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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過書，寫過書店，寫過圖書館，但還沒寫過書房，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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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臥室是我的書房。現在，我把書房當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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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妙，我現在就在我的書房寫書房。毫無疑問，我的周圍都是書。在書與書之間，又有許多雜物。這些雜物是：煙缸，煙盒，打火機，手表，開瓶器，藥瓶，絨帽，旅行箱，挎包，皮夾克，牛仔褲，酒盒，扳手（很大一把扳手），電源線，充電器，吸塵器，等等。而書也并不全在書架上，書桌、椅子、地上、床上也都有堆積的書。很凌亂的書房。自然生長的書房。以至于我要找一本我想找的書，必須耗費半天的時間。也可以說我喜歡這種凌亂，它讓我放松。也可以說，我對這樣的凌亂無能為力。我不知從何處開始收拾。收拾書房與收拾臥室絕不是一回事。差異與難度在分類上。臥室的臥具就那么幾樣，很好歸類，疊一疊、順一順就整齊了。即便是復雜一點的衣柜，不外乎外套、襯衫、體恤、內衣、長褲、短褲這些類別，很好整理。但書不一樣。書的分類就像個迷宮，一旦陷進去沒個十天半月是出不來的。有幾次我找不到想找的書，癱坐在地板上，也萌動過為我書房里的書做一次分類、整理的念頭，但僅僅整理出一個“法國文學”類別，就已經頭暈腦脹，再無勇氣向“美國文學”伸手了。有一次，我的朋友潔塵來我家作客，順便進我的書房瀏覽我的書架，這個有強迫癥的人一看書架上那些無序的排列組合，頓時就遭不住了，要替我分類、整理一下。但她也僅僅是將散落在各處的日本作家的小說抽出來歸在了一起，而且也僅僅是一部分日本作家，就再無心力繼續下去，任憑夏目漱石依然緊靠著普魯斯特，芥川龍之介繼續隱藏在海明威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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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為這么多書買來卻沒時間閱讀而焦慮。買書的意義何在？就因為如此，我開始控制自己的購書欲望，許多年都不去書店，也不上當當網瀏覽。直到有一天，我看見本雅明的一篇文章，其中談到買書與讀書的關系，他的觀點是，買的書不一定都要讀，許多書都值得買，也應該買，但要讀完你買來的所有書，卻又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他認為，那些你買來的書你把它放在書架上，它們就已經與你發生了關系，你能感知到它們的存在，即使不讀，看一看這些書名，或只是隨便翻上幾頁，都算是一種交流。太好了，我一下釋然，從此可以毫無負擔地買自己想買的書了。所以，我可以坦白地說，我書房里的書，有百分之九十都沒讀過，或者說沒有通讀過，最多就是翻過一下。但它們能夠進入我的書房絕非毫無理由。我的書房雖然雜亂無序，但購買這些書的理由卻是明確而清晰的，甚至是具備邏輯性的。我選擇購買的每一本書，都涉及到我自己的知識系統以及興趣點，表明我關心什么，想要知道和學習什么。或者，想要用什么來愉悅自己，即為自己準備一些在可能無聊的時間里能夠抵擋無聊的填充物。它們在我的書房，我就踏實了。至少，有它們的存在，我便不再擔心寂寞、空虛、無聊、煩躁等諸如此類的字眼會對我的生命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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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書房是一個人的避難所，這說法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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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被困在浴室，他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只有恐懼和絕望。但一個人被困在書房，情況就大不一樣了，至少在精神上不會那么快就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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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個問卷問道，如果送你到一座孤島，只允許你帶十本書，你會帶哪些書？仿照這個問題，如果你被困在自己的書房，你最想讀的是哪些書？我對這樣的假設很感興趣，常常躺在書房的床上，望著書架上那些落滿灰塵的書籍，構想著自己在這種極端情景下，最想讀的書目。奇怪的是，每次的構想幾乎都是一樣的，都是一些大部頭的書籍。比如：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尼伯龍根的守靈夜》，拉伯雷的《巨人傳》，《莎士比亞全集》，托馬斯.曼的《魔山》（通讀），艾科的《傅科擺》，波拉尼奧的《2666》和《荒野偵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重讀）和《群魔》，《紅樓夢》（重讀），《金瓶梅》（重讀），《史記》，金庸的《倚天屠龍記》，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重讀），《羅馬帝國衰亡史》，《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以及《新舊約全書》。這些大部頭書籍都是在正常情況下不容易下決心去觸碰的。而且，其中的一些書籍還不僅僅是因其“大”而構成閱讀的心理障礙，還有其文本的晦澀和枯燥，讓人望而卻步。比如《追憶逝水年華》，普魯斯特的弟弟就曾說過一句調侃的話，他說，要讓他從頭到尾讀完這部小說，除非打斷他的腿，被困于床上。同樣，當龐德為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尋找出版資助的時候，資助者問他，你讀過這部小說嗎？龐德說，誰讀得完，但我肯定它是一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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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困于書房的假設也許永遠不會發生，但被困之后讀什么書這種構想還是頗有意義的。這意義就是，我可以反復確認它們的存在，而且就在我觸手可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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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觸手可及的地方，有一個類別的書排列得異常整齊，與凌亂的書房形成巨大的反差，它們就是我朋友們寫的書，書的扉頁上有他們的題詞和簽名。我清楚地記得，我獲得的第一本作家（詩人）簽名贈送的書是于堅的《詩六十首》。他是我認識的朋友中第一個出詩集的，那是1989年，薄薄的一本，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而我最近收到他簽名贈送的書是《朝蘇記》（2016年，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是一部探尋蘇東坡足跡的長篇散文，其敘述結構與風格，頗像一部紙上紀錄片。在這些朋友相贈的簽名本中，數量最多的，是潔塵的隨筆集。她算得上我朋友中最勤奮、多產的作家，這十多年來，她幾乎每年一部書，甚至一年幾部書。數量第二多的，應該就是韓東了。另外，在我的朋友中，跨文體寫作最多的是于堅、韓東和楊黎。我獲贈的簽名本中，有于堅的詩集、散文集、攝影集；有韓東的詩集、小說集、長篇小說、隨筆集；有楊黎的詩集、小說集、隨筆集、訪談錄、長篇小說。我很珍視朋友們送的書，相比于卡夫卡、博爾赫斯和納博科夫，他們不僅與我有更近的時空，還有更近的血緣，他們是我寫作上的親戚。與那些遙遠的作家一樣，他們的書我也不是每一本都通讀了的，但有它們陪伴在書房，我不單少了許多孤單，也平添了許多寫下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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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開始寫作起，朋友的寫作就成為我自身寫作的一種激勵和滋養。他們也是我寫作時的潛在讀者。是的，除了自己之外，就是為朋友而寫作了。有這樣一個特定的讀者，我想象著他（她）希望讀到什么，猜想著他（她）讀到這段文字會有什么反應和評價，心里是充實的。毫不諱言地說，是他們的品格決定了我寫作的品格。因此，在我寫作的時候，不僅他們的作品存在于我的書房，他們的身影，也時刻在我的書房游蕩，像是我的監督者，又像是我的探照燈和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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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我在書房閱讀與寫作的經歷已經快四十年了。我的第一個書房在涪陵。它算不上一個獨立的書房，僅僅是寄生于臥室的一個角落。但是，書房的幾個要素，書架、書桌、椅子，是齊備的。隨著時間的推移，書架上的書由十幾本，變成幾十本，幾百本。書桌上的稿箋，也由幾本，變成十幾本。在這躋身于臥室的書房里，我閱讀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阿赫馬托娃、葉賽寧、狄更斯、莎士比亞、羅曼.羅蘭、毛姆、司湯達、雨果、福樓拜、杰克.倫敦、海明威、福克納、艾.巴.辛格、索爾.貝婁、納博科夫、加繆、卡爾維諾、卡夫卡、博爾赫斯、馬爾克斯、魯爾福、舍伍德.安德森、貝克特、羅布-格里耶、史蒂文斯、弗羅斯特、T.S.艾略特、龐德、埃里蒂斯、瓦雷里、葉芝……等作家的經典作品，而最為打動我，對我的世界觀和寫作觀產生了根本影響的，則是卡夫卡，尤其他的《城堡》。我也在這個書房里，完成了《夢見蘋果和魚的安》、《葬禮上看見紅公雞的安》、《黑森林》、《黑米》、《一種語言》、《牌局》、《捉螞蟻的人》、《第馬著歐的城》、《組詩》、《剩下一些聲音，剩下一些果皮》等最初的詩歌作品。當然，最激動人心的，是在這個臥室兼書房里，誕生了我和安的女兒桑。我見證了她從零歲開始在這書房里的成長，學會爬行、走路，學會說話和認字，傾聽從卡式錄音機里放出來的鋼琴、小提琴、大提琴、交響樂乃至鄧麗君和邁克爾.杰克孫的音樂，并在搬離這個房間的時候，還在墻上留下了她用馬克筆涂鴉在A4紙上的繪畫。我不能說她是我的一件作品，但我對她的期待與信心，遠大于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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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我到了成都，書房也隨之搬到成都。在一套三居室的住宅里，我有了一間獨立的書房。十二平米的空間，除了安置兩只大書柜，一張大寫字桌，還能放一張單人床。我在書房寫作，也在書房睡覺。有幾年，我靠給媒體寫專欄文章為生，除了寫小說之外，還要寫大量的隨筆，有關居家，有關旅行，有關足球，有關電影。沒日沒夜的寫。就是在這間書房，在撰寫專欄文章之余，我還完成了《潘金蓮回憶錄》、《愛情歌謠》、《藏地白日夢》三部長篇小說，以及《女巫之城》、《他割了又長的生活》兩部短篇小說集和《圈》、《寫作課》、《蘇無艷》等中篇小說。有長達十多年的時間，我都在寫自己的書，沒怎么讀別人的書，乃至于患上了強烈的寫作厭倦癥，期待著哪一天自己不用寫了，只讀別人寫的書。那么，我為什么要把自己關在書房不停地寫呢？坦白地說，為了錢。所以后來我覺得靠寫作謀生對寫作本身會是一種傷害，需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維持基本的生活，寫作只能是業余的，那樣才會感知到寫作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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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有了書房之后，又搬過一次家，從神仙樹搬到華陽。搬家最麻煩的就是搬書房里的書。連搬家公司都覺得，你家書太多了，要加價。對搬家工人來說，書的概念就是一種重量，它們比家具重，比衣物更重。但對我來說，搬這些書是一種時間和精力的負累，那就是分類整理。即，當一箱箱書從舊居搬到新居后，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和精力，將這些書取出來，分門別類地放到書架上去。但搬完家之后，我精疲力盡，已經沒有了這個耐心。我只是將它們一本一本地從紙箱和編織袋里取出來，不加區分地往書架上放，兩個小時就完成了上架的工作。的確是省心省力了，但后患也接踵而至，那就是，當我想要找尋某一本書的時候，就得花費很長的時間。很多時候，我因缺乏耐心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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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書房就這樣凌亂著，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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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要找一本艾.巴.辛格的小說，《盧布林的魔術師》。我突然很想讀這本書。那么，我必須深呼吸，醞釀自己的耐心，然后，像一個偵探一樣，在凌亂的書堆中，尋找它的蛛絲馬跡。

（原載《火車》雜志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