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典而純真的年代,文人追求愛情的殺手锏便是情書。如同佐羅用劍與迷人的吻征服了無數貴婦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長的利器——文字,編織美麗的謊言,催開了一座座玫瑰園。
就這樣,這場跨越了四年的苦戀,終于走向了婚姻。婚后,沈從文與妻子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兩人一起啜飲著愛情的甜酒,過著快樂的時光。
婚后沒有多久,沈從文就回了一趟湘西老家。對于一般人來說,分離意味著痛苦,可對于他們來說,分離帶來的甜蜜也許要甚于痛苦,原因很簡單,一分開他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寫情書了。
而只有在信里,他們的愛情才能夠保持著火一般的熾烈。
張兆和擔心著:“長沙的風是不是也會這么不憐憫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塊冰?為了這風,我很發愁,就因為我自己這時坐在溫暖的屋子里,有了風,還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從文安慰說:“三三,乖一點,放心,我一切好!我一個人在船上,看什么總想到你。”
在二人來往的書信中,張兆和第一次露出嬌羞的女兒態,親昵地稱呼她的沈二哥為“二哥”。誰能想到,此前她還在對胡適說:我頑固地不愛他!這就是愛情的魔力,再堅硬的人,也能呈現出極其柔軟的一面。
在古典而純真的年代,文人追求愛情的殺手锏便是情書。如同佐羅用劍與迷人的吻征服了無數貴婦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長的利器——文字,編織美麗的謊言,催開了一座座玫瑰園。看看我們的祖先,紅葉題詩,必定會引出一場以身相許的相思;西廂的張生托紅娘夜遞幾首情書,矜持而猶豫的鶯鶯小姐就與他“小樓一夜春風”。連最諷刺戀愛的魯迅,寫起《兩地書》也有幾分溫柔。
然而,回顧二人的婚后生活,這樣甜蜜的場景似乎并不多見,和信中永存的美麗愛情相比,他們的現實生活,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調和、解決。
兩人在北平結婚的時候,沈從文拒絕了岳父的錢財饋贈,新家里家徒四壁。除了好友林徽因與梁思成贈送的兩床百子圖床單,院子里僅“一棗一槐樹”,沈從文把他的家,成為“一槐一棗廬”。
清貧的生活讓這個早年高傲的公主變得踏實、勤勞。“不許你逼我穿高跟鞋燙頭發了,不許你因怕我把一雙手弄粗糙為理由而不叫我洗東西做事了,吃的東西無所謂好壞,穿的用的無所謂講究不講究,能夠活下去已是造化。”
這也許就是天上與人間的差距。在沈從文詩人般的想象里,張兆和是需要他墊著腳,努力向上飛才能夠得著的圣潔女神,而今卻墮落成了掌管柴米油鹽的家庭主婦——這在沈從文的心里,是一個巨大的落差。他驚訝地發現,當女神走進家門來到他的身邊,女神的光環倒是漸漸褪去了。
沈從文的一生,是用理想中的美來修飾的,究其一生都在癡迷地信仰著心中他對美的追求。
于是,每天早上,細碎的陽光灑在紅木方桌上的白紙上,沈從文一面以新婦為模本,勾勒出同樣樸素的翠翠,一面用紙筆抒發著“悶熱中的寂寞”。
這樣,就有了翠翠,有了那夢境中的《邊城》。
漸漸地,二人間隙慢慢拉大。沈從文是一個活在夢里的詩人,而妻子是一個理性而務實的女人。二人爭吵起來,一個抱怨錢不夠用,一個抱怨她不愛他,完全是雞同鴨講。作為一個詩人,沈從文期望的婚姻中除了相濡以沫,還有靈魂的相遇相知。但是妻子張兆和似乎給不了她這種幻想。
恰好,這時候出現了一個人,這個人叫高青子,一個對沈從文充滿了崇拜的文藝女青年,同樣,她身上散發出的才氣,也令沈從文魂牽夢繞。遇到高青子的那天,高青子正穿著一件綠地小黃花綢子夾衫,袖口還有一抹紫色,這個形象不正是自己一篇小說中的女主角么?這可真叫人難以忘懷。
這次相遇,才華橫溢的高青子寫成一篇小說,叫做《紫》,由沈從文推薦,發表在了當時沈從文主編的《國聞新報》上。
這也許就是沈從文所渴望的靈魂上的相遇、相知?大概是吧!沈從文和高青子的故事,現實和小說交織在一起,更加增添了一份浪漫的色彩。
直到有一天,張兆和拿起這份報紙,看到了這篇署名為“青子”的作者寫的《紫》,讀了一半,她竟覺得主人公是這般熟悉!聰慧的她心里已然明白了幾分。她決定向沈從文問個明白。
沈從文沒有否認,他的確愛上了《紫》的作者高青子。聽到這個消息,張兆和怎能不痛苦?她怎么也不能相信,對她說過那么多好聽情話的沈二哥,竟然會這么快愛上別的女人。1936 年的春節,受了傷的張兆和回到了蘇州老家,并且不肯回北平。沈從文心焦不已,只好每天寫信給她,但她的心不能平靜下來。
他多希望,妻子能理解自己,給自己一些幫助。
沈從文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中,他無法理清楚這番頭緒,只好寫信給好朋友林徽因,向她傾訴了自己的苦悶。沈從文痛苦地對她說,他既愛妻子,但也愛高青子,于是,在1936 年2月27 日給沈從文的回信中,林徽因勸說道:
你希望抓住理性的自己,或許找個聰明的人幫忙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惱或是“橫溢的情感”設法把它安排妥帖一點,你竟找到我來,我懂得的,我也常常被同種的糾紛弄得左不是右不是,生活掀在波瀾里,盲目的同危險周旋,累得我既為旁人焦灼,又為自己操心,又同情于自己又很不愿意寬恕放任自己。(1936 年2月27 日,林徽因致沈從文)
少女時代的林徽因,被浪漫而有才氣的徐志摩所吸引(當時徐志摩已有妻子張幼儀,并懷孕),在理性的支配下,最終嫁給了梁啟超之子梁思成,爾后又痛苦地發現自己愛丈夫梁思成的同時,又愛上了他們共同的好友金岳霖。這似乎比沈從文所面臨的情況更加糟糕,更加折磨人心。
沈從文希望同樣陷于漩渦的林徽因能夠給予自己幫助。
1937年,北平淪陷。混亂中沈從文隨著許多文人一起,輾轉到了西南,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在沈從文的勸說下,11月,張兆和帶著孩子來到昆明,與沈從文一家團聚。
那時候,張兆和在鄉下的一所難童小學教書,每天下班后的沈從文,急匆匆地擠上一小時的火車,再騎上一匹秀氣的云南小馬,顛簸十里,趕到家中,與家人團聚。
在家庭與理智的召喚下,沈從文這只經常向碧空飛得很高很遠的云雀,也終于直向下墜,歸還舊窠了。
此次出軌,很多人把沈從文歸為“渣男”行列。但是,似乎以一次出軌來斷定一個人的人品,那就把人性看得太單純了。
當社會朝著新時代一路凱旋,張兆和也穿著列寧服,積極向新社會靠攏,好的作品都是根正苗紅,要為新時代唱頌歌。但是沈從文卻因為之前的一篇艷情小說《摘星錄》,被貼上了大字報,被孤立,甚至被發配去打掃女廁所。后來得了抑郁癥,住進了精神病院。
無人理解此時沈從文內心的孤獨。妻子不理解,兒子也不理解:新社會紅紅火火,你得什么病不好,非要得精神病?精神病就是思想有問題!
這怕是沈從文的后半生,過得最長的一個寒冬了吧?此時,你是否能想起,胡適曾經說的那句話:這個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你錯用了情……
即便是最寒冷的冬天,他也堅持給她寫信,寫給他的三三,寫給他心中的幻影,他不期待她的回信,但是他只顧寫。
關于信的故事,張允和在《從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提到:“1969年,沈從文下放前夕,站在亂糟糟的房間里,“他從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皺頭皺腦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對我說:‘這是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面色十分羞澀而溫柔——接著就吸溜吸溜地哭起來,快七十歲的老頭兒哭得像個小孩子又傷心又快樂。”
那一刻,他懷念的不是相伴了數十年的妻子,而是多年前提筆給他回信,又溫柔又調皮的那個三三。
沈從文去世后,張兆和致力于整理出版他的遺作。在1995年出版的《從文家書》后記里,她說:“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太晚了!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發掘他,理解他,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悔之晚矣。”
她不是不愛他,她只是忘了去懂他。等到終于懂得的時候,他已經離她而去。
一切都太晚了,幾年后,張兆和因病逝世,死前已認不出沈從文的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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