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崇達在《皮囊》里說：人各有異。但人的本質上又那么一致。這是一種幸運。
是的，很幸運遇見生命中的那些人，看見他們也就看見了自己。
脫去了皮囊的靈魂在忙什么？看著我的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們，每天圍著一家人，掙錢、做飯、給孩子娶媳婦、拉扯孫子長大，似乎從來不知道褪去這些身份，他們在想什么，他們是誰，他們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的一生似乎都在為肉體的生、老、病、死忙碌，為了“生”支使身體，為了“病”消耗身體，人生的軌跡似乎一開始軌跡就設定好了，皮囊注定只是用來服務的。然而，當發現皮囊無法逆轉的衰老時，當發現他們一直以來的忙碌要戛然而止時，他們是如何使自己接受的？我從來沒有與他們聊過這個問題。
大概問衰老這個話題會讓他們害怕，也會讓我害怕。就像書中作者的父親生病時，所有人都和他一樣，假裝不知道那種挫敗感，假裝他會好起來。所以，我才會直到姥爺去世，也沒有和他聊過他的疼痛，他的理想，他的遺憾。因為回憶，往往代表著歲月的流逝和人的衰老，而我們都害怕面對衰老。
就像書中的母親一樣，家里的人一遇到什么事也是先找個巫婆或者菩薩，上學后的我總是會正義凜然的在心中揭穿他們的懦弱，可是漸漸的明白他們不過是為心靈找個寄托而已，就像我們無助時依靠他們一樣，世人生存都要找個信仰來支撐。皮囊是太容易遭到傷害的，身體的疼痛會折磨到靈魂。家中所有的人身體都或多或少的有問題，于是醫院成了我們最常去的地方，也是我最討厭的地方。所以常常拒絕正視疾病，拒絕正視衰老的軀體。于是生病了寧愿把身心交給“強大”的神明或者交給某種理想。
書中的阿小、天才文展和厚樸也都是病人。阿小患了“香港病”，文展患了“城市病”，厚樸患了“自由病”。他們都在忙著讓靈魂和肉體分離，可是偏偏阿小必須把身軀放在鄉下，文展始終得不到城市的接納，厚樸有著刻在骨子里的規矩。盡管他們一直在為心中的信仰活著，但是這三個人都是對信仰“要而不得”的。有人說，小說里寫這三個人是為了突出在他們對立面的作者的成功，其實不管作者的意圖，他描寫的這些人在身邊都是隨處可見的。小時候覺得學習特別好的人突然就輟學了，特立獨行的人突然就大跌眼鏡的變成了顧家的乖乖仔，還有你少年時特別崇拜的榜樣沒有成為科學家，也沒有成為精英，他們只是和許許多多的人一樣，成為隨時可以被替代的基層員工。還有，你以為會和你玩一輩子的伙伴，現在幾年也說不上一句話。他們也都患過一種叫做理想的狂熱病。
有些人的“病”被現實治好了，還有些人拖著“病體”在現實里守著心中的烏托邦。夢想著自由卻不得不把身體一日一日交給工作，想要飛的更高卻最終發現自己無能為力，不甘平庸卻最終承認自己平凡。不知足的人都有一顆無處安放的靈魂，回不去的曾經，夠不著的未來，說到底是自找的，可是偏偏又改不掉，誰又能說這不是正確的路呢，活著總得有點渴望。我們不想改變這種渴望。
這本書讓我想起了很多人，無數個與他們在一起的時刻構成了現在的我，世界這么大，遇見就是一種幸運。想明白了，也就不再感嘆相熟的人各散天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