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一年多以前，有段視頻在網上瘋傳，北大才女劉媛媛在超級演說家的決賽演講《寒門貴子》引起了無數人的共鳴。有人說，她用四分多鐘的演講讓整個世界沉默。與此同時，也迅速打開了話題，“寒門”與“貴子”這兩個熟悉而又陌生的詞匯，再度引發人們的討論：“寒門真的再難出貴子嗎？”
網上有一篇特別火的帖子叫《寒門再難出貴子》，一位有著十年銀行工作經驗的資深HR描述了寒門子弟的絕望與無奈，用他的親身經歷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如今這個社會，寒門子弟很難再通過個人努力出人頭地。而種種社會現實似乎也印證著他的結論。
英國有一部紀錄片叫《49 未知天命》，片中訪問了十二個來自英國不同社會階層的七歲小孩 ，談他們的生活和夢想。 此后，導演每七年回去重訪那些長大了的小孩，直到2005年他們四十九歲。紀錄片證實的社會現象令人唏噓，富人的孩子還是富人，窮人的孩子還是窮人。
確實，一個窮苦出身的孩子通過自身努力，逆天改命，從窮山溝的放牛娃變成達官顯貴，億萬富豪，甚至拜相封侯，那么他的成功會成為一個驚天偉業，被人傳頌。這或許是一個統計學陷阱，人們都愛聽屌絲逆襲的勵志故事，但是在這些個別例子之外，可能是千千萬萬寒門子弟終守寒門，是千千萬萬富家子弟仍享富貴。
這樣的現實或許略顯殘酷，可是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為什么一個人的出身往往決定了他的命運，為什么一些人奮斗一生的終點也不過只是別人的起點，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寒門子弟在迷茫中掙扎，在掙扎中滄桑？
貧窮之害
美國的一個跨學科團隊做過一個對資源稀缺狀況下人的思維方式的研究，結論是：窮人和過度忙碌的人有一個共同思維特征，即注意力被稀缺資源過分占據，引起認知和判斷力的全面下降。一個窮人，為了滿足生活所需，不得不精打細算，沒有任何思維來考慮投資和發展事宜。
很多窮人窮不是不努力，而是因為長期貧窮，失去了擺脫貧窮的智力和判斷力，這種狀況不變，再努力也是白費。
我來自農村，從小接觸的是農活與農民，與外界唯一的日常交流來自電視，貧窮給我帶來了什么，首要的便是對性格的塑造。
小學五年級我隨父母進城，于是轉到城里的學校讀書，不善言談，乏于交際的我在城里的孩子面前有一種深深的自卑感，且變得敏感，有時別人的一個無意之舉，會被自己解讀為是一種對自己身份的嘲諷。相比于在城市相對富裕環境里成長的孩子，總覺得少了些自信。
要說最大的危害，莫過于因為貧窮失去了選擇的權利與勇氣。因為貧窮，沒有勇氣去戀愛（二十來歲，至今沒有談過戀愛）；不敢去過多選擇，不敢去放手一搏，對于別人來說失敗了不過是再來一次，而對于一個窮苦家庭出身的人來說，失敗了就如同墜入了萬丈深淵，而且還要連累家人，不是我不愿意賭，而是我輸不起。
對于窮人來說，身后就是地獄，一個意外，一場大病就可能讓整個家庭癱瘓，因為貧窮，不得不生活得小心翼翼。這算是貧窮的枷鎖，窮人哪有自己真正的生活，活下去就已經是竭盡全力，又怎能奢談成功？
教育之殤
對于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教育決定了一個人的視野，以及未來的發展潛力。但是，教育往往是需要投資的。與富人早早為孩子劃出精英路線的培養圖不同，窮苦人家沒有精力與金錢進行教育投資。
特別是在我國，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現行的高考選拔制度也越來越有利于富家子弟。南方周末上曾做過專題為《窮孩子無春天》的報道，用詳盡的數據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寒門子弟離一線高校越來越遠。
在清華2010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生源占總人數的17%，而那年的高考考場里，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中國社會科學》曾經刊發過一篇論文《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學生社會研究（1952~2001）》，分別對兩所學校學生來源、以及學生父母職業構成、以及人才輩出率進行統計，以北大人才輩出率為例子，其中干部職業的人才輩出率最高，全國百分之一的人口比例，其孩子占據了北大學生總數的近40%，而農民職業的人才輩出率最低，為0.23，也就是說，干部家庭孩子進北大的可能性，比農民孩子進北大可能性的要高100倍，而這還僅僅是十幾年前的數據。
在我成長的農村，大多數同齡人初中畢業之后就開始謀生，能夠考上大學的屈指可數，早早進入社會的他們不得不在底層打拼，然后早早的結婚生子（大二的時候，很多同齡人孩子都多大了），過著一眼能望到死的生活。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在農村，家長往往把家族的未來寄托到下一代身上，而又無力或無心進行教育投資，任憑其野蠻生長。
可在底層的環境中，很多孩子容易被不好的風氣所傳染，變成所謂的小混混；哪怕你有求學之心，但沒有好的教學、沒有好的資料、沒有好的引導，全憑自己，想要在應試上出人頭地也是難上加難。
在我曾經就讀的一所市級重點高中，能考上北大清華的連續幾年都被教師子女所壟斷，成績好的也大多數是從小受到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子女，甚至是富家弟子。
我想到了日本NHK電視臺在中國拍的一部紀錄片《為什么貧窮：讀書致貧 中國教育熱潮》，從小，窮孩子被灌輸的觀念是，讀書是走出貧窮的唯一出路，可是這條路荊棘遍布，有的不是希望，而是絕望。
這樣的現象不僅出現在中國，國外也一樣。美國布魯金斯協會（Brookings Institution's Hamilton Project）曾在一篇發表的報道中，統計過美國大學生的出身背景，如圖：
橫軸表示大學好壞，向右方向表示大學越來越好，綠塊表示末端窮人，紫塊表示頂端富人。這樣的對比令人感慨，教育資源的壟斷往往意味著壟斷著未來。
階級固化
其實無論是以前還是在現在，寒門皆難出貴子，因為當一個社會趨向于正常與穩定，社會上升的通道不會有很大的缺口的。社會階層完成分化之后，就會呈現出一種穩定的狀態，上層階層為了保持自身資源的占有量和利益，往往會不自覺地封鎖社會上升通道，盡管這不是他們的主觀意愿。
隨著法律法規的完善以及社會制度的健全，走歪門邪道致富的人越來越少；各行各業巨頭壟斷加劇，想進入一個新行業或者利用行業規則不完善從而一夜暴富也基本不可能。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市場經濟才有所起步，這時候政策缺位，國家控制力弱，資本稀缺，有大量的空白地帶無人涉足，只要下海，基本可以賺得盆滿缽滿，這也成就了在八九十年代下海的那群人。
同時，這也是互聯網創業為什么這么火的原因，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方興未艾，入行門檻低，市場前景廣闊，很容易以小博大，但隨著以BAT為代表的巨頭壟斷加劇，個人互聯網創業也將變得越發艱難，因為時刻面臨著被巨頭絞殺的命運。
此外，經濟學上有一個蓋茨比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由加拿大經濟學家邁爾斯 克拉克提出，他說明了一種經濟現象，社會越不平等，個人的經濟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決定， 子女處于父輩的經濟階層的可能性就越高：
圖像的橫軸是以各國基尼系數表示的社會不公平程度，其中基尼系數越大，表示社會越不公平；縱軸為“代際收入彈性”，即父輩的收入水平對下一代收入水平的影響，該數值越大，表示收入的代際流動性越低，子女處于父輩的經濟階層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美國，這條曲線更多地用來討論“美國夢”的幻滅與否；在當代中國，或許論證了所謂的“寒門出貴子”到頭來或只是一場黃粱美夢。
理想太美好，現實太無情，冰冷的現實容不下縹緲的夢。寒門難出貴子這樣的現實，或許太過沉重。可是，這個世界總是充滿了可是，上帝的手中總有漏網之魚。再艱苦的環境也絕不可能把一個人向上的路堵死。
羅曼羅蘭說，生活中只有一種英雄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熱愛生活。我們也可以說，生活中只有一種樂觀主義，那就是在認清現實的殘酷后依然心懷希望。面對“寒門再難出貴子”的現實，我們依然可以淡定的說一句“so what?”
那又怎樣？
有人告訴你，你們專業只有少數人能夠找到理想工作，難道你就心灰意冷；有人告訴你，考研成功率特別低，難道你就半途而廢；有人告訴你寒門再難出貴子，難道你就從此一蹶不振，甘守寒門一輩子？
現實的困境絕不是讓人頹廢的理由，而應是前進的動力。你可以說這是一碗沒有勺的雞湯，可除此之外，我們卻別無他法。很多人習慣于抱怨社會的不公，可我也相信我們生活在中國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你可以列出社會的種種黑暗來反駁我的觀點，但是從宏觀上看，這個時代沒有動蕩，沒有饑餓，每個人都有機會在這個時代活出屬于自己的精彩。
我們憂心忡忡，并非因為這個時代是所謂的“最壞的時代”，而是因為我們深陷其中，所有的希望與絕望都寄托其上。
18歲那年，我高中畢業，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走出縣城之外，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外面的世界，我看到了這個世界的斑斕多彩，也看到了自身的貧瘠以及與他人的差距，財富上的差距不可怕，可怕的是視野與見識上的差距，我不得不一路狂奔，哪怕寒門再難出貴子，我能做的不過是成為更好的自己，向邁進中產階級而奮斗。
日劇《女王的教室》中有一句話，我深以為然，“只要還在學習，人生就有無窮的可能”，寒門子弟能做的也不過是盡自己最大的能量去實現這個可能，在概率中突圍，做上帝手中的那只漏網之魚。
人要學會自己給自己希望，你總不能把這個世界的璀璨全部讓給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