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都柏林重讀了一遍喬伊斯的《都柏林人》，在費城愛倫坡故居重新發現驚悚的《黑貓》。
在梵蒂岡的廣場上，1600年布魯諾被燒死的歷史細節更能打動我。在佛羅倫薩文藝復興的星空下，美第奇家族的故事與《米開朗基羅傳》更可信。
行旅的體驗，讓閱讀的愿望迫切而真實。在體驗之中，文字與時空交織，并發生共鳴。
如果談文學，最好到山上去讀詩，自然與歷史著作的閱讀，也都可以回歸到旅行中的現場。
春天在北京讀老舍。看《離婚》要去西城磚塔胡同尋老宅門；讀《駱駝祥子》，要去南城、府右街等地踏稀疏的柳影；讀《四世同堂》，去護國寺，轉舊貨，喝羊雜湯。讀老舍剛好春天，老舍慈悲，悲涼處也孕育著盎然的春意。
“ 頭年的蘿卜空了心，還能在頂上抽出新鮮的綠葉兒；窯藏的白菜干了，還能拱出嫩黃的菜芽兒。連相貌不揚的蒜頭，還會躥出碧綠的苗兒呢。”
到上海，路上讀《繁花》。將法租界的舊路走了兩遍。夜下思南路，
“兩男一女，燈下夜談，窗外落雨，案前酒濃，印象深刻。”
訪豐子愷故居，又把他的小冊子拿出來翻。黃酒一瓶，“人散后， 一鉤新月天如水。”
初夏時節，游逛蘇州園林，《浮生六記》翻開一頁。滄浪亭邊曾住了沈三白與蕓娘，倆人過的是小日子理想：
“若布衣暖，菜飯飽，一室雍雍，優游泉石，如滄浪亭、蕭爽樓之處境，真成煙火神仙矣”。
蘇州生活，一盤瓜果、一壺酒、花木蔥郁、靜動皆宜，所謂知足常樂，最貼切的總結臺詞，莫過于書中的臺詞——“不必作遠游計也”。
一年秋天住在波士頓，讀愛默生散文，初夏萬物生長，他寫：“世界非常空虛，它卻從這種虛飾的外觀中得到好處，使靈魂驕傲地得意揚揚。” 傍晚到湖邊散步，看成群的鵝和灰雁，
“To go into solitude, a man needs to retire as much from his chamber as from society.”
帶著梭羅的《瓦爾登湖》訪問瓦爾登湖，這是秋天中完美的一天，日光輕柔，楓葉搖曳，湖水清澈透底，風景與十九世紀的一天別無二致。我們用梭羅最擅長的步行方式，丈量康科德（concord）古老的每寸土地。梭羅寫道：
“我并不比湖中高聲大笑的潛水鳥更孤獨，我并不比瓦爾登湖更寂寞……我不比四月的雨或正月的溶雪，或新屋中的第一只蜘蛛更孤獨。”
在華盛頓和費城讀《光榮與夢想》，二、三十年代一段看完，就迫不及待跳到六十年代的熱鬧場面，尋找青春躁動的證據。華盛頓的大草坪和紀念碑，配上鮑德里亞的《美國》最合適。他說：“美國沒有身份問題。未來的權利將屬于那些沒有起源、沒有真實性的民族。”
舊金山，我讀《嚎叫》以及布考斯基的詩。“火神！孤獨！穢物！丑惡！垃圾箱和得不到的美元！”Crumb的老漫畫、布考斯基，加上tom waits的歌曲，“三位一體”組成美國老流氓縱貫線。當然亨利米勒的流氓地位是高于他們的。
在布拉格，我重新看了卡夫卡的一些小說。無論《鄉村醫生》、《在流放地》，還是《地洞》、《饑餓藝術家》。卡夫卡小說是面鏡子。試圖理解他們，就是失敗的開始。在西班牙猶太禮拜堂門口，我見到了象征逃逸的雕塑——飛行的卡夫卡，穿著西服套裝，他的靈魂在套子之外漫游。這讓我聯想到卡夫卡的志向，成為飄逸的虛擬物——他渴望成為字母K。而不是某個地域、民族的屬民，也不是兒子和丈夫。
在紐約，溫暖的冬日里，我走過的街道，見過的一切，讓我產生了重看一遍《麥田里的守望者》的愿望。Radio City 的演出，洛克菲勒中心的滑冰場，中央車站的寄存處，格林威治不限量香檳的酒吧…………當大屏幕色彩綻放，當人們興高采烈……我見過的一切，都讓我想起60年前，不知疲倦的霍爾頓。
在德國魏瑪城，讀歌德。他說：
“親愛的朋友，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樹常青。”
別忘了歌德也是個熱情的旅行者。
1786年，歌德初次到羅馬古城，他如此描述他的感受：“無論我走到哪里，我都在一個陌生的世界里看到熟悉的東西；一切都和我想象的一個樣，一切又都是如此新奇。”為什么歌德對陌生的世界感到如此熟悉？
因為閱讀，我們對世界產生好奇心，出發探索。因為閱讀，我們將他鄉認作故鄉。
凱魯亞克曾說：
“我們還有更長的路要走，不過沒關系，道路就是生活。”
行旅和閱讀如此匹配。行旅就是道路，路上“痛飲又能詩”。而行旅的時空，鋪就了另一條路給詩歌。
少了四季的風景和好酒，知識又有何用？反過來，少了恰當的文字陪伴，又怎能稱作一段美好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