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家書之稟父（2）【1035】2024-9-4（2）

評點：由侍郎變為湘軍統帥

此時的曾氏已不再是一個在籍守制的前禮部侍郎，而是駐扎在湖南省城的團練大臣了。由文而武，由政事而軍事，曾氏的身份，幾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因此，很有必要將這個轉變的過程說一說。

咸豐二年1852十二月底，太平軍在圍攻長沙八十余天不能下之后，半夜渡湘江，取道寧鄉、岳州北去。湖南巡撫張亮基擔心太平軍隨時殺回馬槍，遂留下江忠源的楚勇二千人駐扎長沙，又命羅澤南與他的弟子王錱在湘鄉招募湘勇千人進入省垣防守。

江忠源三次會試未中后，被大挑（清乾隆十七年(1752)定制，三科(原為四科，嘉慶五年改三科)不中的舉人，由吏部據其形貌應對挑選，一等以知縣用，二等以教職用。每六年舉行一次，意在使舉人出身的士人有較寬的出路，名曰大挑。）至浙江秀水縣去做知縣。咸豐元年，丁內憂回新寧原籍，恰遇太平軍由廣西進軍湖南。江忠源帶著他所招募的楚勇在湘桂交界處的全州蓑衣渡suoyidu（湘江上的一個重要渡口，在廣西全州城東北10里，系楚粵往來通衢。這里大樹參天，灌木錯落，兩岸重巒疊嶂，十分險要。過蓑衣渡50里，即可經黃沙河水路進入湖南。1852年的蓑衣渡之戰中，太平天國南王馮云山即在此中炮斃亡）打了一場勝仗，南王馮云山便死于此役。這是太平軍起事來遇到的一個大挫折，也是清朝廷軍隊對太平軍所取得的第一場勝仗，雖然沒能阻止太平軍的進入湖南，但江忠源及其楚軍卻因此仗獲得了“善戰”的稱譽，并因此受到朝廷的重視。

勇，是清代對地方上臨時招募的兵卒的稱呼。它的主要職責是維護地方秩序，故又稱為鄉勇。鄉勇平日皆為農民，遇到緊急事態才拿起刀槍出來組團成軍。事態平息后又回家種田。嘉慶初，傅鼐（1758年-1811年，字重庵，順天宛平（今北京市）人，原籍山陰（今浙江紹興）。傅鼐在苗疆十余年，修碉堡千余座，屯田十二萬余畝，練兵八千，收繳苗民兵器四萬余件。嘉慶十四年（1809年），擢湖南按察使。嘉慶十五年（1810年），兼署布政使。嘉慶十六年（1811年），傅鼐卒于官（死于任上））在湘西做同知（明清時期的官名。同知為知府的副職，正五品，因事而設，每府設一二人，無定員。同知負責分掌地方鹽、糧、捕盜、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軍籍、撫綏民夷等事務，同知辦事衙署稱“廳”。另有知州的副職稱為州同知，從六品，無定員，分掌本州內諸事務。）時便利用這種鄉勇平定苗民起義。傅鼐的做法得到朝廷嘉獎，并將它推行到全國各地。同時，湖南也因此而在民間培植了一股尚武的風氣，此風代代相傳，造成了湖南鄉勇的廣泛群眾基礎。在上封信里，曾氏說“曾家人人皆習武藝，外姓亦多善打”，說的正是這種風尚。為什么后來唯獨湖南湘軍能夠成事而別的省的勇丁大多沒有戰斗力，其原因就在于此。

江忠源在新寧招募的勇丁號為楚勇，在其他縣，也有地方上的頭目人物出面做這種事的。在湘鄉縣，由學界名流羅澤南牽頭，也拉起了一支隊伍。這些勇丁都是湘鄉人，故社會上稱之為湘勇。羅澤南手下有兩個能干的學生，一個名叫李續賓，另一個就是信中所說的王錱，字璞山。湖南招募湘勇防守地方對抗太平軍的做法，引起朝廷的重視，朝廷決定在江南各省立即予以推廣。從咸豐二年十一月起，短短的兩三月內，朝廷在這些省內委派了四十三個幫辦團練大臣，命令他們協助所在省的行政官員組織鄉勇，維持社會治安。欽命團練大臣的第一道諭旨，便是發到湖南巡撫衙門，欽命的對象便是在籍禮部侍郎曾國藩，命曾國藩“幫助辦理本省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咸豐二年1852年底，曾國藩墨绖出山，出任湖南團練大臣，自此拉開了湘軍轟轟烈烈的百年近代輝煌史）

這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國藩在老家收到巡撫張亮基轉來的上諭。但曾氏未奉旨，他擬了一道《懇請在家終制折》，請張代為奏報。前面已說過，只有二品以上的大員才有向皇帝上折子的權力，在地方上，文職只有總督、巡撫、布政使才屬于此列。曾國藩在籍守制，就不再是二品官了，他已沒有上折的資格，他的折子只能請督、撫、藩代遞。

曾國藩不奉旨，除開他所打出的公開理由--在籍終制外，也還有其他的一些緣故。據筆者猜測，不外乎這樣幾條：身為文人，不習軍旅；太平軍勢力強大，省內土匪強盜眾多，難以對付；社會秩序業已混亂，維持起來很困難。除開這些原因外，湖南官場風氣敗壞，在這種環境中難以成就大事，可能也是曾氏不愿出山的一個重要原因。咸豐登基這一兩年來，多次嚴厲批評湖南的吏治惡劣，貪污營私舞弊等等都比其他省嚴重，巡撫、布政使等一批高官都因此撤職查辦。人雖換了幾個，但風氣已成，扭轉就難了。

曾國藩擬出奏稿，反復修改，又將它以小楷謄正。正欲派專人送到長沙時，恰好張亮基又打發人送到親筆函。張兩基信上說，近日武漢三鎮失守，巡撫常大淳殉難，省城人心惶惶，請早日奉旨來長商辦大事。次日，好友郭嵩燾又特地從湘陰老家趕來。郭嵩燾道光二十七年中翰林，與他同科的還有曾氏的及門（正式登門拜師受業的學生）弟子李鴻章。在京時，郭就住在曾家附近，每日三餐在曾家吃飯，與曾氏關系甚是密切。郭嵩燾勸曾氏以桑梓（家鄉）安全為重，丟開一切顧慮，又說古往今來墨绖辦公事的人多得很，不必過于拘泥。郭又說動了曾氏的父親。曾父也以大義規勸兒子，要兒子移孝作忠。于是，在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這天，曾氏在母親的墓前焚燒已謄好的奏折，帶著最小的弟弟曾國煲離開湘鄉富托老家；二十一日抵達長沙，將行轅（舊時高級官吏的行館，亦指在暫駐之地所設的辦事處所）設在巡撫衙門旁邊的一個名叫魚塘口的街上，正式做起湖南省幫辦團練大臣來。

第二天，曾氏就上奏，請求批準在長沙立一大團，將各縣曾經訓練之鄉勇招募來省，扎實訓練，一可防守省城，二可隨時派遣到各縣剿捕土匪。朝廷即刻批準。這時羅澤南所招的三營共一千人的湘鄉勇丁已在長沙，于是曾氏以此為基礎建立大團，以明代名將戚繼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明朝抗倭名將，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卒謚武毅。漢族，山東煙臺人（一說祖籍安徽定遠，生于山東濟寧微山縣魯橋鎮）。杰出的軍事家、書法家、詩人、民族英雄）的束伍成法（治兵成功之法）編練，又親手制定訓練章程。這三營人馬便是湘軍的基本隊伍。

不久，張亮基赴武昌署理湖廣總督，江忠源升湖北按察使，其留在長沙的楚勇交其弟江忠濟及劉長佑統領。楚勇、湘勇及由辰州來省的辰勇等，均歸曾氏節制。時各地土匪活動頻繁，曾氏常調遣這批勇丁分赴出事地點予以彈壓。

咸豐三年三月，江忠源將留在湖南的楚勇全部帶赴江南，又奏請再招楚勇三千，朝廷允準。這時湖南巡撫一職由駱秉章（1793年-1867年12月12日），原名駱俊，字吁門，號儒齋，與洪秀全同為廣東花縣人，駱秉章不惑之年入仕，為官清廉，一絲不茍，曾為道光帝侍講學士。太平軍起義后，駱秉章募集資金修復城墻，令長沙得以保存。后追擊太平軍，屢立戰功，地位如日中天，與曾國藩相當。他因征戰而致眼疾加劇，卻只能短暫休假。駱秉章是清代嶺南具有爭議性的人物，終其一生為滿清殫精竭力，因殺戮同胞而染紅頂戴，飛黃騰達。1867年，駱秉章卒于任上。謚號文忠）擔任。駱秉章老于仕宦，既支持曾氏以重典治匪，從嚴治軍，又對湖南官場及綠營采取姑息容忍態度。曾氏參劾玩忽職守的長沙副將德清，又破格保舉參將塔齊布等人，因此而埋下了與湖南綠營的仇隙（仇恨）。綠營兵常常伺機欺負湘勇，塔齊布險些被綠營兵戕殺qiangsha（殘殺）。為避免內訌，曾氏不得不退讓，八月下旬由長沙移防衡州府。

上個月，支援江西的一支湘勇在南昌與太平軍作戰大敗，營官謝邦翰（曾國藩在《湘鄉昭忠祠記》紀念其等人“營官謝邦翰、易良干等殉難”）等四人及勇丁八十余人死于戰場。王錱欲借此機會擴大自己的實力，乃以報仇為名回湘鄉招募三千人。曾氏訓練湘勇，是為了給江忠源提供兵源，與王錱（1825年－1857年），一名珍，家譜名開作，字璞山，字家賓，早年號四愿居士，后又號養拙子、返璞山人。湘鄉縣（今湖南省湘鄉市）人，跟隨理學大師老師羅澤南練鄉勇起家，）自招自將的做法不同。兩人因此有了分歧。王錱雖是書生出身，卻善于用兵，打仗勇猛直前，有“老虎”之稱，但私心較重，急于自立山頭，與曾氏不協。曾氏一直不重用王錱。第二年，王錱自率一軍赴廣西單獨發展；咸豐七年率部援江西，不久死在江西戰場上。

曾氏與王錱不和的消息傳到湘鄉，曾麟書去信詢問兒子。曾氏此信講的即是這樁事。曾氏的話雖說得委婉，但對王錱的不滿情緒仍可看得出來。他說王錱招募的人馬“器械未齊，訓練未精”，背后的隱語顯然是：如此急欲出兵，必不可奏效。

信里說：“現在專思辦水戰之法”，講的是他道衡州府所辦的另一件大事：籌建湘勇水師。

太平軍在攻下岳州后，俘獲大批船只及船民，由此組建了太平軍的水師。仗著這支水師，太平軍順利渡過洞庭湖，打下武漢三鎮。在武漢又將這支水師擴大，然后百萬雄師盡皆乘船，浮江東下，暢通無阻，以至順利奪取江寧城。曾氏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知道今后要與太平軍角逐，水師是決不可少的。

衡州府地處蒸水與湘水交匯處，歷來水運發達，更有為數不少的船民。他們世代以此為業，積累了豐富的水上技藝。水師招兵旗一樹，便有數千人從東南西北四鄉奔來。這支隊伍很快便聚集起來了。曾氏慧眼識人，為水師選拔了兩位營官。一個是楊載福。楊為善化人，排工出身，此時只是湘勇中的低級軍官。一個是彭玉麟。彭為衡陽秀才，此時正潦倒家居。曾氏從微末中將他們識拔，委以營官重任。楊、彭二人感激曾氏的知遇之恩，以后一直對他忠心耿耿。水師在楊、彭的統率下，日漸壯大，為湘軍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關于這些，以后在相關書信中再來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