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勒是一個矮子，大概比我還要矮一點兒。
我有多高？這么說吧，當初我報考警察，就因為身高不夠而落榜。落榜就落榜，我只當緣分不夠，總歸是沒有人罵我的。
可是，當初阿德勒與弗洛伊德分手（阿德勒是第一個與弗洛伊德分道揚鑣的人）的時候，弗洛伊德就罵他是個“變態”，以及是個“妄想、嫉妒和玩世不恭的矮子”。當然，阿德勒也回敬弗洛伊德了，他說弗洛伊德是個“騙子”，而他的精神分析就是“垃圾”。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垃圾”，那阿德勒的理論又是什么呢？
1911年，阿德勒被迫離開了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同時帶走了幾位親密的同事，他們走進了附近的一家咖啡館，拍桌子決定要成立一個新的團體——自由精神分析協會。他們想要更多的自由，想要打破原來精神分析的框架與束縛。1913年，這個團體更名為“個體心理學學會”。阿德勒開始稱自己的理論為個體心理學。
在1914年發行的第一期《個體心理學》雜志中，阿德勒這樣寫道：
個體心理學這個名字傳達了這種觀念，心理過程及其表征只有在個體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所有心理學的真知灼見都源于個體本身。我們當然知道完全理解一個單獨的個體絕無可能，但是不能阻止我們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了解個體的整體人格。在各種情況下，我們得問神經癥從哪里來，更重要的是向何處去。神經癥是源于童年的器官缺陷還是生活的挫折，向何處去就是他的生活計劃是什么。
從上面這段文字，我們大致可以看出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一些區別。
弗洛伊德喜歡使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去分析人類的精神世界，例如他把心理劃分為意識、前意識和無意識，把人格劃分為本我、自我和超我，而阿德勒強調個體心理學是“一種關注人性的哲學和重視個體整體性的心理學”，他關注的是人格的整體性和一致性。弗洛伊德認為神經癥的起源是童年性欲的壓抑和扭曲，而阿德勒認為神經癥源于童年的器官缺陷或生活挫折帶來的自卑感。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神經癥起源這一點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于自己的個人經驗。
弗洛伊德從小在家中就體驗到了俄狄浦斯情結，他曾在兩歲至兩歲半之間，在一次短途旅行中看到了母親的裸體并且念念不忘，而阿德勒的兩歲時光要悲慘得多，他的早期回憶中充滿了無奈與悲傷：
在我最早的記憶中，有一段是身患佝僂病的我纏著繃帶坐在一張長凳上，身體健康的哥哥則坐在我的對面。他可以跑，可以跳，可以輕松地在地上四處活動，但對我而言，每個動作既痛苦又費力。每個人都很努力地想幫我，父母更是竭盡心力。當時的我應該是兩歲左右。
因為罹患佝僂病，阿德勒直到四歲才會走路。而在五歲那年，阿德勒又經歷了一場生死磨難。在一個寒冷的冬天，有一個大男孩帶他去滑冰，可是滑著滑著，大男孩不見了蹤影；阿德勒站在冰面上，凍得瑟瑟發抖，后來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回了家。這次阿德勒不幸地感染了肺炎，醫生認為他已經無望了。但正如你知道的結果，他竟然從死神手里逃脫了，而且阿德勒發誓，長大后他要成為一名醫生！
當然，他做到了。阿德勒一直努力補償他早年的身體缺陷，逐漸成長為一個健康、活躍的小伙子，并且成了一位優秀的眼科醫生和內科醫生。在結婚前，他寫信給自己的女朋友萊莎——一位俄羅斯姑娘，滿懷信心地說道：“雖然小時候我患過重病，但現在我很健康，我成為了醫生，我戰勝了死亡，我有能力和你共創美好未來！”
這身體上的缺陷帶來的自卑感也許還好補償，但是心理上的自卑感就沒那么容易解決了。（最初，阿德勒把自卑感與身體上的缺陷聯系在一起，后來他擴展了自卑情結這一概念，把任何身體的、心理的和社會的障礙，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都包括在內。）
正如前面所說，阿德勒有一個身體健康的哥哥——他的名字叫西格蒙德。與身材魁梧、長相英俊的哥哥相比，阿德勒的樣貌怎么也算不上瀟灑：矮小的身材，又圓又大的頭，再加上厚實的額頭和寬大的嘴巴。更糟糕的是，西格蒙德在家中備受父母寵愛，大家都認為老大是家里最聰明的、最有天賦的，因此，阿德勒總覺得自己生活在模范大哥的陰影之下。甚至直到中年，他還會小心翼翼地評價這位已是富商的大哥西格蒙德：“一個善良又勤奮的家伙，他一直超過我！”
可是問題的關鍵恐怕還不在于這個西格蒙德，而在于另外一個西格蒙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據說弗洛伊德的《釋夢》一書遭到他人的抨擊，而作為粉絲的阿德勒公開發表文章聲援弗洛伊德。于是，弗洛伊德就邀請阿德勒來參加他們每晚八點半的星期三學社，其實一開始也就五個人。最初，阿德勒風雨無阻，每周都來參加會談并且積極發言。當然，弗洛伊德也沒有虧待這個勤奮上進的年輕人，1910年，阿德勒被任命為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前身即星期三學社）的主席和學會雜志《精神分析雜志》（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e）的主編。
然而，阿德勒童年的自卑感仍在隱隱作痛、伺機發作，他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當作要去挑戰的“大哥”，對其理論根基提出異議，而這當然是作為母親最關愛的長子弗洛伊德所無法容忍的。結果是，阿德勒被逐出了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日后還不時遭到弗洛伊德那伙人的口誅筆伐。幸運的是，阿德勒離開時不僅帶走了幾位親密的小伙伴，還帶走了一張極為珍貴的明信片。以后每當有報道稱阿德勒曾是弗洛伊德的門生時，他就會拿出這張發黃的明信片，上面寫著：
非常令人尊敬的同事先生：
為了探討我們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小組里的同事和追隨者每晚在我家八點半開始討論，它正在給我帶來會談的快樂。……你愿意加入我們嗎？……我期望你早日答復是否愿意加入我們。今晚你過得愉快嗎？
作為你的同事致以我誠摯的問候！
弗洛伊德博士
阿德勒手持明信片，仿佛在說：你看，當初弗洛伊德邀請我的時候，上面寫的明明是同事嘛！
在阿德勒去美國之后，有位年輕的后生經常去聽他講課。有一天，這位后生無意間問起一個問題，涉及阿德勒以前是弗洛伊德的門生，阿德勒當時勃然大怒，滿臉通紅，聲音很大，引得人們紛紛側目。他宣稱自己從來就不是弗洛伊德的學生、門徒或追隨者，而一直是一個獨立的醫生和研究者。（這一舉動雖然嚇得這位后生不知所措，但他還是從阿德勒那里收獲頗多，后來成為一位著名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他名叫馬斯洛。）
的確，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相差甚遠。在第一期《個體心理學》雜志上的那一段話中，你可能還看出了他們之間很重要的一點區別：弗洛伊德關注個體的過去，即是什么原因使一個人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他認為幫助病人找出存在無意識中的癥結即可緩解，而阿德勒更關注未來，即是什么目標在引領一個人克服缺陷，追求卓越！正如他所說：“我們得問神經癥從哪里來，更重要的是向何處去……向何處去就是他的生活計劃是什么。”
如果說弗洛伊德是一名尋找病根、醫治疾病的良醫，那么阿德勒更像是一名教育家，他強調的是一個人如何健康地成長和發展，他關注個體生命的意義，換句話說，他教導一個人如何在世上安身立命。
阿德勒認為，人生在世，每個人都面臨著三種重要的關系——工作、社交和婚戀，這三種關系構成了三個問題：如何謀求一種工作，使我們在自然資源的限制之下得以生存；如何找到我們在群體中的位置，使我們能夠與人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調整我們自身，以理解兩性的存在和依賴于兩性關系的人類繁衍問題。
阿德勒發現，一切人類問題都可以歸類到這三個主題之中，而每個人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即反映出他對生命意義的最深層感受。他舉例說，假使有一個人，他愛情生活的各方面都非常甜蜜而融洽，他在工作上取得了可觀的成就，他的朋友很多，他的交際范圍廣泛而成果豐碩。我們就能斷言，這樣的人必然會感到生活是個富于創造性的歷程，生活中充滿了機會，而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
阿德勒理論的眾多應用之一是敘事取向的生涯咨詢。其核心理念是，最初面臨的生活挫折或困境會在個體的記憶中形成一種執念，而個體也會因此形成一種生活風格，有時在無意識中將其轉換成一種職業，從而克服童年時期的缺陷和自卑，實現生命的完滿。
除了那個從小口吃口含石子勤奮練習，后來成為著名演說家的希臘人德摩斯梯尼之外，我再舉一例。
作為一個男孩，功夫巨星李小龍是我的人生偶像之一。我小時候經常學著李小龍的樣子：雙腳踮起來跳來跳去，忽然大拇指一抹鼻子，右腳再閃電般地抬起，一聲“我打……”長嘯而出，假想中的敵人就便應聲倒地。在我的心目中，李小龍便是力量與強者的化身！
后來，我才發現李小龍并非天生就很厲害，相反，他是因為兒時體質不好才開始習武的，而且他的身體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比如，我們在電影里經常看到李小龍腳尖著地，輕盈地跳來跳去，可誰能想到他竟是扁平足，腳后跟本來就很難著地。還有他那招牌性動作抹鼻子也不是為了耍酷，而是他自小就有鼻炎！再看他那犀利的眼神，竟然出自一雙近視600多度的眼睛，幸虧他練的詠春拳講究的是近身格斗。一個有著諸多器官缺陷的人，卻將身體機能發揮到了幾乎是人類的極限，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曾經寫道：為了征服磨礪和苦難，人們必須把它們上升為命運的伙伴，而且，既然苦難在我們心中，那么就必須與它相遇，根據自己的目標處理它，而不是每天都躲避它。這與阿德勒的觀點一致，通過征服他們的磨礪和苦難，人們會超越自己，抵達其對立面。人們會把弱勢變成優勢，把恐懼變成勇氣，把孤獨變成關系，把痛苦變成意義。個體最強大的力量來自他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而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一個人的執念（preoccupation）變成職業（occupation）。
執念源自個體面對世界的最初經驗，尤其是所遭遇的挫折，然后它始終縈繞在個體的早期回憶中，促使個體與之周旋、戰斗。因此，阿德勒說，無論來訪者什么時候來尋求職業指導，他都會詢問他們關于生命早期的記憶。他認為，對于童年早期的記憶確鑿地展示了來訪者一直以來將自己訓練成什么樣子的人——從千瘡百孔到光彩照人，從默默無聞到成為蓋世英雄！
許多心理學家聲稱，阿德勒的理論過于淺顯，依賴于對日常生活的常識性觀察，但另一些人則認為阿德勒的觀點敏銳而富有見地。當我們閱讀阿德勒時，會發現他所描述的既是家常瑣碎，又是真知灼見。對于職業選擇、兩性關系、學校教育和家庭生活，似乎每個人都能插得上嘴、說道幾句，但又沒有人能像阿德勒那樣看得明白、說得透徹。對于阿德勒理論的廣泛性和通俗性，心理學家亨利·艾倫伯格是這樣評論的：
像阿德勒這樣四處被抄襲卻從未得到他人致意的人并不多見。他的學說已變成一句法國方言所形容的“公共廣場”，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進入其中并取走任何東西卻都不會感到羞愧。某位作者可能害怕而謹慎地表明自己由他處所引用的任何文字。但是，一旦來源是個體心理學，他的做法就絕非如此；情況變得似乎是，阿德勒從來未貢獻過任何獨創性的東西。
弗洛伊德曾嘲弄阿德勒的理論過于簡單，他認為由于精神分析的復雜性，學習精神分析需要花費兩年的時間，但是學習阿德勒的理論只需要幾周的時間，“因為沒什么東西可以學習”。而阿德勒認為，這恰恰就是他想要獲得的效果。他花費了40年的時間使自己的理論變得簡單，更易理解。
確實，我們不得不承認，阿德勒比弗洛伊德關注的主題更為廣泛，同時他又比榮格的神秘主義更為實用。他對生活和人性的看法影響著我們，而且我們理應接受他的影響！
馬斯洛在去世前還撰文說：“對我來說，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年復一年地變得越來越正確。正如這些事實表明，它們越來越強烈地維護著他這個人的形象。我必須指出，尤其在他對整體性的強調這一點上，這個時代仍然沒有趕上他。”
在一個世紀之后，相隔了時空，我們仍然能看到阿德勒的身影，這證明他不是一個矮子，而是一個巨人！
作者簡介：鄭世彥，華東師范大學心理學碩士，心理學編輯，心理咨詢師，著有《看電影學心理學》，譯有《存在—人本主義治療》《生涯咨詢》《現實療法》《選擇理論》《心理學史》《不完美的父與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