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斗爭中成長

排序問題總算解決了，標點世界聯合國大會立即進入正式議題的討論。

標點科學院的專家首先在會上發布了一個報告。

報告說，近代以來標點符號雖然發展很快，已經被人們普遍接受，但發展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不時遭到阻撓和反對，可以說是在斗爭中成長起來的。歷史上一直有人主張不用或者少用標點。這些人當中既有頑固的遺老遺少，也有新派人物；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有些還很有影響力。

18世紀的美國作家提摩西?德克斯特（1747—1806）是反對標點符號的急先鋒。1802年他寫過一本書叫《智者的困惑》，全書沒有一個標點，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句子。而第二版中他又在書中增加了一頁，印的全是標點符號。他說，讀者可以隨心所欲地把標點插入字里行間,就像“撒點胡椒和鹽”。

約翰·多布遜（1794—1847）是一個牧師，擅長數學，也從事文學寫作，不過他是以憎恨標點符號出名的。1815年，他出版了兩卷本的《幾何原理》，全書除了每段末尾用了一個句號外，沒有任何標點符號。

哥楚特·斯泰因（1874—1946）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出生的先鋒派女作家，最突出的特點是藐視標點符號。斯泰因認為“句號有著自己的生命”，所以她只用句號。有時她會不留神寫下一個逗號，不過她十分厭惡逗號，認為它“具有奴性”，使作品讀起來過分容易。她認為問號和感嘆號“具有鮮明的背叛性”。

文學批評家、小說家和詩人紀洛姆·阿波里耐（1880—1918）曾公開宣稱，“我擯棄標點符號，因為我覺得它們毫無用處”。

在中國，標點符號曾遭到頑固派的拼命抵制。他們說，以文氣為主的中國古文，要用標點去裁斷，無論如何是不會調和的，那是對古文的褻瀆。他們把使用標點符號斥之為“畫蛇添足”。他們嘲諷說，嘆號有什么好，放大了看像炮彈，縮小了看又像細菌。

著名翻譯家林紓，就是一個標點符號的堅定反對者，他寧可以“此語未完”夾注在譯文中，也不愿意直接采用省略號。

魯迅在回顧標點符號的推廣時曾寫道：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

報告最后說，進入網絡時代，標點世界又遇到了考驗，我們應該在回顧標點發展歷史的基礎上，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努力找到保衛標點的正確方法和路徑。

騰小追發現，在會上，對于網絡時代標點世界的生存和發展形勢，各國代表分成了兩個派別。

一派是悲觀派，認為標點世界目前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人們在逐漸放棄標點，如果不想辦法去拯救標點、保衛標點，標點世界將遭遇滅頂之災。

另一派是樂觀派，認為標點世界目前遇到的困難，只不過是發展過程中的又一次挫折，標點世界可以像歷史上一樣，憑借自己的頑強生命力戰勝困難，繼續向前，不斷發展壯大。

悲觀派的代表是分號和一些不常用的非主流標點。讓騰小追感到意外的是，最堅定的樂觀派竟然是逗號！

分號提醒逗號：“你沒聽說呀——逗號在互聯網時代已經過時，逗號的沒落就像氫氧發生化學反應變成水。還有那個叫什么斯泰因的說，她十分厭惡逗號，逗號具有奴性。——難道你不害怕？”

“這些說法都太武斷，太主觀；要不就是故作驚人之語，想引起別人的注意。我們沒必要理會。”逗號非常平靜。

逗號分析說，不用標點，有兩種情況，一個是為了修辭上的需要，為了形成某種風格。這方面我們不但不用擔心，還應該感到光榮，因為正是我們標點的協助、配合，才幫助作者形成了這種修辭風格。另一種情況，不用標點是有些人想標新立異，吸引眼球，這方面我們完全可以不予理會，否則就中了他們的圈套。逗號認為，這兩種情況都不能形成主流，都不會影響到標點的地位。

逗號進一步舉例說，愛爾蘭作家喬伊斯在小說《尤利西斯》里曾經有40多頁沒用標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作家劉索拉有時候也是整段整段地不用標點。這都是為了修辭和表達上的需要，雖然后來有不少模仿者，使用的規模和范圍畢竟有限。

標點世界聯合國大會經過認真的討論、磋商，形成了一個決議。騰小追對這個決議進行了分析、梳理，總結出幾個要點，寫成報道。

決議認為，對標點世界當前形勢既不能過于悲觀，也不能過于樂觀。保衛標點的方法和路徑，首先要繼續宣傳、推廣標點符號，讓人們提高認識，主動使用。其次要加強標點的規范化，把標點的規范化作為保衛標點的一項重要內容。會議特別強調，當前標點符號的不規范使用令人擔憂。輕視標點，有章不循，使用隨意，錯誤不斷。如果不加以重視，同樣會影響到標點世界的生存與發展。

會議要求，保衛標點要完善制度，建立機構，使保衛標點這項工作能夠持續、有效地開展下去，做到常規化、制度化。

與會代表一致同意，設立標點糾察院，專門負責保衛標點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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