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簡文帝寫道：“建平督郵道，魚復永安宮。若秦巴渝曲，時當君思中。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聲下復高，猿啼斷還續。一提到“橋都”、“霧都”、“渝都”、“山城”、“巴渝”你會聯想到那座城市？自然會是重慶，這次國慶放假，筆者也跟隨“旅行大軍”湊了個熱鬧，進行了一次“橋都之行”。在談及到重慶和四川的關系時，雖千絲萬縷、眾說紛紜，但是筆者更愿意接受“川渝本是一家”的說法。
首先，我們簡單的回顧一下歷史（注意：這里僅是從歷史時間維度來分析），巫山縣（現為重慶直轄市）根據考古發現，重慶的文化歷史可以追溯到200多萬年前，1986年我國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重慶自然博物館等單位在重慶舉行新聞發布會，向世界公布在今重慶巫山縣大廟龍骨坡發現了古人類化石——“巫山人”化石。又經中國科學院古地磁測定，后經過國外科學家用最先進的電子自旋共振法測定，確定其年代為距今200~204萬年，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人類化石，東方人的文明開始發芽。再來則是重慶地區于舊石器時代晚期廣為分布的“銅梁文化”，銅梁遺址于1976年發現，1981年中國科學院提出命名，該遺址出土了3000多件的石制品，經C14鑒定距今25000年左右，是涪江、沱江流域晚期石器文化的代表，于重慶的九龍坡區的桃花溪、大渡口的馬王場、巴縣廣陽鄉新屋村、合川市銅溪橋村、合川小河鄉小河村、江津市城區江巴灘、奉節縣魚腹浦等地都發現了許多晚期遺址。（注：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重慶的地鐵站臺會以“銅梁命名”了）
到新石器時代，已有較稠密的原始村落，分別居住著夷、濮、苴等八個民族，重慶的文明便由此生根發芽了。
巴楚之戰以后，巴人退卻到閬中一帶，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經司馬錯和張儀“攻韓伐蜀”論戰之后，惠王取“伐蜀”之策后，滅巴，屯兵江州，筑江州城，城址是今天的渝中區長江、嘉陵江匯合處，是為史載重慶建城之始，為小城（也稱為南城）。蜀漢時期，江州城得到蜀都護李嚴的擴建，其所筑的的大城約在今觀音巖至上清寺一帶，稱為大城(或稱為北城)。兩漢時，江州城擴展到嘉陵江北岸，稱北府城。公元263年蜀亡后，魏分益州為益、梁兩州，巴郡屬梁州管轄。西晉末年，巴郡戰亂，最后為李雄所據，在成都稱帝，改國號為成。隨即派兵東下，攻占巴郡和巴東郡，設立荊州，下轄巴郡、巴東郡和建平郡三個郡，以巴郡江州城為州所,重慶由郡升為州便由此開始了。
北朝周明帝時期（公元561年），將江州縣和墊江縣合并，改稱巴縣，治所在今重慶渝中區下半城，同年，又將涪陵縣并入巴縣，且“巴縣”這一地名由此出名并沿用至今。于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實行州、縣兩級制，廢了巴郡、七門郡和涪陵郡。因嘉陵江古時稱渝水，重慶又位于嘉陵江、長江交匯處，遂改楚州為渝州，州治為巴縣治。渝州所轄范圍為巴縣（原巴郡）、江陽（今大渡口區冬筍壩）和涪陵三縣，地域大大縮小。這是今日仍流行的重慶稱謂“渝州”的時期出現。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又改回渝州為巴郡。唐高祖時，復改巴郡為渝州，含巴縣、江津、南坪、璧山等縣，終唐之世始終未再變渝州之名，只就渝州歸屬和轄區作了幾次局部調整、增改。渝州之稱沿用至北宋晚期，時近六百年之久，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本來渝州一直幅員遼闊、物產豐富，所以，千百年來人們通常把重慶簡稱為“渝”或“渝州”，現仍有“渝都”之稱。稱該地區的文化為“巴渝文化”。后因宋國子博士趙諗被告有謀反之意，北宋則將“渝州”的“渝”字改為有恭順之意 的“恭州”。
但是，“重慶”二字的真正得名是在于南宋的宋孝宗。
于宋孝宗淳熙16年正月，封其第三子惇于恭州為“恭王”。又于同年的二月，孝宗禪位于恭王，是為宋光宗。按照宋王朝潛藩升府的慣例，于當年八月升其藩封之地恭州為重慶府，因惇先封于恭州，后即帝位，是為“雙重喜慶”，恭州故曰“重慶”。這就是“重慶”二字的由來。此后，盡管重慶地區的轄境范圍有所伸縮，但是其地名再無更易，于今已有八百多年了。近代，于1954年劃入四川，后因國家經濟發展需要，1974計劃列單，1997年再次成為直轄市延至今日。
第一次去重慶，那一年我是四歲，對于重慶殘缺的印象就是“小蘿卜頭”、解放碑、紅巖、老虎凳、屠殺，白天聽了爺爺奶奶和我講關于國民黨集中營故事，夜里住宿在渣滓洞附近的旅店呆得那幾晚，愣是害怕地睡不著、蜷在爺爺懷里。再談重慶，這次我是我第二次去重慶。現在能記事的我，對重慶的評價是“火熱的歷史溫度”，無論歷史或者文化底蘊，都是一個非常值得去旅游的城市。個人猜測當地的政府可能和李劼人先生一樣，擔心后世的子孫安于現世，而忘記居安思危，一個選擇用地名來承載歷史遺跡，一個以文記事。
說到這兒，大多數人都會想起重慶著名的景點之一“人民解放紀念碑”（簡稱“解放碑”），顧名思義就能感知到它的厚重的歷史意義和它承載的精神價值。解放碑于1940年3月由國民政府興建，1947年8月竣工；位于重慶市渝中區商業區中心部位，民族路、民權路、鄒容路交匯之處；丈七尺七高，占地2.24萬平方米，象征著“七七抗戰”，是重慶市標志性建筑之一，同時是全國唯一一座紀念中華民族抗日戰勝利的國家紀念碑。我是從民權路方向走向解放碑的，它周圍的陳設和17年前殘缺的記憶完全不同，高樓林起、四橫八街、川流不息、華燈璀璨，四方的財源都向它涌進；來來往往的游客都一一與它合影留念，和成都的春熙路一樣熱鬧。但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與解放碑的相望的那座“紐約·紐約”，也不是重慶世貿大廈，更不是立在一旁的“重慶環球金融中心WFC”。而是除了這些燈紅酒綠和金錢的流水往來，當人們看到民權路、民族路、解放碑這些地標時，中國過去的歷史在我們心里還剩下些什么？也許是兒時的恐懼感依然深刻，才會有這樣的感慨。
走過解放碑，我朝“國泰藝術中心”方向走去，遇見一個年過七旬的老奶奶手里拖著插著國旗、裝著重慶地圖的盒子，正值清風徐來，問我：“小妹，要買國旗不？”，我看了奶奶花了1塊5買了一面國旗，真心的希望“愿現世太平，祖國母親長安”。
下一站，“國泰藝術中心”（即重慶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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