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有三次留學潮。

第一次出現在中日甲午戰爭后的20世紀初，以留日生為中心，第二次出現在在五四時期，以留美、留法、留蘇為中心；第三次則出現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

前兩次留學潮出現于清末民初，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

鴉片戰爭后，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向西方學習”逐漸成為一種共識，正所謂“師夷長計以制夷”。

尤其是甲午戰爭戰敗于日本后，國人猛然驚醒，這個一直追隨自己的小弟何時變得這樣強大，再不加快學習的步伐怕是離“亡國滅種”不遠了。

當時的留學生被賦予了許多超越學術、超越文化的使命，他們出去留學并不僅僅事關個人前途，更事關國家、民族能否走向強盛，整個社會對他們有太多的期許。

而伴隨這種期許而來的，便是留學生們回國后的所能享受的待遇、所能獲得的資源是那些本土學生所望塵莫及的。

這種差距之大，在今人看來似乎都有些為當時的人抱不平的沖動，而這種差距就是在不同國別的留學生中也是存在的。

曾任蔣介石侍從秘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總主筆的歷史學家陶希圣，1922年自北京大學法科畢業后任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員，1924年前后，經人介紹到上海商務印書館做編輯。

在此期間，他就深深地體會到了自己這種“土鱉”與“海歸”在待遇上的巨大差距，他在1955年對即將留學歐美的臺灣青年學子的演講中這樣說到：

有一顯明的象征可以說明每一人的待遇。我是國內大學畢業而有教書經歷的，月薪八十元，坐的是三尺長半尺寬的小桌子，加一硬板凳。桌上的墨水是工友用開水壺式的大壺向一個小瓷盂注入的。

若是日本明治大學一類學校畢業回國的人，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桌子長到三尺半，寬到二尺，也是硬板凳。如果是日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者，月薪可到一百五十元，桌子長到四尺，寬到二尺半，藤椅子。桌上有水晶紅藍墨水瓶，另加一個木架子。內分五隔，可以分類存稿。

若是歐美一般大學畢業回國的留學生，月薪可至二百元，桌椅同于日本帝國大學的留學生。如果是牛津、劍橋，美國耶魯、哈佛，而回國后有大學教授經歷，那就是各部主任，月薪二百五十元，在待遇上頂了天。桌子上有拉上拉下的蓋，除自己坐藤椅外，還有一個便凳子，預備來接洽工作的人坐。

諸位請看，時隔三十多年，陶老先生對往事仍然歷歷在目，不僅清楚地記得自己與那些有過留學經歷的同事之間在工資待遇、辦公桌大小甚至墨水來源上的差別化待遇，就是留學不同國家的同事間的不同待遇也記得清清楚楚，真可謂往事歷歷在目。

其中，在陶老先生的記憶中，自己這類國內大學畢業而且有工作經歷的待遇不如日本明治大學畢業的學生，而日本明治大學畢業的學生待遇由不如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的同事，他們的桌上甚至已經有單獨的木架子用于存放辦公用品，當然，留學日本的同事待遇又不及留學歐美的。

陶老先生的言語之間，對自己這個國內大學畢業而且有著幾年工作經歷，但薪水卻不如那些留學生的遭遇頗有些“微詞”，以至對三十年前的往事還能娓娓道來，可見此事對陶老先生的“打擊”著實不小。

而陶老先生這些微詞又是否有道理呢，也就是說這些所謂的留學生是否真就因為多喝了點“洋墨水”就有資格享受比陶希圣們更高的待遇呢？

有人做過統計，僅20世紀初期，在日本的留學生就有近兩萬人，留學生數量一多難免良莠不齊，有的人確確實實在國外喝了洋墨水，肚子里有干貨，真正是學成歸來；而有的人呢，卻不免借留學之名行游玩之實，尤其是當時公費出國留學頗多，拿著公家的錢到處吃吃喝喝豈不快哉。

因此，倘若一概以留學生身份而給予高薪，而不問是否有真才實學，著實讓陶希圣這類本土出身的人才略有心寒。

當然，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時人出國留學，除了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很多人是為了學習西方的制度、理念而去，諸如平等、公正之類。

然而，當他們回國后，在薪資、待遇的分配上便首先體現出了不平等，不僅留學生與本土學生之間，就連留學生與留學生之間也存在這種不平等，這一現象豈不頗具諷刺意味。

難怪陳寅恪先生曾說：“禍中國最大者有二事，一為袁世凱之北洋練兵，二為派送留美官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