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節選自拙著《戰將薛岳》】
日軍攻占衡陽后，雖已筋疲力盡，但為了不給中國軍隊喘息的機會，以利下一階段廣西境內的作戰，他們決定乘勝進擊。
第11軍雖已傷亡近半，但士氣旺盛，他們認為“今后約一個月的作戰當無妨礙”。11軍積極請戰，但考慮到其戰力嚴重不足，中國派遣軍又特從華北方面軍增調了第37師團加入11軍序列。“必須指出，通過這次衡陽的戰斗，使我軍感到中國軍隊士氣的旺盛。”【31】
此后11軍傾其各主力師團由北向南于寬廣正面急進，而衡陽一戰后，湖南前線的中國軍隊尚未調整部署，在日軍快速突進之下，無法組織有效抵抗，結果防線一觸即潰。
8月下旬，為統一指導湘桂作戰，日軍新成立第六方面軍，調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任司令官，統率直接擔任湘桂作戰的第11、第23和防衛武漢附近的第34軍及配備于長衡地區的直轄部隊，實施打通湘桂鐵路的計劃。
國軍斗志全無，竟至一潰千里，僅半月間日軍就橫掃衡陽至湘桂邊境間250公里，9月5日日軍攻占祁陽，7日攻占零陵，13日占領道縣，14日不戰而得筑有堅固國防工事的廣西全縣，從而將戰火燒到了湘桂邊境。如此快速的進展，連第11軍自己也之驚嘆，如在占領全縣時表示“重慶軍放棄如此堅固陣地竟然退卻，其意圖何在，實難理解”。全縣的陷落，也標志著長衡會戰的正式結束。
在此后的廣西會戰中，白崇禧的表現也很差，省會桂林兩天不到就失守了，據第11軍戰后發表的統計：在桂林戰斗中，中國軍隊陣亡5665人，被俘13151人，物資損失無數【32】。整個會戰期間，國軍的傷亡及失蹤人數超過了三分之一，本已低落的士氣更加低落。
長衡會戰從1944年5月27日開始到9月14日結束，歷時100余天，終以長沙和衡陽相繼失守而告終。薛岳帶領部隊，撤至湘贛粵邊區堅持戰斗。
日軍參戰總人數為9個師團、4個野戰補充隊約22萬人，中國方面參戰總人數為16個軍40多個師約40萬人。據國民政府軍委會軍令部統計，在此次戰役中，擊斃日軍19751人，打傷日軍47158人，共計66809人；中國方面陣亡49370人，41207人負傷，共計傷亡90577人。
不管怎么說，這一回的敵我傷亡統計算是靠譜多了，僅僅衡陽一戰，日軍所付出的代價便是空前巨大的，以至于日本軍方多年以后還是不敢向國民公布真相，只是強調此役特別“苦難”。據《日本帝國陸軍最后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中承認，衡陽攻擊戰中日軍共傷亡19380人，其中軍官910人【33】。不過這還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數字，日方編撰的《一號作戰之二：湖南會戰》一書中指出：自整個會戰開始到7月20日，第11軍8個師團（除軍直屬隊以外）共戰死3860人、戰傷8327人，因天氣酷暑等因素戰病7099人，其中因飛機轟炸而損傷的人數約占10%，其中68、116兩師團戰死共計1585人、戰傷共計3080人、戰病共計1792人；但是非常奇怪的是，7月23日前后日軍在預估下一階段作戰的傷亡時指出，由于酷暑的激化和作戰的艱難，截止8月中旬以前，日軍戰傷人數將可能飆升至約計5萬，到8月下旬，戰傷人員則達到約6萬，扣除運送期間發生的事故部分（10%—20%，主要來自轟炸），也有4、5萬人【34】。加上戰死、病死的約3萬左右，第11軍可謂已經傷亡近半——盡管這只是一種預估，但終被事實所驗證，因此日方戰史中也不得不承認：各師團“已遭受3—4成的損失”【35】，以至令中國派遣軍和大本營非常擔憂。
由于日本大力發展海軍，造成了鋼鐵的大量缺口，僅僅一艘戰列艦所消耗的鋼材就足以制造幾千輛重型坦克。而日軍向來機械設備缺乏，尤其是沒有那種在交通狀況很差的路段保障前行的半履帶車輛（德軍進攻蘇聯也沒有事先準備這類車輛【36】），加之制空權的喪失，都為日軍的后勤補給造成巨大影響。戰線拉得越長，日軍的補給就越困難。惡劣的戰場環境、大量的人員傷亡，醫藥、糧食的缺乏，也容易引發惡性循環，導致霍亂等疾病流行，連交戰雙方的最高指揮方先覺和橫山勇也得了痢疾。據日軍各部隊戰史記載，在7月中旬時，部隊中已經開始發生霍亂，僅僅在衡陽郊區楊家坳日軍野戰醫院中的數據，霍亂流行期間，此處傷病員就死了四五千人。
綜合中國軍隊此前的戰績，以及衡陽戰役后國軍一潰千里的情形，由此不難看出，截止8月8日的衡陽保衛戰期間，日軍的總減員應該在8萬左右，因此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記載的日軍在衡陽一戰中的傷亡（減員）人數為7萬的說法（排除外圍約1萬）【37】，還是經得起檢驗的！
另外作為這一推斷的佐證，葛先才在回憶錄中指出：“日本投降后，其師團長等個人所透露衡陽之役傷亡皆為四萬八千余人，我認為此數位仍有保留。從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敵人正確傷亡數位。衡陽棄守，衡陽會戰結束，敵國大本營一次補充其第十一軍新兵十萬人，全期衡陽會戰中，除衡陽城之持久慘烈攻防戰外，其他地區，皆無持久激烈戰斗，當然不會有重大傷亡。顯然，此十萬新兵，絕大多數乃補充攻城各師旅團之傷亡缺額，卻也難怪，敵有隱瞞傷亡數位之苦衷。攻擊一個兵員不整，裝備不全破破爛爛之第十軍，敵人先后等于使用了七個師團兵力，三次總攻，費時四十七天之久，而不能擊潰我第十軍攻占衡陽城。如將正確傷亡數位公布，敵軍方將如何向其國人交代，更不可列入戰史遺羞于后世。故其間封鎖衡陽慘敗消息。”【38】補充10萬新兵的佐證，也可見之于伊藤正德《帝國陸軍的最后：決戰篇》中的記述【39】。
就算按照比較保守的估算，日軍為進攻衡陽而付出的代價也確實應該是傷亡5萬人左右，這一戰果已經基本相當于八年敵后戰場的戰場總和了（相當于八年抗戰中日軍在華總傷亡的5%）。第10軍傷亡則為1.4萬左右，相對而言其代價極為微小。而綜合種種跡象和數據，日軍在長衡會戰期間由傷亡、疾病所造成的減員，確實應該在10萬以上。也正是如此慘重的傷亡，在中國戰場上還是從未有過的，以至于衡陽保衛戰結束初期日軍的精神已近癲狂，死要面子的他們不顧派遣軍司令部的再三勸阻，更加急于證明皇軍的無敵，僥幸國軍此時毫無斗志。
在日俄戰爭期間，日軍在“愚將”乃木希典的率領下強攻俄國在旅順港的堅固堡壘，結果付出了11萬之眾的慘重傷亡。衡陽保衛戰便被日方稱為“華南旅順之戰”，可見傷亡之大，同時也隱喻著日軍起初急于占領衡陽以至造成極大的傷亡。
在日本的軍事文化中，是痛恨失敗的，英國在緬甸戰場上的名將斯利姆就曾注意到日軍的這一致命缺點：“當他們失利時，他們太固執以至于無法承認；此外，他們越輸越想翻本。武士道的規則、面子、服從上級，甚至有親緣關系，令他們傾向于做徒勞無益的事情。”【40】
就是基于日軍的這種蠻干作風，衡陽保衛戰這一“八年抗戰日軍最苦難之役”才有幸為后世樹立了一座光輝的抗戰豐碑！衡陽才有幸成為國民政府批準的唯一的“抗戰紀念城”！
豫湘桂的軍事大潰敗，對于中國的國際地位及戰后局勢影響極大，美國有鑒于國軍的疲弱不振，不得不決定借助蘇軍的力量消滅龐大的在華關東軍，由此大大改寫了中國歷史，因為東北在當時中國的地位形同美國對于西歐。
盡管美國方面也有很多人認為憑借美國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迅速擊敗日本，但是作為民主國家的美國最怕的就是死人，因此不能不犧牲中國的利益：“不論美軍在菲律賓肅清日軍是多么成功，卻掩蓋不論一個痛苦的事實：美軍面臨敵人頑強抵抗，進展十分緩慢，且傷亡慘重。馬尼拉之役始于二月三日，進行了整整一個月，美軍陣亡一千多人、傷者五千多人。以這種傷亡率估算，美軍的確需要蘇聯助陣，而且是愈快愈好。”【41】
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為了使蘇聯盡早出兵中國，羅斯福、丘吉爾背著中國與斯大林達成了一項損害中國國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協定：允許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蘇聯保護下獨立，恢復帝俄時代在中國東北取得的殖民特權，如租界旅順口軍港、中蘇共有東北鐵路主權以及在東北“優先利益”等等。
日本方面的確是取得了戰場上的表面勝利，然而整個豫湘桂作戰實則是一次錯誤的大規模出擊，日軍妄圖以中國戰場上的勝利來彌補太平洋戰場上的失利，可惜最終事與愿違：鐵路通不了，公路也被破壞，美軍的B29轟炸機則已經可以從塞班島起飛前往轟炸日本本土。而且日方不考慮自身有限的供給能力，乃至“過度地、不合情理地使用兵力，造成軍隊不必要的損失”，實則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表現，集中體現了日方在作困獸之斗時的瘋狂心理。另外，由于作為絕對防衛線的塞班島被美軍于6月15日占領，以及衡陽久攻不下等，導致東條英機內閣于7月18日倒臺。
不得不說，政治與軍事之間往往會出現一定程度的錯位現象，三次長沙會戰殲敵很少，總數不過3萬，但政治意義、宣傳意義很大；湖南會戰殲敵很多，甚至與己方總傷亡相當，但政治意義、宣傳意義卻很小。
長衡會戰總體上的失敗，作為第九戰區最高指揮官的薛岳，明顯犯有驕兵輕敵、對敵情判斷失當、沿襲上次作戰方案等錯誤，對這次失利是要負一定責任的，但責任又不能完全歸之于薛岳。當抗戰進入到第八個年頭時，中國的軍心、民心都已經有所懈怠和疲困，作戰意志早已大不如前；而且當時中國遠征軍正在緬北、滇西大舉出擊，這支裝備精良、戰力充實的主力部隊（總計七個軍以上）被抽調，也大大消弱了國內戰場上的防守力量。
按照“飛虎將軍”陳納德的記述，其實“駝峰航線”的運輸量已經足以滿足中國戰場之需，而且其成效顯著，專門研究該問題的約翰·D.普雷廷在其專著《駝峰空運》中便指出：“駝峰空運行動的規模和成效遠遠超過了盟國通過陸上運輸線為中國提供的援助”；可是毫無大局眼光、身為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為了挽回自己在緬甸戰場失去的榮譽（孫立人認為史迪威性情急躁），非要強行掃清緬甸的日軍，而且還是沿用一戰時期的陳舊方式，不懂得切斷日軍補給的重要性，以至于造成大量物資向印緬戰場傾斜，甚至于史迪威以手上掌握的援華物資分配權為要挾，要求蔣介石派出精銳部隊從云南出擊以配合緬北作戰。前面已經提到，駐華空軍在一號作戰前其實也已經通過空中偵察基本掌握了日軍的動向，可是史迪威跟薛岳一樣就是不信，或者說根本不屑一顧。
本來由于美國的“先歐后亞”戰略，援華物資就不多，再加史迪威的浪費，陳納德所率領的美國駐華空軍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實際上，美國駐華空軍以及先前作為美國志愿者的“飛虎隊”是一支非常傳奇的隊伍，他們的輝煌戰績表明【42】，只要盡量多給他們一些物資，他們就可以創造中國戰場的奇跡——按照陳納德的說法，若不是物資匱乏，他就可以將日軍在“一號作戰”發動前就炸得無法集中兵員和物資（1944年底才如愿在史迪威的后任魏德邁的支持下將華中日軍的補給中心武漢給炸了個底朝天），事實上美國駐華空軍在豫湘桂戰役前后也作出了杰出貢獻，諸如湖南戰場日軍補給之困難，很大程度上也是駐華空軍與中國空軍的大力封鎖造成的，衡陽保衛戰奇跡的取得顯然并非單純是第10軍奮戰之功。
據曾出任陸相的杉山元戰后回憶，由于中美飛機的襲擊與湖南地區洪水的雙重影響，自漢口南下的鐵路大部被毀，不能修復，在初攻衡陽失敗前，沒有絲毫物資供應日軍。7月2日也只有少量的物資送到日軍前線。在中美空軍幾乎不間斷的襲擊下，日軍的水上、陸上補給線常被切斷，有時因彈藥用盡而被迫停止進攻。日軍炮兵、輜重等支援部隊，車輛屢遭打擊，也消弱了進攻力量，“日軍官兵甚至連飯都吃不上，不得不掠奪當地百姓尚未成熟的稻谷充饑，連第11軍司令官橫山勇也因此連日腹瀉，十分狼狽”【43】。
親歷過此役的日本著名歷史學家藤原彰回憶道：
“在連綿不絕的水田里修筑公路的我們第二十七師團，正好成為美國空軍空襲的目標。美軍飛機的超低空飛行，甚至到了連美國飛行員的臉都能看得見的程度，那樣的情形我曾多次看見過。反過來，日軍的飛機連一次也沒有出現過。在1944 年6 月的前兩周，我們是在與爛泥作斗爭的道路修筑中度過的。分配給我們的任務連三分之一都沒有能完成，但士兵們已經感到非常疲勞了。而且越來越接近兵站線的最前頭，糧食的補給也不夠充分，特別是副食品，完全沒有任何補給。實際上，從作戰一開始就沒有任何補給計劃。也許日軍的補給完全是依賴于就地征發補給品，但征發的成果往往是零。湖南省的這一地區已經反復經歷過戰爭，是習慣于戰爭的第三、第十三兩個師團毀壞和糟蹋過的地區，凡是能吃的東西，一點兒也沒有留下來。身體的疲勞加上營養的不足，成為導致后來出現大量營養失調患者的原因。”【44】
另外，在第68師團的戰史中提到，8月10日岳陽兵站被空襲，導致三個師團40天的醫療用品全部報銷，此舉無疑會加重日軍在8、9月中戰病、戰傷人員的死亡【45】。另據藤原彰《餓死的靈魂們》一書的結論，在二戰期間230萬日軍亡靈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員不是戰死而是餓死的，這些人員餓死的重要原因，“還在于作戰優先、輕視補給的日本軍隊的作戰行為特性，在于即使沒有糧食，也要憑借氣力作戰的軍國主義精神”【46】。
事實上，美國空軍的裝備并不是多占優勢，甚至于往往在數量和裝備上居于劣勢，美軍的出色戰績主要得益于戰術的靈活。據參加衡陽保衛戰的中國士兵回憶，日軍對于駐華空軍已經怕到了骨子里，“日軍只敢夜間出動，如果日軍白天出動，被陳納德的飛虎隊看到了，就用機槍掃射，日本人對飛虎隊怕得要命”、“日本人太害怕飛虎隊了”【47】之類的記述很多。也因此，陳納德成為“自馬可·波羅以來最受中國人歡迎的外國人”。
對于蔣介石親自插手指揮而又多變的命令，薛岳事后指出：“凡會戰必須具備殲滅敵人之決心，不可遲疑猶豫，先存畏敵的心理，在何地域決戰應預為選定，決戰地域既定，必須盡其所有，配以充分能期應參與決戰之不足兵力，再分用于決戰地后方二線之防守。或分用于敵非攻擊方面的防守。否則，不僅不能達到殲滅敵人的目的，反致常遭失敗。”
兵敗已不可挽回，而且原因也確實復雜，薛岳也只能發發議論罷了。
縱觀薛岳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作為，應該說明顯是功大于過的，其事功值得中華民族永遠銘記！薛岳作為一個軍事將領，有著過人的大智大勇和堅忍不拔的氣勢，但也有他自身的一些弱點和不足，固執、驕傲往往使他的軍事指揮蒙上一層羞辱，使他走上的是一條一蹶一振的起伏路——這是值得后人引為鑒戒的。
長衡會戰之后，薛岳把手下僅有的已久戰疲憊的八個嚴重缺員的軍拉到了湘東，盡管此地環境艱苦、局勢險惡，但薛岳依然堅持頑強抵抗，以至于湘贛邊的一些縣城如醴陵、蓮花、萍鄉等城經過了反復爭奪，給日軍造成了很大傷亡。如第27師團曾在湘東消耗了過半兵力，其師團下屬炮兵聯隊也損失極大，一個炮兵大隊僅80人幸存。
由于薛岳與蔣介石的關系更為惡化，他這個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已經有名無實。此時，中美關系也已經嚴重惡化【48】，蔣介石及非嫡系將領的矛盾也已經非常尖銳。據李濟深自述，1944年日軍進攻長沙前后，他曾“派李卓賢到重慶去見史迪威……又派人去與薛岳聯絡，薛岳那時也與美國接上了頭。我又派人與余漢謀聯絡。”【49】
美國人的史書中也指出：“兩廣的再次分裂，兩位早期的國民黨元老余漢謀和張發奎本來就搖擺不定。據說四川和云南的派系準備一旦重慶的政府崩潰，就跟兩廣的政府結盟。在魚米之鄉的湖南，第九戰區司令薛岳的司令部開始公開表達不滿情緒。”【50】
隨著湘桂戰事的失利，蔣介石及非嫡系將領之間的關系必然更為緊張，薛岳將自己立于一個半獨立的地位，顯然有隨時拒蔣的打算。
薛岳率軍進駐湘東以后，對于抗戰及反共都做出了一定貢獻。薛岳將第九戰區殘余主力撤到湘東后，將99軍、暫2軍、44軍、4軍、37軍等5個軍留在了粵漢線以東，緩解了該區域兵力不足的窘境，為日后保衛粵漢線(南段)和贛南保存了重要力量。江西是抗日反攻的一個重要基地，也是國共爭奪的焦點所在，將第九戰區主力西調就等于將江西拱手讓人，也就不會有后來的贛江追擊戰和擊潰八路軍南下支隊的戰果了。
1945年初，薛岳率第九戰區主力參加了湘粵贛會戰。6月到8月間，組織實施了針對駐粵贛邊境日軍的贛江追擊戰。9月前后，薛岳在南昌接受日軍投降，并指揮暫2軍、37軍等部在贛南和湘南擊敗了八路軍南下支隊，破壞了中共建立五嶺根據地作為即將爆發的內戰中的南翼的戰略計劃。
??
================
注釋：?
【31】《大東亞戰爭全史》，P1120
【32】在《張發奎口述自傳》中，張發奎也提到在桂柳會戰期間曾發生了美軍飛機誤炸國軍駐地六寨的慘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網上流傳著一篇名為《慘烈的1944年桂林保衛戰》的文章，其中對桂軍極盡吹捧之能事，頗多不實之處，連日軍發起總攻的時間也提前了十天。
【33】見《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歷記》附錄三，P173
【34】《一號作戰之二：湖南會戰》下冊，P16。筆者認為，日本方面做出那么高的傷亡估計，其主要依據也許正是在衡陽遭到的慘重損失。負責主攻衡陽的68、116兩師團的傷亡則明顯與事實不符，應該存在瞞報情況，而且據說補充兵力屬于借調兵力，有時傷亡不統計在本作戰單位內。
【35】《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第三卷，P334
【36】可參見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一書，由于德軍對于勝利的前景過于樂觀，沒有充分考慮到蘇聯不堪的交通狀況，以至于半履帶車輛嚴重不足，造成深入蘇聯腹地后補給能力嚴重下降。
【37】見《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歷記》
【38】《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歷記》，P156.曾親歷過此戰的日軍士兵和田丈夫稱衡陽一戰日軍“大約戰死了2萬名，受傷者將近6萬，以京都、大阪為中心的兩個師團幾乎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見《衡陽抗戰鑄名城》,P243
【39】參見《1944衡陽會戰親歷記》，P26
【40】見麥克林恩《緬甸戰役：從災難走向勝利（1942—1945）》，P228
【41】《雅爾塔：決定世界格局和歷史進程的八天》，P259
【42】《飛虎將軍陳納德回憶錄》第474頁中總結道：“在三年多的戰斗中我們共損失飛機五百架，而我們消滅了二千六百架敵機，擊沉或重創二百二十三萬噸敵人商船、四十四艘軍艦、一萬三千艘一百噸以下的內河船只，擊斃六萬六千七百名官兵，摧毀了五百七十三座橋梁。”
【43】《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P314
【44】《中國戰場從軍記》，P100
【45】此處《檜第六十八師團史》信息由熟悉日文的軍史同好提供。
【46】《中國戰場從軍記》作者自序，P1
【47】《老兵口述抗戰②：石牌、常德、衡陽、桂林四大保衛戰》,P165
【48】可參見王建朗《信任的流失：從蔣介石日記看抗戰后期的中美關系》一文
【49】參見《李濟深自述》，安徽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50】《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P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