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藝復興后期的著名自然哲學家，喬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為東西方讀者所熟知，但是關于其內部哲學思想中的東方哲學比較研究，還未曾完全展開。反觀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得益于歐洲興起的東方熱，彼時學術圈內對于布魯諾及其文藝復興背景下東方色彩的探究更盛于今。
? 從叔本華到保羅-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1827 – 1891，德國著名的圣經學家、東方學家，整理了《布魯諾意大利語作品集》Le opere italiane di Giordano Bruno, ristampate da Paolo de Lagarde，被視為布魯諾作品的最主要編纂者之一），來自東方的元素已經被嘗試用于對布魯諾哲學的解釋。然而，這種對比始終無法成為學術的主流，原因很簡單，被奉為“獻身”于近代早期科學革命的“先烈”，歐洲的學界不能容忍布魯諾思想對西方傳統、特別是西方現代化進程的背離。
十九世紀后半頁，意大利偉大的布魯諾學專家Felice Tocco(1845 –1911,師從Bertrando Spaventa，新康德主義者，其哲學拒絕一切形而上學意義上的構建，并賦予實踐理性以優先地位。在佛羅倫薩和比薩擔任歷史哲學教授時，為布魯諾哲學的系統研究奠定了基礎：他否認了布魯諾”為自由獻身的斗士"形象，并認為研究需要基于布魯諾的哲學性文本入手，且結合其同時期的科學現狀進行理性分析。他將布魯諾的哲學思想演變劃分為三個階段：新柏拉圖主義時期、泛神論時期、以及原子論時期）在《關于布魯諾意大利作品的闡釋和對比》（Le opere italiane di Giordano Bruno esposte e confrontate con le italiane)中評述道：
“布魯諾的哲學思想并不貧瘠乏味，他可以滿足不同哲學愛好者的口味。泛神論的愛好者，即把斯賓諾莎和黑格爾看作先驅者的人，可以選擇閱讀Christian Bartholmèss關于布魯諾的論述（1815 – 1856，法國作家、哲學家和文學評論家，代表作有：Jordano Bruno,Parigi,Ladrange, 1846. Huet, évêque d’Avranches - Le Scepticisme théologique, Parigi, Ducloux et Co., 1850) 。有神論或折衷有神論的擁躉可以在Franz Jacob Clemens(1815 – 1862，關于布魯諾和庫薩的尼古拉之間的哲學關系進行了系統梳理，代表作有Giordano Bruno und Nicolaus von Cusa. ed. Paul Richard Blum）和Moriz Carriere(1817-1895, 慕尼黑任教期間主講美學，被認為是黑格爾的直系學生，其哲學思想的主旨在于解決泛神論與有神論之間的兩難困境。受歌德啟發，他將后期研究重心轉型文藝復興時期的神學和哲學，特別是對于布魯諾的泛神論思想進行了深入探究) 。最后，信奉一神論和自然神論的讀者、抑或達爾文之前的達爾文主義，可以在參考Hermann Brunnhofer（1841—1916 ，代表作有《布魯諾的世界觀和其悲劇命運》“Giordano Bruno's Weltanschauung Und Verhangniss”) 的布魯諾專著中受益。”
從Tocco上文提到的不同流派的迥異闡釋中可以看出，布魯諾在歐洲哲學發展鏈條中恰好處于交叉的中心。但同時受限于時代和掌握的資料，Tocco于1899年指出，布魯諾的哲學思想難尋東方哲學的痕跡。
進入20世紀以后，隨著關于古代宗教和神學的深入研究，歐洲學界開始重新審視傳統中對中西哲學的劃界和切割方式。
在此熱潮中，對Pimander（希臘語是Ποιμ?νδρη?, 即Poimandres，文藝復興時期，由費奇諾在美迪奇家族的支持下，首次從古希臘文譯為拉丁文。全書分為十四章節，由古希臘語著成，被奉為赫爾墨斯全集中的核心組成部分。Pimander書中指出，信仰和救贖之路存在于對nous智性的領悟、以及對上帝創世行為的理解；而書中以信使角色出現的赫爾墨斯，則肩負著引導迷途世人的先知角色，其教義的傳播基于對邏各斯Logos和Pimander真理的學習和踐行）文本的研究、對赫爾墨斯主義傳統的重新發掘，改變了啟蒙運動和科學革命后，文藝復興研究的僵硬模式。其在西方古典學界引發的震蕩，絲毫不遜于同期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對西方現代文明史觀的影響。然而，即便是東西方的比較研究成為了學界焦點的30年代，也很少有學者把布魯諾、這個傳統西方哲學人物內部所融合的獨特東方元素作為研究的重點。布魯諾的“人設”形象，此時依然被牢牢地固定于“歐陸-西方”二分對立的基礎之上，它如同黑洞一般，使得任何涉及布魯諾核心思想的元素都難以從中逃逸。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64年，英國學者Frances Amelia Yates (1899 –1981，倫敦大學Warburg文藝復興研究所教授，專注于文藝復興的魔法研究，特別是赫爾墨斯與卡巴拉傳統在近代早期科學中的角色和影響）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一書的問世，才打通了布魯諾主干研究中通往東方話語的新道路。
即便今天看來，這本著作尚未成熟，存在著各種紕漏和缺陷，且觀點過于偏激（比如說，把布魯諾自然哲學的所有經驗來源歸于“黑魔法”的范疇），但從布魯諾史學研究的角度看，卻意義重大，它開辟了文藝復興和布魯諾學說研究的新局面。以布魯諾為例，歷史不同階段中，人們對于特定思想家的理解難免會經過忽視、重視、誤讀和重新審讀的曲折，而其中的紕漏和時代的局限，并非百無一是，意外的驚喜和線索往往棲身于具體之歷史的燈火闌珊處。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3日于佛羅倫薩Piazza Dalmazi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