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年，由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三部曲成了大家熱議的暢銷書。此人習慣于忠實地再現別人的理論，花很大的篇幅站在別人的觀點敘述而極少穿插自己的觀點，因此替別人承受了許多批判。

如果讓我說這幾部作品的中心思想，那就是警惕“演化人文主義”的復辟——從《人類簡史》開頭提到我們智人的祖先消滅了其他人類，到最后提醒大家技術的進步可能會造就全新的人類并且讓原有的人類變得可有可無，最終重演智人祖先的歷史。直到《今日簡史》的結尾，他擔心的基本上還是這個問題。中間那些個備受爭議的概念，從“共同想象的實體”到“農業革命”、“帝國”、“算法”，甚至“中國和美國誰將領導全球化”，其實都可以看做他的敘述過程。

那么，什么是演化人文主義呢？

按赫拉利的說法，演化人文主義脫胎于19世紀的人文主義思潮。當時科技和工業的發展打破了原有的社會關系，“上帝已死”，于是人們開始懷疑人生的意義，而人文主義思潮針對性地提出：人本身就是意義。后來人文主義思潮發展出了3個分支：注重個人的自由人文主義，注重集體的集體人文主義，以及宣揚弱肉強食的演化人文主義。

大家對號入座，不難發現這3種人文主義似乎對應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的3個陣營。沒錯，演化人文主義的代表正是納粹主義。

從“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名稱來看，演化人文主義似乎是將達爾文進化論粗暴地遷移到人類社會的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社會領域的思想并不只是靠生物學理論來做類比，他們還有一個來源至少可以追溯到馬克思的理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后來帕累托把這兩個階級的矛盾擴展成了經濟生活中的普遍矛盾（他不僅率先預言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預言這種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樣注重效益），而馬克斯·韋伯則認為類似的矛盾在社會領域中是普遍存在的，他還想通過引入競爭來改善德國的官僚制度。馬克斯·韋伯的理論實在過于龐雜（我目前甚至理不出一條線索）；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他的理論被一些人庸俗化，他們認為如果德國人在競爭中消滅了其他民族，那就實實在在地證明他們就是天選之子。于是舊的演化人文主義就這樣登臺亮相。此外，演化人文主義至少還有一個理論基礎源于維也納的圈子，而德國的魯登道夫將軍似乎也是它的鼻祖之一……總之，許多人不約而同地涌現出了這種想法。

讓我們忘掉這筆糊涂賬吧，不管怎么說上個世紀的演化人文主義是徹底搞臭了。科學的研究顯示，納粹們鼓吹的人種差異實際上并不存在，但是人們在這場災難中對受害者的冷漠至今依然是我們的心頭大患：假如有朝一日，人與人之間真的有了實實在在的差距，那又將如何發展？

由瓦爾·赫拉利從生物科技和算法的角度上提出了人類分化成兩種不同物種的可能性：生物科技讓有錢人進化成神，而算法奪取了絕大多數的工作崗位，把大多數人變成了無用的階層。

技術的發展或許會實現這種預言，而生物學的研究早已為新的演化人文主義打下了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呼~現在終于可以開始介紹我們的主角——復雜性理論了。

復雜性理論大體上是產生于生物學的研究。我們中學都學過孟德爾的遺傳定律，而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在孟德爾和達爾文等前輩的基礎上發展了進化生物學，他認為生物不過是基因組進化的工具。但是以古爾德為首的另一派生物學家反對他的觀點，他們發現生物進化的速度遠遠大于基因組通過自然選擇調整、適應的速度，并且提出基因型和表現型遠遠不是那種一一對應的關系。

大約到了90年代初，斯圖爾特·考夫曼又在古爾德們的基礎上推翻了道金斯關于基因起源的猜測（考夫曼的計算結果表明，按道金斯派的“原始湯”一類的假說將早期的有機物進化成生物的概率過分接近于零，平均下來即使窮盡宇宙的壽命也不會發生一次），并且用一種“催化閉合”假說取而代之：一片水域里的化學物質同時發生化學反應，一個反應的產物會小概率地成為另一個化學反應的催化劑；當化學物質的種類超過一個臨界點，它們的產物就會互相催化，使得反應速率大大提高，這就是所謂的“催化閉環”。催化閉合還有一個作用，就是會產生原先沒有的化學反應和新的產物，甚至是爆炸性地增長。考夫曼將生物內部化學反應的總和——即新陳代謝看作生物的本質，這樣也就解決了生物和新的性狀如何從無到有的問題，自然選擇也才有了“選項”。

考夫曼繼續推論：這種催化閉合導致的新化學反應出現，一方面會為生物帶來新的進化方向，另一方面說明宇宙中有許多化學反應雖然還沒有發生但理論上完全可行，其中的前景遠遠超過我們已知的世界。盡管他對生命的奇跡充滿了敬畏，但他也期待著未知化學反應的前景；他們從未停止“生物工程”的研究，甚至希望合成一些沒有遺傳物質的生物來證實催化閉合假說。??

況且這種理論上的可行性不僅局限于化學反應，而是在普遍存在于生命活動之中：研究表明，一個基因即使改變了許多堿基也可能照樣實現原先的功能；許多蛋白質只要空間造型相似，即使氨基酸差別很大也可能互相替代；還有當我們改變基因之間的影響關系，一樣可以實現從穩定到靈活最終變成混沌的信息控制結果。既然生物內部有了這么多可能性和變化，而生物之間又共享著化學反應的產物，那么在自然選擇的配合下，它們形成的系統就有了自己的秩序，即使沒有小行星之類的天災影響也可以自行發展、興旺甚至發生大規模的滅絕。并且類似的秩序可以推廣到社會、經濟領域，就像造物主事先寫好了劇本等著我們去開荒一樣。

考夫曼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最細微的移動，可能會給我們生于斯長于斯，創造再創造的世界，帶來細微的，或者是劇烈的變化……試想，99.9%的物種，都是來了又走了。小心些吧。你自身邁出的腳步，就可能誘發某個災變，將你永遠帶走；你、我、他，誰都無法預言，究竟是哪個微小的變動，會誘發微小的或是災難性的變化。小心些吧，但是不要裹足不前。你別無選擇。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但是同樣，要有足夠的智慧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我們都盡力而為，最終不過是邁向自己的滅絕，為新的生命形式、新的生存方式，讓出道路。”

考夫曼的理論和表態不僅從理論上完善了進化論，還給進化賦予了一種必然性和哲學意義：正如馬克思認為社會會經歷一系列階段向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發展，考夫曼認為我們的使命是盡力而為，最終為新的生命形式、新的生存方式讓出道路。當一個人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探索新生命形式的歷史進程，融入了那個從簡單到復雜，由無序到有序的熵減過程，他就不再是為了他自己或者眼前的小圈子而存在，他的生命簡直有了宇宙洪荒的意義。這種崇高的意義不僅填補了文藝復興至今的信仰空虛，而且遠比上個世紀的人文主義更具活力，甚至連最近30年的加速發展都無法撼動其根基。

怎么樣，有沒有覺得這種新的演化人文主義還不錯？有沒有覺得自己即使沒有家人的陪伴也不再孤單？即使將來硅基生命取代了咱們碳基生命又如何呢？不過事情還沒結束。

復雜性理論當然不止我提到的這點內容，不過咱們老百姓通常也不會老老實實吃透一本書，搞清楚每句話的上下文然后忠實地吸收其中的思想；相反，我們更容易被其中的只言片語引起共鳴，成為我們思想的一部分，然后再把我們自己的只言片語散發出去打動其他人。比如馬云們從劉慈欣的小說里看到了一種“黑暗森林法則”，把它作為自己的經商哲學，然后現在網上到處都有文章把“黑暗森林法則”作為自己的論點。因此，復雜性理論還可以進一步地歪曲。

比如大家熟悉的“紅后效應”——“只有拼命往前跑才能停在原地”，其實考夫曼也提到過。從我上學的時候班主任就勸我“別人都補課你不補咋辦”，上班以后又接觸到了各種“試錯”、“迭代”、“機器學習”、“ai取代”，回頭一看現在已經影響到幼兒園教學了，好像不這么鬧就沒有現在的繁榮。但是考夫曼通過建模計算發現，如果進化真的像這種軍備競賽一樣，平均的適應程度反而不高，和缺乏競爭的情況相仿，而比較好的情況是在“紅后”區和缺乏競爭區之間的臨界點，用他的話說叫“混沌的邊緣”。

這種推崇“紅后效應”的思潮在經濟領域引發的一輪輪的融資泡沫還算無傷大雅（既然大多數企業本來就活不了幾年），但是對兒童的影響就不可謂不惡劣了——從這十幾年的情況估計，他們將來甚至難以適應大學生活。

盡管我把這種販賣焦慮的思潮視為復雜性理論的歪曲，但是沒有證據表明那些人真的接觸過考夫曼的理論。那些人應該是不約而同地產生了這種想法，正如1個世紀以前的西方涌現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如今西方人還在根據膚色之類的東西歧視別人，而我們似乎占據著演化人文主義的新風口。無論事情如何發展，都已經驗證了由瓦爾·赫拉利的論斷：“演化人文主義并不違反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