具體就是抓一下團支部、民兵和青年的學習和活動。村團支書和民兵連長非常支持，由他們把年輕人都召集起來，只要晚上不開隊干部會，我們就和全村的年輕人一起，聚集在大隊部，讀報、學毛選、宣講文件等。我發現村里的年輕人對這樣的活動很有興趣，大家都是自覺自愿參加，而且，氣氛相當熱烈。沒想到的是，連村里的那些姑娘們也是從不缺席，表現出了很大的積極性，這一點使我感到意外。我曾經認為這里農村的女孩子很沒有出息，既不學習又不勞動，很小的年紀就知道穿的干干凈凈的等著找婆家，看來是我對她們誤解了。其實，她們同樣渴望了解外界，渴望學習到新的知識，渴望過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和能力，不能實現自我解放，從而她們無法擺脫傳統勢力的影響和束縛而走得更遠。

經過一段時間以后，我們幫助團支部發展了幾名團員，甚至還幫助民兵連長抽空組織了1、2次民兵操練。遺憾的是，那時村里不要說電視機，就連半導體收音機也沒有一臺，即使有，收聽的也就是那幾個樣板戲。而學習材料和可供大家閱讀的書籍也極少，幾乎沒有文學性、知識性的讀物，否則的話，我們的活動會搞得更好。雖然這樣的活動與運動的要求和目的相差甚遠，但是，干了這些工作，特別是看到村里青年們的熱情和歡樂，心里還是非常高興，有一些成就感。

在任工作隊長的這段時間里，能夠由我拍板確定的事情很少，但是，有一件事卻是完全因我的意見而確定。當時，已經到了莊稼成熟的季節，又要派人看田了。在選派哪些人看田的問題上，干部們有了一些爭執。最主要的分歧出現在一個年輕人身上。這個年輕人是團支部剛發展的新團員，小伙子受過完整的小學教育，還讀過本公社的初中，在當時村里的年輕人中間是有知識的人。在我們組織的學習和各種活動中的表現都很不錯。干部會上，有人提出今年讓這個孩子參加看田。但是，張支書不同意。雖然小伙子是張支書的遠房侄子，可張支書卻認為他有些小毛病，不適于看田，怕他管不住自己。兩種意見僵持不下，爭執到最后，大家讓我拍板決定。我對這個小伙子的印象不錯，同時，傾向于讓年輕人逐漸擔當起村里的工作，于是，我表態贊成讓這個年輕人參加看田。張支書見我表了態，就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事情也就這樣確定了。會后，我還專門找這個年輕人談了一下，希望他好好干。但是，他干了沒有多久，就被人看到從地里摘了不少玉米棒往自己家里拿，而且不止一次。隊干部們知道后都很生氣，于是一致同意把他從看田除名，回小隊勞動。我對這個小伙子非常失望，也對自己的錯誤決策感到內疚，同時，對張支書非常佩服，覺得這位村里的主心骨能夠不徇私情，堅持原則，并且看人很準確，真不愧是一位老黨員。

兩個多月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雁北地區的冬天來得早，過了中秋節，地里的莊稼就基本收割完，剩下的就是場院里的活了，農民們忙了一年，現在也逐漸輕松下來。就在這時，公社召開了一次工作隊的會議，對工作隊自春天下鄉以來的工作情況全面地做了總結，對全公社的3個運動試點村的運動開展情況以及成果做出了評價。總結由公社書記親自宣讀。3個村子依次被評為“好、一般、差”三個等級，不用說，W村是“差”，而“差”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隊的領導不力，尤其講到老葉以及王副主任因各種原因離開工作隊以后，W村的工作很不得力等等。這不就是在說我嗎？對此我感到萬分委屈。因為我曾經明白地表示我不應該擔任隊長，但是公社書記不同意，是他在公社、大隊干部會上親口宣布讓我擔當的呀，況且，在這段時間里，公社從沒有對W村的工作進行過檢查和指導。我們發展團員上報到公社團委時，公社還對我們的工作提出過口頭表揚，可是現在為什么一下子又變成都是我的責任了呢？忽然間，我有了一點頭緒。事情太明顯不過了，其它兩個村子的工作隊長都是公社的干部，能夠隨便把他們評為“差”嗎？這個“差”給了我是再合適不過了。一來，公社有了一個很完整很出色的總結可以上報，二來，沒有傷了公社干部們之間的和氣，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只有一個知青不好。這也許就是當初為什么非讓我當隊長的根本原因吧！想到這里，我反而釋然了。我又不是公社干部，就一個知青，給我的評價對于我來講沒有任何影響，有什么可怕、可爭的呢？況且，我想公社的總結大概也不會愚蠢到出現“讓一個知青當工作隊長”這樣的詞句，至于向縣里遞交的具體報告內容就是保密的了。所以，我沒有做任何爭辯和表白，知道任何爭論都沒有意義，也就默默地接受了這一評價。

五．精明強干的何秘書

既然W村的工作被評為“差”，那么就需要加強領導，重新開展運動。于是，公社決定重新組建工作隊，攻下W村的堡壘。這一次，隊長由公社何秘書擔任，同時，縣里派來了林場的王場長任副隊長，并帶來了3位縣里的一般干部。除去我和小劉倆人以外，馮校長和李供銷員歸隊，另外，還撤出了另一個村的工作隊，其中的知青男同學小李和女同學小張也加入到我們的隊伍。小李是我的同學，小張是小劉的同學。一個人數超過10人的強大工作隊浩浩蕩蕩地開進了W村。

何秘書是本公社人，他的家就在W村以北3、4里地的一個小村。何秘書原來是縣里的一個重要局的干事，一年多前，調到公社任秘書，職級上提升了一級。何秘書十分精干，政治覺悟高，原則性強，斗爭性強，說話干脆利索，頭腦反應機敏，又有一手好文筆，公社的文件、報告等幾乎都出自他的手，因此，到公社后，立即成了公社書記的有力助手。公社書記下到各村巡視，一定有他騎車緊隨。何秘書平時跟人打招呼還比較客氣，總帶有一些微笑，但是如果何秘書不笑的時候盯住你看，你一定會感受到他那審訊犯人一般的犀利目光。

王隊副是個嘻嘻哈哈很隨和的人，好像對什么事都不太在乎。其實，王隊副有了不起的經歷，在抗美援朝的戰爭中，他是一位連長，真刀真槍地和美國鬼子較量過，還負過傷。也許是因為經歷過生死的考驗，他對搞農村的運動這點小事并不放在心上，一切聽從何秘書的指示，尊重何秘書的意見，甘當配角，從不計較任何事情。

何秘書率領下的工作隊進村以后，立即與老葉任隊長時有了很大的改變。

首先，工作隊員不再分散住在老鄉家，而是按照何秘書的意見，為了便于開展工作集中住在一起。這樣，除去兩位女隊員，男隊員們都住在了一個大院子里，成為工作隊的駐地和辦公地。這個大院子是哪位老鄉的還是大隊的，現在我實在回想不起來了，只記得院子很大，房間多而且寬敞，好像還是新蓋不久的。我、小李和何秘書住在同一間屋的一條炕上。大隊還專門派了一個老鄉照顧工作隊的生活，就好像是機關里的勤雜人員，每天給工作隊擔水、燒炕、打掃衛生，讓工作隊員從這些生活瑣事中脫離出來專心工作。說起擔水，原來我和老葉一起住在貧協主席家里時，老葉無論什么時候，只要看到水缸里的水不多了就立即抄起扁擔和水桶去擔水。有幾次我和他爭都沒有爭過，他總是笑著對我說：“你哪里能和我比。”。而現在，再不用自己擔水，坐享其成了。

另外，在吃飯的問題上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何秘書好像深深了解W村，對于我們曾經的伙食狀況一清二楚，不知道是誰跟他嚼過舌頭。進村后不久，在一次全村群眾大會上，何秘書對老鄉們做了一番與運動有關的講話以后，突然把話題一轉，異常嚴肅地說道：“工作隊是受公社黨委的派遣到這里幫助大家的，是為了給大家辦事的，很辛苦。但是，前一階段，有些人卻沒有把工作隊當成親人，不情愿給工作隊員做飯，給工作隊員吃的很不好。誰家沒有個客人，難道來了客人，你也給人家吃這么差的東西嗎？！這是對工作隊什么感情？！這是對黨什么感情？！”。老鄉們聽了都低頭不語，會場也立刻鴉雀無聲了。何秘書講完后，大隊保管站出來講，最近秋收大家都很累，很受苦，大隊為了照顧大家的生活，決定給每戶先發5斤麥子，改善生活，會后到大隊糧庫領取。這5斤麥子該進誰的嘴，不用說，老鄉們都心知肚明。從那天以后，村子里家家戶戶開始過年，開始輪流給工作隊員過年。莜面、豆面都退居二線，代之是白白的大饅頭、白面的面條、黃米面的炸糕，甚至還有人想辦法搞點肉包餃子、燉肉，簡直是在搞美食競賽，唯恐比別的人家做得差。原來哪家有點存貨大家相互并不清楚，但是現在每戶的5斤麥子都明擺在那兒，誰也賴不掉，再不拿出來給工作隊做飯吃，不等挨批還等什么。

在“與貧下中農同吃”這一點上，何秘書也有他獨特的見解。何秘書說，為什么只是去貧下中農家吃飯？地富家更要去。他們更應該對工作隊做更多的貢獻，我看哪個敢下毒？！何秘書分析的確實非常透徹。全村窮得沒有一家有資格被劃為地主，就只有兩戶富農，平時受批判和監督，在村里抬不起頭，一直是另類。現在突然說工作隊員要來家里吃飯，簡直如天賜恩情一般，高興還高興不過來呢，這樣一個與其他社員平等的機會千載難逢，正是要好好表現的時候，哪里還有什么下毒的念頭。不過，在經歷了土改以及接連不斷的眾多運動后，富農家里的經濟情況已經不如一般的貧下中農了，但即使這樣，每次接待工作隊員也是竭盡全力傾其所有，畢恭畢敬。

這些還不算完。到村里不久，有一次何秘書跟支書和大隊長訴苦道，工作隊每天要工作到很晚，等睡覺時，晚飯都消化完了，經常忍著餓睡覺。何秘書說的也是實情。老鄉們大多在天還沒有完全黑下來時吃晚飯，然后就早早睡覺了。但是，工作隊通常都是要晚上開會，再加上聊天，不到半夜不會休息，等到睡覺時確實有饑餓的感覺。支書和大隊長從何秘書的訴說中聽出了話外之音，馬上心領神會地送來了幾十斤白面粉、幾十斤蕎面粉、幾斤胡麻油，還殺了隊里的一只羊。那時，天已經上凍，羊肉就扔在院子的一口缸里凍著，隨吃隨割。于是，每天晚上，工作隊除去開會以外，還有一項工作就是做夜宵、吃夜宵。有時，有的人甚至晚飯不在老鄉家吃，就等這頓夜宵了，這樣還節省了晚飯的3兩糧票和1毛錢。

吃住無憂后，工作隊員一個個精神飽滿，開始著手搞運動。

六．批斗會

那時已經是10月底，村里的農活基本都已經結束，進入了農閑時間。但是，由于“農業學大寨”，不能休息，要變農閑為農忙，因此，白天男勞力們除去積肥的以外，都到地里去深翻土地。不過，農民們都知道該怎樣做，選的土地凈是些基本不長莊稼的鹽堿灘，糊弄一下，絕不會在好地上亂挖。雖然不休息，但是終究比農忙時輕松多了，因此，工作隊也就有了大量的時間給大家開會，開各種會，進行教育、動員，講解政策，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揪出本村的“走資派”。不知道是公社的意見還是何秘書個人的主張，這次工作隊一開始就把目標定在了王大隊長身上，要揪出這個“走資派”，而對張支書要進行保護。

隨著運動的深入，這種傾向越來越明顯，工作隊對張支書和王大隊長的冷熱不同的態度，使老鄉們也都漸漸察覺出來，而王大隊長則更是心明如鏡。于是，王大隊長就采取了拉感情的策略。那時，工作隊駐地已然像是一座衙門，隊里的干部們沒有事，絕不會到工作隊的駐地串門了，再沒有像與老葉那樣邊聊天邊議事。但是，王大隊長晚上經常自己到工作隊駐地坐坐，和何秘書以及隊員們聊天，幫助做夜宵，對工作隊的每位成員都很熱情、關心。王大隊長做的一手好飯，刀削面、蕎面貓耳朵做的都很地道很好吃，不過，他從不和工作隊一起吃夜宵，每次幫助做完飯后，就叼著煙袋笑瞇瞇地蹲在一旁看著大家吃。然而，這一切對于何秘書沒有任何作用，絲毫不能改變何秘書的計劃。

經過一段時間仍然沒有找到王大隊長的把柄，很讓何秘書不滿意。于是，工作隊決定采用迂回戰術，尋找突破口，然后再深挖。

突破口就選定為一個王姓的老鄉。這個老鄉將近40歲，也是貧農，家里很窮，沒能娶上媳婦，是個光棍漢，和老娘住在一起。光棍漢在當地是要受到一些歧視的，而這個老鄉也確實有一些缺點，常常以光棍為由，表現出一種天王老子都不怕的勁頭，與他人吵架拌嘴的事時有發生，干活也吊了郎當，還有些小偷小摸的行為。總之，他就是屬于村里的潑皮之類，與村里人的關系都不太好，而選擇他作為突破口，也許正是考慮到這些因素。

有了批判對象，就可以召開批判會了。于是，在工作隊的召集下，開始隔三岔五地在大隊部對這個老鄉進行批判，要他坦白問題。原來何秘書分析張姓的農民們會比較積極地參加批斗，但是出乎意外，從張支書起，并沒有多少跟隨工作隊大搞批斗的人，即使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表態，也只是輕描淡寫地罵上幾句而已，而王姓的老鄉更不會多說一句話了。王大隊長幾乎就沒說過話，始終沉默著、觀察著。這樣一來，被批斗的這個老鄉有了主意，無論工作隊和別人怎樣批，就是不說一句話，干脆做了個啞巴。大隊部的房間不大，每次批斗會都擠滿了人。因此，雖說已經是寒冷的冬天，但是在明亮的馬燈下，屋里卻是熱氣騰騰，幾乎每個人都是一頭汗水，汗餿夾雜著老羊皮襖以及旱煙的臭味彌漫在整個屋子中，使人感到頭昏腦脹，尤其是那個老鄉，每次開會，汗珠都會不斷地從頭上滴落下來。連續開了多次批斗會，卻始終沒有收獲和進展，沒有從那個老鄉嘴里得到一點點希望得到的東西。真不知道白天干活，吃的又遠沒有工作隊員好的那些老鄉們，晚上是如何堅持下來的。就連我們這些白天休息，晚上開會，一日三頓美餐外加夜宵的工作隊員也都熬不住了，情緒上產生了一些急躁，特別是小李同學。

小李同學與我同校同級但不是同班，因此他在B公社的X村知青點，原來在學校時大家都認識，但是并不熟悉，直到插隊以后才有了較多來往。小李同學人很是聰明伶俐，跟何秘書非常談得來，對運動的認識比我們其他的幾個知青都深刻，積極性也最高。在這樣不斷的批斗會中，一直保持著高昂的斗爭精神。但是，現在他也忍受不住了，露出了比其他人更明顯的焦躁，終于有一天，他的這種情緒在批斗會上爆發了。

那天，批斗會上一如既往，那個老鄉仍然低頭悶坐，一言不發。就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批判時，突然，“啪”的一聲，小李同學用手中卷起的報紙卷，狠狠地打在了那個老鄉的后脖子上！這一下倒不會多疼，因為就是個報紙卷，但是聲音很響。所有人都被這個響聲震驚了，屋子里立刻靜悄悄的，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把眼光投向了小李同學。只見小李同學漲紅了臉，氣哼哼地訓斥著：“你說不說？！氣死我了！說！快說！”說著，又“啪啪”地打了2、3下。會場開始有些騷動了。有些人跟著嚷嚷起來，還有幾個小青年像是壯了膽子，沖上前也要動手。會場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盡管如此，那個壯漢仍然低著頭，保持著沉默，不過，我清楚地看到，在他那滿是汗水的臉上流淌下了幾滴淚水。突然，我的心中震顫了一下，對這個漢子產生了一絲絲憐憫。我不禁想到了曾經被關在“牛棚”里的父親，是不是也像這個老鄉這樣被批斗過呢？

這時，只見張支書來到何秘書身旁與他耳語了幾句，何秘書點頭后，張支書站起身大聲對大家說：“今天就到這兒吧，大伙兒散了散了。”聽到張支書這樣講，有不少老鄉趕快離開了會場，壯漢也隨幾位親友慢慢地向家里走去，當天的批斗會就這樣收場了。

回到工作隊駐地以后，小李同學仍然亢奮不已，不斷地向大家特別是何秘書表達著他內心的憤怒之情，何秘書微笑著，不時點點頭，表示對他的贊許。忽然，何秘書轉過頭，黑虎著臉盯著我，對我說道：“小王，你為什么在會上不講話？”何秘書的問話和他那刺人的目光一下子使我心中無比恐慌，好像我就是一個被批斗的對象，張口結舌回答不出來。還好，何秘書見到我如此的窘態可能感到自己的話有些嚴厲，于是，微笑又立刻回到了臉上，帶有一些鼓勵地說：“年輕娃娃多學習一些，多鍛煉一下，要向小李學習。”

我何嘗不想向小李同學學習呢？自從小李同學加入到W村的工作隊以后，我就發現小李同學比起以前來，政治覺悟提高得特別快，階級斗爭的意識非常強，對農村形勢也很有見解，每次工作隊開會都能侃侃而談，而每次的批斗會也必要大講一番。我自愧遠不如小李同學進步得快，也很想在批斗會上像他那樣慷慨激昂，充滿斗爭精神。但是，不知為什么，我曾試圖了幾次，可話到嘴邊就是說不出來。我甚至感到，自己根本沒有資格去批斗別人，特別是在經歷了招工未走成的沉重打擊以后，這種想法越發強烈。這是不是因為我的家庭問題而我又沒有徹底改造自己呢？但是，小李同學不也……嗎？

如往常一樣，何秘書總結了當天的情況，布置了第2天的工作，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說笑著吃夜宵。飯后，又輕松地閑聊了一陣兒就分別回到各自的房間睡覺了。

然而，就在大家睡下的幾個小時后，出事了！

七．驚魂的黎明

“我的兒跳井啦！！！……”

突然，一聲凄厲的慘叫刺破了黎明前的夜空。我一下子從熟睡中驚醒。就在窗外，一個老婦人正在嚎啕大哭，并且撕心裂肺地不斷呼叫著“我的兒呀……”。

黑暗中，何秘書急促地低聲說道：“快起來，快起來，出事啦！”我和小李同學摸著黑慌亂地穿上衣服，跳下炕，點亮了油燈。也許是剛從溫暖的被窩中出來，也許是受到了驚嚇，也許是兩者兼而有之，我不禁連打了幾個寒戰，身上不住地瑟瑟發抖。這時，其它房間的馮校長和李供銷員等人也都衣冠不整地跑進了我們的房間。每個人都緊張萬分，面面相覷，手足無措。怎么回事？誰跳井啦？莫非是那個老鄉？生死如何？……一連串的疑問出現在我們每個人的腦子里。還是何秘書沉穩老練，見過世面。他沒有明顯的慌張，低頭稍微沉思了一會兒，然后抬起頭來巡視了一下每名隊員，忽然用手指著我和小李同學說：“你們倆人先去看看情況。”

聽到這句話，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來，禁不住怦怦亂跳，

“就我們倆人去？”

“對，就你們倆人去，搞清情況回來告訴大家，快去快回！”

何秘書的回答堅定而不容置疑。

我的大腦像是瞬時短了路，一陣陣發蒙，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我無助地看了看其他的隊員，希望從他們那里得到些什么，但是他們誰都沒有說話，沒有一個人自告奮勇地要和我們一起去。然而，他們的表情卻明顯比剛才舒緩了許多，甚至有一些欣慰寫在了他們的臉上。我讀懂了那些表情，知道不能指望他們，只有靠自己了。

去吧！狠下心來，走！

于是，我們倆人拿著手電筒，推門而出。剛踏出房門，呼嘯的寒風就把我吹了個透心涼。抬頭望去，星星還沒有完全退去，天邊剛微微發白。我緊裹著棉大衣，硬著頭皮，跟在老太太的身后，深一腳淺一腳地向她的家走去。

恐懼緊緊地攫住了我的心。雖然已經20多歲了，但是我還從來沒有見到過死亡，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血腥，即使1966年8月“破四舊”的浪潮最洶涌的時候，我也因為生病住院而沒有見過那些慘烈的場面。可是現在我卻要去死亡的現場調查了解情況！等待我的將是一種什么樣的場景呢？我的頭腦中不斷翻滾著傳說中的各種可怕的自殺形象，胡思亂想地跟著老太太來到了她的家。

這是一個不大的院子，里里外外都站滿了人，幾乎沒有一點聲音。人們見我們來了，自動閃開了一條縫。我們低著頭，眾目睽睽之下穿過了這條人的縫隙，走進了屋子。屋子里也站滿了人，鴉雀無聲卻令我感到一種莫名的緊張和壓抑。王大隊長正蹲在炕沿上，低著頭，一個勁兒地抽著旱煙，知道我們來了也不抬頭打個招呼，繼續嘬著他的煙袋，全然沒有了平時的熱情和笑臉。他的身旁橫躺著一個人，就是自殺的那個人！我壯著膽子，鼓足勇氣和小李同學一起遠遠地朝那人看了一眼，不過這一看倒使我緊揪的心一下子松弛下來，沒有看到任何異樣！我們倆都深深地吐了一口氣。于是，我們走到炕邊仔細地看去，果然就是挨了小李同學幾下打的那個批斗對象。只見他仰面躺在炕上，緊閉雙眼，輕輕地呼吸著，好像正在熟睡，在小油燈的照耀下，臉色有些蠟黃，頭、臉以及所有露出的皮膚上并沒有一點傷痕，只是黑色的棉衣上滿是黃泥，而且越往下越多，尤其是褲腿和腳上有一層厚厚的泥土，但是全身卻幾乎沒有水跡。這時，在W村當赤腳醫生的小陳同學也跑來了，他給那人進行了簡單的檢查以后，低聲告訴我們已經沒有什么不正常了。有了小陳同學的檢查結果，我們徹底放了心，于是，胡亂說了幾句安慰的話就借口查看現場，趕緊退出了這令人窒息的屋子。

現場就在院門外。所謂的“井”原來不過是自己家里挖的一口土井，深不過2米左右，而且早已干枯棄用，只是井底還有一些濕泥。但是井口很小，冬天穿的棉衣又厚又沉，如果頭朝下跳進去，還是有一定危險，往上救也會很麻煩。而從那人身上的泥土看，應該是腿朝下跳進去的，所以沒有出什么大問題。另外，那個人是真的跳進去了嗎？現場很亂，天還很黑，看不清救人的痕跡，沒有任何人給我們講述詳細過程，更沒有任何人給我們證明事情的真實性。在我們查看的過程中，雖然周圍一直有很多人，但是安靜得可怕，老鄉們都保持著深深的沉默。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得出了初步結論，這不像是投井自殺，倒像是演出了一場戲，是有人給那個老鄉出了主意，制造出了這樣的一個事端。至于誰是導演，不用任何人講我們也能猜的八九不離十。這場戲明顯就是演給工作隊看的，宣泄的是對于工作隊批斗的不滿和反抗，是一種無聲的強烈抗議，同時也是出于無奈而被迫選擇的一種方式。

搞清了情況，我們急忙返回到駐地，向何秘書和其他的工作隊員做了匯報。聽了我們的情況介紹后，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氣。但是經過這一折騰已經沒有了一點睡意，大家就坐在炕上，閑聊著度過了這個驚魂的黎明。

事情過后的一天，馮校長趁周圍沒人的時候悄悄對我們倆人說：“你們兩個知青的膽子可真大呀！讓你們去就去啦？”我們很奇怪他為什么這樣講，怎么能抗拒何秘書的命令呢？問他原因，才知道原來馮校長經歷過一次令他終生難忘的恐怖。

那是1964年。中專剛畢業不久的馮校長隨社教工作隊去外縣搞“四清”。那時他也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熱情高漲，積極向上，干勁充足，無論什么事都跑到前面。一天，有人到工作隊的駐地報告說有個批斗對象自殺了。于是，就像我們一樣，他也被隊長指派去看一下。馮校長毫無思想準備地直奔現場，推門而入，頓時被嚇得魂飛魄散！濃烈的血腥味撲鼻而來，炕上、地上、墻上滿是鮮血，一個人正在炕上掙扎，還沒有斷氣，頭奇怪地歪扭著，鮮血還在不斷地從脖子上的大口子涌出！馮校長雙腿癱軟得幾乎坐在了地上，他怪叫著挪出房間，跌跌撞撞地回到駐地。連續幾天，他無論睜開眼還是閉住眼，那個血腥的場面總是在眼前晃動，直搞得他很長時期都無法安穩地入睡。從此，他的心里永遠留下了那個恐怖的情景，并且一旦聽到有人自殺就禁不住發抖，落下了嚴重的后遺癥。

聽了馮校長講述的遭遇，我不禁渾身一個勁兒冒冷氣，心里充滿了后怕。如果那天那個人真的淹死了，該是怎樣的一個場面呢？像我先天膽量就極其有限，精神還不受到巨大的刺激？我們倆人還能輕易地全身而退嗎？特別是小李同學，又該如何向那位老鄉的家人解釋那幾下抽打呢？謝天謝地，沒有發生那些可怕的事，也讓我們倆人躲過了一劫。其實，即使是那天的假自殺，如果不是我們兩個知青而是其他的隊員，尤其是何秘書去現場的話，看當時的那個陣勢，恐怕不費一番周折是很難回到駐地的。我們倆人替工作隊特別是替何秘書頂了個雷，一顆幸虧沒有爆炸的大雷。

八．意外的結局

這件事以后，不能再繼續開批斗會了。這是因為，第一，不能把那個人再拖來批斗，總得讓人家緩一緩，休息幾天。第二，我們并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那個人偷盜了什么，干過什么壞事。第三，工作隊的最終目標也不是這位老鄉，而是“走資派”。除去這些以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再出現自殺的事情，哪怕是這樣的假自殺。雖然說當時還是“文革”時期，但是如果被群眾說成“工作隊打人＋自殺”，傳播開來，匯報上去，則工作隊沒有一個人能夠解釋清楚，更沒有人承擔得起責任。況且，雖然這次是假自殺，但是誰知道下次是不是真的呢？

不過工作隊也不能就這樣被嚇住而畏縮不前，特別是何秘書心有不甘。運動還沒有取得任何成績，運動的目的還沒有達到，必須要繼續下去！于是，經過工作隊開會研究，決定干脆查賬，直接進入主題。這一下李供銷員來了干勁，查賬他最在行，也該是他表現一下的時候啦。有些令人奇怪的是，大隊會計和保管似乎早已知道該查賬了，立即很配合地交出了一摞賬本，沒有設置任何障礙，也沒有尋找任何借口拖延。李供銷員拉開了架勢，我們幾個知青協助，每天在屋子里從早查到晚，非要查出個什么大問題，立個大功。

然而萬萬沒想到，事情突然發生了意外的巨大變化。幾天查下來，還沒有找出本村的什么問題，卻在一個賬本中發現有一條竟赫然記載著何秘書幾年前為了家里蓋房子從W村拉走了一車木料，至今未付款！還有何秘書的簽名！這一下，李供銷員傻了眼，足足憋了兩天以后，才遲疑地拿出來給何秘書看。何秘書一臉尷尬地看了賬本，頓時打了蔫，幾天都沉著臉不說話，就像是一頭受了傷的雄獅。看來何秘書是真把這件事忘記了，不然怎么會給自己挖個大坑自己往里跳呢？依照何秘書的能力和智商以及斗爭經驗，無論如何也不會做這樣愚蠢的事呀！但是，房子就蓋在自家的院子里，每天住著，每天看著，又怎么可能忘記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覺得在這個時候大隊會計和保管拿出這樣的賬本，也太有戲劇性了。我不由得對這兩位平時總是點頭微笑，總是小心謹慎，總是對工作隊惟命是從的農民刮目相看。在這遠離國家政治中心，遠離城市生活，貧窮得吃國家返銷糧的偏僻村莊，農民們在連接不斷的政治運動中也學會了斗爭的藝術和策略，學會了如何保護自己，學會了怎樣表達不滿和抗爭，這一切真讓人唏噓不已。

如此一來可就真不知道運動該如何往下進行了，何秘書也沒有了一點主意。這時已經過了1972年的元旦，村里的知青們都回京過年了。于是，我們幾個知青隊員也以回京探親為由，向公社申請回家。公社非常痛快地答應了我們的申請，這樣，我們幾個人就帶著行李卷離開了W村，告別了工作隊，從工作隊隊員恢復到我們的知青身份。至于工作隊以后又做了哪些

工作，什么時候撤離的，怎樣做的工作總結等等都不再與我們有關了。但是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從1972年春天起，這一場運動沒有再開展下去，只是進行了一年就草草結束了。至于W村，聽老鄉講，還是原來的老樣子，一切都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