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二百七十年歷史中，與楚雄扯得上關系的著名歷史人物大約有兩位，一位是建文帝朱允文，據傳在武定獅子山躲避追殺，留下許多傳說。但也僅僅是傳說而已，這位大明帝國第二個皇帝的逃難傳奇在全國多地都有上演，真假難辨。另一位則是在姚安府當了三年知府，然后毅然在五十三歲的黃金年紀辭官而去，留下《李氏藏書》、《李氏焚書》、《續藏書》、《續焚書》等著作的哲學家李贄。
（李贄像，來源于百度百科配圖）
從政績上來說，在姚安當一把手期間的李贄并沒有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其信奉無為而治，“一切持簡易，任自然，務以德化”，到他辭官那一年，甚至為了逃避公務，跑到雞足山里去幾個月不回來。“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
不管在哪個朝代，這種懶政的行為也稱不上有何建樹。同時，李贄也并非海瑞那樣的清官，他其實內心瞧不起海瑞，認為海瑞雖然是清官，但是辦事能力不行，比雖有貪污行為但是真正做事的官員對老百姓造成的危害要大。這個論點在當今社會不稀奇，于400多年前卻可謂驚世駭俗。
若不是從姚安棄官之后二十多年的言行和著作，我們甚至不會知道在遙遠的云南省楚雄州姚安縣歷史上還有這么一位知府大人。
李贄為自己的文集取名《藏書》和《焚書》，不是沒有道理的，從孔孟到程朱，全都被他批評私德有虧，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卻藏污納垢，盡做些見不得光的齷齪事。只批古人也罷了，當朝所有儒生無不被罵個遍。李贄自己意識到，如此言論，自己的著作估計也就只能被偷偷藏起或者以禁書的形式被焚毀。
李贄最招人恨的地方在于，他自己并非道德楷模，他罵別人的事，有時候他自己也做過，但別人的反應是諱莫如深，做便做了，表面卻極力掩飾。李贄自己做了不道德的事，卻毫不遮掩，別人指出，他也毫不否認，連自己也罵。有時候甚至還大為宣揚。
李贄在麻城芝佛院當假和尚時，公然與梅家的女眷頻繁往來，在講究男女授受不親的年代，這種行為已經夠讓人非議的了，他還把與這幾位女士談論佛學的文稿刊刻出版，大肆宣揚。這就讓儒家統治集團非常不安。
明帝國曾經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但終究無法成功的原因在于，幾千年來，維系這個大一統國家的根本并非嚴格的法律，中央的命令只能到達府縣一級，而廣大的農村只能依靠鄉約民俗來約束，充當仲裁角色的長者，又只能依靠簡單的道德來評判。所以，以儒家的道德典范來維持封建王朝的統治是使這個龐大的帝國維持正常運轉的最簡單省事也最容易的方法。這也造成了2000年來封建統治的最根本問題——法律與道德脫節。
其實李贄的行為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官員士紳暗地里貪污腐化奢侈淫亂的勾當多了去，只不過大家都心照不宣，誰也不會聲張。里子如何畢竟這個社會的穩定需要依靠道德宣揚。但李贄的公然挑釁，已經是對社會的公開挑戰。李贄的名聲越響，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公元1601年，一場由地痞打手有預謀的焚燒芝佛寺的驅逐李贄運動也就不可避免的發生了。
李贄的悲劇在于，當讀書人真正想用儒家的那一套來達成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愿望時，卻處處充滿矛盾與對立，程朱的理學是解決這種矛盾的一個思路，王陽明的心學又是一種思路，但這兩種思路都是一元化的，根本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封建帝國存在的巨大問題。
若要以歐洲的資本主義進程來解決明帝國的問題，“風可進雨可進唯獨國王不能進”這樣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條文就會與皇權發生本質沖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李贄在1601年只能模糊的預感到“文極必開動亂之機，由亂復歸于治，有待于下一代創業之君棄文就質”。就在這一年，努爾哈赤創立了八期制度，并最終以高出一點點的“質”取代了一個“文極”的王朝。
李贄拋出了自己的困惑，卻沒有可以實際解決的方案，這已經遠遠超出了那個時代儒家學說的能力范疇，他自己也沒有更多的時間去探究這些問題的答案了。
張問達一紙奏疏參劾李贄歪理邪說妖言惑眾，動搖統治，罪無可恕。萬歷批復，由錦衣衛捉拿治罪，所有著作一應銷毀。
李贄在監獄里并沒有受到虐待，鎮撫司審判之后也只是讓押解回籍，但皇帝遲遲沒有任何指示下達。1602年的一天，李贄讓侍者為他剃頭，乘著侍者不在的間隙，他用剃刀自刎，但一直到兩天后才斷氣。錦衣衛在之后呈給萬歷的報告里稱李贄“不食而死”。
這個讓儒家頭痛的政治犯就此離開人世，但他的著作并沒有真的被焚毀，許多支持他思想的讀書人不斷整理刊刻李贄的論著，算是激起明朝后期社會思想變革的一朵浪花，讓我們在四百年后不勝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