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記錄、交流以及傳承思想和語言的符號。當原始的結(jié)繩記事、契木為文越來越無法與人類日趨復(fù)雜的社會活動相適應(yīng)以后，文字的誕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相傳漢字為黃帝時期的史官倉頡所創(chuàng)，在撰寫于西漢時期的《淮南子》一書中，更是繪聲繪色將其形容為“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卷八·本經(jīng)訓(xùn)》），可見人們早早便已經(jīng)認識到了文字誕生所帶來的的重（可）要（怕）影（后）響（果）。
不過倉頡造字只是個傳說，事實上早在史前時代便已出現(xiàn)了諸如刻符、陶文、水書之類的文字雛形。到了敬鬼神、重祭祀的商朝，人們將祀典、賜命、詔書、征戰(zhàn)、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鑄造在青銅器上，后來被稱之為金文或鐘鼎文；而卜官用龜甲或獸骨記錄卜問結(jié)果的文字，也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甲骨文，這些都是我們民族最為古老的文字。
無論將文字刻在龜甲、獸骨上還是澆筑在青銅器上，都是個技術(shù)活也是個力氣活，所以只能用最簡潔的文字來記錄些那些最為重要的內(nèi)容。等到人們開始使用更為廉價、易于取得的簡牘作為文字的載體時，情況就變得不一樣了——比如說記錄一些不太“正經(jīng)”的東西，例如詩歌。
詩在中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在虞舜時期的文獻中就有記載。不過作為一種跟軍國大事沒啥關(guān)系的藝術(shù)形式，詩在當時顯然沒有資格訴諸于文字，以至于流傳至今最古老的詩歌作品只有商末周初的《周頌》。不過這些詩歌作品顯然太過于不“正經(jīng)”，大多不符合正統(tǒng)禮儀的要求，惹得孔圣人大怒，憤而刪詩：
“古者詩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guān)雎之亂以為風(fēng)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于是“詩三千”被孔圣人刪成了“詩三百”，還非常得意的自稱“《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過《詩經(jīng)》開篇就是一首撩妹詩，當年曾讓我這個心思純凈的小少年起過不少的歪心思，看來無邪的也不那么純粹。
此后詩歌經(jīng)過了漢魏六朝樂府、唐詩、宋詞、元曲的發(fā)展，最后終于沒落。不過另一種文學(xué)體裁——小說卻迅速崛起，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一種藝術(shù)形式。
從先秦到宋元——說說小說的起源與發(fā)展。
早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中就有名為“小說家”的流派。至于小說家與后來的小說到底是啥關(guān)系至今仍眾說紛紜，不過按照當時的定義，“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以我的淺見倒覺得兩者沒啥區(qū)別。
我上中學(xué)時，正是金庸、古龍以及瓊瑤等各種港臺小說大流行的時候，同窗們私攜至學(xué)校不分課間、課上如饑似渴般的偷偷閱讀的情況司空見慣，自然也免不了被抓“現(xiàn)行”。猶記得當時的班主任每天不搜剿出三五本的“雜書”，都覺得心里空落落的，還經(jīng)常一邊仿效孔夫子刪詩狀咬牙切齒的撕書，一邊朝我們怒吼“好好的書不看，非得看這種不學(xué)好的破書，將來都得成社會敗類”。
我們后來成沒成敗類不重要，但小說從誕生之日起的地位和名聲就跟我們班主任說得沒啥兩樣，被視為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說。比如性情和才華很適合寫小說的莊周就死活瞧不起小說，稱之為“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于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莊子·雜篇·外物》）啥意思呢？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小說家像是用小釣竿在小溝渠釣魚，只能釣到泥鰍而非大魚，嘲笑憑小說無法入大道。后來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比如“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治家，有可觀之辭。”（《新論·補遺》東漢·桓譚）認為小說雖然有益于“治身治家”，但仍是“短書”，離治政化民的大道太遠。
不過“大道”這玩意有少數(shù)幾個圣人和大人們關(guān)心就行了，跟絕大多數(shù)人半個銅板的關(guān)系都沒有。而且小說講述的關(guān)于市井逸聞、仙俠鬼怪、男女八卦等故事，對于一般人來說遠比那些陽春白雪的經(jīng)史典籍、詩歌詞賦神馬的有吸引力得多。況且那些瞧不起小說的大人物們，其實在推銷他們的大道理時也總喜歡瞎編些千奇百怪的小故事，以增強人們的印象和加大說服效果——其中尤其以韓非子（自相矛盾、鄭人買履、守株待兔等）、莊周（望洋興嘆、庖丁解牛、井底之蛙等）、孟子（揠苗助長、再作馮婦、五十步笑百步等）最喜此道，后人謂之為“寓言”，其實稱之為微小說也不為過。比如說孟子曾經(jīng)胡謅過一個“攘（偷）雞”的故事：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guān)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后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孟子·卷六·滕文公章句下》）
另外早期的一些文筆優(yōu)美曲折、故事性極強的史書和文人筆記，也在無意中具備了所謂的“小說三要素”，即人物形象、故事情節(jié)和環(huán)境（背景）描寫。很多史書拿來當小說讀一點問題也沒有，比如《左傳》、《戰(zhàn)國策》、《史記》、《三國志》之類，更妙的是，后來流行于世的古典小說名著也沒少以此為藍本，或從中取材。
此間流傳較廣的可以視為小說雛形的文學(xué)作品包括西漢東方朔的《神異經(jīng)》、東漢班固或南齊王儉的《漢武故事》、東晉干寶的《搜神記》和葛洪的《神仙傳》、劉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等等。
從小說誕生起經(jīng)過近千年的沉淀與積累，到唐朝時中短篇小說終于基本成熟，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傳奇”。其標志就是題材不再局限于志怪、歷史類，愛情、俠義等類型的小說有了長足的發(fā)展，深受好評和喜愛。與此同時，小說的篇幅更長，“敘述宛轉(zhuǎn)，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民國·魯迅）。
唐傳奇的代表作品包括王度的《古鏡記》、張說的《虬髯客傳》、沈既濟的《枕中記》、許堯佐的《柳氏傳》、陳鴻的《長恨歌傳》等。當然最具標志性的還是號稱“唐代三大愛情傳奇”的《鶯鶯傳》（元稹著）、《霍小玉傳》（蔣防著）和《李娃傳》（白行簡著）。
唐傳奇之后自然就該宋話本隆重登場了。
“話本”的稱謂其實在唐朝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隨著說書（當時稱“說話”）這種藝術(shù)形式越來越受到歡迎，傳播的故事也就越來越多。于是便有有心人將這些口口相傳的故事記錄下來，或者是創(chuàng)作與“說話”體式相類似的新的故事文本，這些與后來明清古典小說已經(jīng)非常相似的文學(xué)作品，在當時被統(tǒng)稱為“話本”。
宋話本最大的意義，在于大部分明清時期的經(jīng)典小說作品均可在這里找到源頭。比如《三國演義》，相關(guān)的故事最遲在晚唐已經(jīng)廣為流傳，到宋朝時，因其先后與遼、西夏以及金、蒙古呈三足鼎立之勢，在對外戰(zhàn)爭中又屢屢受辱，所以三國題材的“說話”更是讓宋人產(chǎn)生了很強的代入感，特別是“尊劉貶曹”的傾向便是由此產(chǎn)生；再如《水滸傳》，文人龔開根據(jù)北宋以宋江為首的山東大盜事跡作《宋江三十六人人贊并序》，其中甚至將宋江一伙36人的姓名、綽號甚至排行都一一列出，而且與《水滸傳》相比，雖有差別但大體不差：
“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學(xué)究（吳用）、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guān)勝、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沒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里白條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呼延灼）、混江龍李俊、九紋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fēng)李逵、小旋風(fēng)柴進、插翅黑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五、青面獸楊志、病關(guān)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沒遮攔穆橫（穆弘）、拼命三郎石秀、雙尾蝎解寶、鐵天王晁蓋、金槍手徐寧、撲天雕李應(yīng)。”
此后的《大宋宣和遺事》共分“元亨利貞”4集，其中2集都提到梁山宋江的故事。本書所載的梁山故事梗概，從楊志賣刀起，經(jīng)智取生辰綱、宋江殺閻婆惜、得九天玄女授天書，直到投降朝廷鎮(zhèn)壓方臘起義止，順序和《水滸傳》基本一致。而且書中除了痛斥歷代昏君荒淫誤國之外，大力提倡漢人忠君愛國的思想，已經(jīng)奠定了《水滸傳》一書的思想雛形。
可以說沒有宋話本，就沒有明清這個古典小說的黃金時代。
明清兩朝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黃金時代。
自古以來國人就偏好搞排行、加尊號，比如金陵有十二釵啦、孔門有七十二賢啦之類的。明朝的一代文宗李贄在初讀《水滸傳》后意猶未盡，將其與《史記》、《杜子美集》、《蘇子瞻》和《李獻吉集》封為“宇宙內(nèi)五大部文章”。此后王世貞、袁宏道、金圣嘆等各有點評，不過他們評點、推崇的作品既有經(jīng)史典籍又有詩文集、戲劇、小說，顯得雜亂無章又不倫不類，于是才有了清初大才子李漁站出來撥亂發(fā)展：
“昔弇州先生（王世貞）有宇宙四大奇書之目，曰《史記》也，《南華》也，《水滸》與《西廂》也。馮猶龍亦有四大奇書之目，曰《三國》也，《水滸》也，《西游》與《金瓶梅》也。兩人之論各異。愚謂書之奇當從其類。《水滸》在小說家，與經(jīng)史不類；《西廂》系詞曲，與小說又不類。今將從其類以配其奇，則馮說為近是。”（《醉畊堂本醉畊堂四大奇書第一種·三國演義·卷首序》）
李漁在當時的文壇可謂一言九鼎，所以經(jīng)過他的肯定之后，馮夢龍版“明代四大奇書”開始被人們廣為接受。不過馮版“四大”中的《金瓶梅》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qū)以饨麣В谑潜怀蓵谇∧觊g的《紅樓夢》所取代，形成了新版的“四大奇書”，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四大名著”。
曾被視為“小道”、“短書”而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小說，到了明清時期情況已經(jīng)大為不同。在此時的士林主流輿論中，小說已經(jīng)不再是謙卑的匍匐于經(jīng)史足下的“稗官野史”，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經(jīng)可以凌駕于經(jīng)史子集之上。比如“公安三袁”中成就最高的袁宏道就曾經(jīng)說過：
“少年工諧謔，破溺《滑稽傳》。后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jīng)》非至文，（司）馬遷失組練。一雨快西風(fēng)，聽君酣舌戰(zhàn)。”《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七》
小說的地位之所以會出現(xiàn)如此大的變化，在于其在明清時期的高度成熟。尤其是明朝，繼承了宋元等前朝的說書評話、傳奇小說與雜劇中的精華，在演繹成書的同時，還有獨立的創(chuàng)新之作。而這些作品大體可以分為六類，即歷史小說、俠義小說、人情小說、神怪小說、社會現(xiàn)實小說以及短篇小說。
1、歷史小說——代表作自然是《三國演義》。
歷史小說是明朝的“自留地”，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開辟演義》、《西周演義》、《東周列國志》、《兩漢演義》、《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殘?zhí)莆宕萘x》以及《北宋志傳》和《南宋志傳》等，幾乎將此前的中國歷史“演義”了個遍。在其中自然以《三國演義》（當時稱《三國志通俗演義》，或者《三國志演義》）的藝術(shù)價值和影響力最大。不過《三國演義》由羅貫中成書于元末明初，此后屢有增刪修訂，清朝康熙年間時毛綸、毛崗宗父子對“羅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回目和正文進行了較大修改，使得故事情節(jié)更加流暢、文字精練更具可讀性，同時刪改了大量與史料不符合的情節(jié)。我們今天所能讀到的《三國演義》，大部分是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以毛氏父子版本為基礎(chǔ)修正后的版本。
《三國演義》在明清時期社會影響力極大，尤其是對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建州女真而言，更是成為他們愛不釋手的兵書和權(quán)謀術(shù)教材。皇太極施反間計除掉袁崇煥，據(jù)稱就是參考《三國演義》中蔣干盜書一節(jié)而來的靈感，故此清人王嵩儒曾在《掌固零拾》中坦然承認“本朝為入關(guān)之先，以翻譯《三國演義》為兵略。”
2、社會現(xiàn)實小說——古典諷刺小說的巔峰《儒林外史》。
如果說歷史小說領(lǐng)域明朝獨領(lǐng)風(fēng)騷，那么清朝的社會現(xiàn)實小說則可稱為一枝獨秀。其代表作包括《儒林外史》、《老殘游記》、《官場現(xiàn)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海上花列傳》以及《孽海花》等。在清朝這個前期文字獄盛行，后期政治黑暗、社會動蕩的時代中，能夠誕生出這種以諷刺、譴責(zé)為主基調(diào)的作品，直指社會尤其是官場上的種種丑態(tài)，實在是殊為可貴。比如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中作者吳沃堯甚至這樣寫道：
“只因我出來應(yīng)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第二回·守常經(jīng)不使疏逾戚 睹怪狀幾疑賊是官》）
3、俠義小說——《水滸傳》自然是扛鼎之作。
明朝的俠義小說的代表作有《水滸傳》、《粉裝樓》、《英烈傳》、《精忠傳》等，清朝最出名的是《兒女英雄傳》和《三俠五義》，其中扛把子的自然是《水滸傳》。
不過《水滸傳》的情況比《三國演義》復(fù)雜得多。比如說作者，據(jù)傳是施耐庵所著、羅貫中參與潤色，不過萬歷年間的《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題為“羅貫中編集”，袁無涯刊《忠義水滸全傳》署名是“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李贄在《忠義水滸敘》中說作者是“施（耐庵）、羅（貫中）二公”，而在田汝成的《西湖游覽志馀》和王圻的《稗史匯編》中的記載《水滸傳》都是羅貫中所著。而當前的普遍觀點認為，這部作品應(yīng)是從宋到明的數(shù)百年間，由民間說書人、文人、書商等世代累積而成，施、羅二人可能在其中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而已。
再比如版本。《水滸傳》分為簡本和繁本，其中簡本在明清時流行于民間，不過到近代以后就比較罕見了。繁本常見的有70回、100回和120回版本，其中容與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百回版最古，還是當前最常見的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所采用的版本；袁無涯刊本《水滸全傳》120回的內(nèi)容是最全面的，金圣嘆《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70回看起來最爽（把大聚義后招安、討方臘等章節(jié)統(tǒng)統(tǒng)刪去），而且老金還吐了一口好槽……
不僅如此，這部明目張膽倡導(dǎo)“造反有理”的作品顯然不招統(tǒng)治者的喜歡，卻很合“反賊”們的胃口。比如發(fā)生在萬歷十五年（公元1587年）的一次農(nóng)民起義中，就仿效水滸聚義提出了“群英聚會，代天行道”的口號；爆發(fā)于兩年后的太湖劉汝國起義，更是打出“替天大元帥”的旗號，學(xué)習(xí)梁山好漢“濟貧招賢”、開倉放糧、劫富濟貧；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的徐鴻儒起義，更是被朝廷視為被《水滸傳》所蠱惑——“儒誤信梁山泊故事，巢于梁家樓；徐鴻儒倡白蓮教，巢于梁家樓，直欲親見梁山泊故事。”（《罪惟錄·列傳三十一·叛逆?zhèn)鳌非濉げ槔^佐）
到了崇禎年間，各地起義、民變更是層出不窮，像李自成、羅汝才等都打出過替天行道的旗號。于是刑科給事中左懋第上書，要求毀禁《水滸傳》：
“《水滸傳》一書，貽害人心，豈不可恨哉……此書荒唐不經(jīng)，初但為隸傭瞽工之書，自異端李贄亂加圈獎，坊間精加繕刻，此書盛行，遂為世害。而街坊小民將宋江等賊名畫為紙牌，以賭財物，其來尤久。小民一拈其事，不至于敗行蕩產(chǎn)不止。始為游手之人，終為穿窬劫掠之盜，弊全坐此。皆水滸一書為之崇也。”（《明清史料·乙編·第十本》）
崇禎皇帝覺得有理，便下詔“凡坊間家藏《（水）滸傳》并原板，速令盡行燒毀，不許隱匿；仍勒石山巔，垂為厲禁，清丈其地，歸之版籍。”（《明清內(nèi)閣大庫史料·上冊》）
話說崇禎君臣著實有些不著調(diào)——你倒是把沒文化的滿洲人唯一能看懂的“兵書”《三國演義》禁了呀？至于《水滸傳》，難道沒有這本書，李自成們就不反了？
4、神怪小說——東西南北游一圈，還是《西游》最靠譜。
明朝的神怪小說影響力較之前朝有所下降，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不知道誰寫的《封神傳》，就是《東游記》、《西游記》、《南游記》和《北游記》，光看書名就讓人頭暈。
《西游記》的故事是根據(jù)宋人評話《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評話》和元代雜劇為基礎(chǔ)創(chuàng)作而成，作者吳承恩。老吳生于明弘治年間，雖然才華橫溢卻一生潦倒于仕途，直到晚年才閉門著書，最終成就《西游記》這一鴻篇巨著。
因為自身的經(jīng)歷和際遇，吳承恩在書中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態(tài)度，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比如在他的筆下，本該是壞蛋的妖精鬼怪身上反倒有著濃厚的人情味，相反作為正面人物的神佛仙人們卻大多面目可憎、心思齷齪，是中國古典小說中罕見的“反主流”設(shè)定。
《西游記》在明朝也被禁毀過。由于該書推崇“揚佛抑道”，遭致沉迷于修道長生的嘉靖皇帝的不滿，再看到老吳借孫悟空之口說出“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西游記·第七回·八卦爐中逃大圣 五行山下定心猿》）這等大逆不道之言，朱厚熜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下令毀禁《西游記》。
5、三言二拍與聊齋志異——集中國古典短篇白話小說之精華。
明清的短篇小說多數(shù)是抄錄前朝的評話傳奇故事，也有創(chuàng)新之作。明初有《全像古今小說》40卷，編著者不詳。明朝中葉有馮夢龍所編的《喻世明言》24篇、《警世通言》40篇和《醒世恒言》40篇，合稱“三言”；明末又有凌濛初編著創(chuàng)作的《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合稱“二拍”。這“三言二拍”在清朝時合編為《今古奇觀》，推動了短篇小說的發(fā)展和繁榮，標志著中國短篇白話小說的風(fēng)格和特點已經(jīng)形成。
蒲松齡的人生際遇與吳承恩相類似，都是才華橫溢卻潦倒窮困，到老才開始著書立說。《聊齋志異》就是蒲松齡50歲以后的作品，雖言神鬼狐仙之事，卻充滿市井人情的味道，故事生動有趣，莊諧雜陳，引人入勝。
《紅樓夢》與《金瓶梅》，中國古典小說不可逾越的巔峰之作。
在小說作品整體的藝術(shù)價值和開創(chuàng)性、影響力方面，明朝都遠勝于清，堪稱是中國古典小說的黃金時代。比如在古典小說的“四大名著”中，明朝的作品就占了三部，即便到了《紅樓夢》已經(jīng)問世幾十年后的嘉慶八年（公元1803年），清人仍對明朝小說推崇備至，心服口服：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shù)百千種，而《三國志（演義）》、《西游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臥閑草堂本《儒林外史·序》清·閑齋老人）
不過清朝出了一個“妖孽”曹雪芹，寫出了一部無敵爆款的《紅樓夢》，無論在思想和藝術(shù)成就上，還是在影響力等方面已經(jīng)超出了一部文學(xué)作品的范疇。比如王國維曾稱之為“《紅樓夢》，哲學(xué)的也，宇宙的也，文學(xué)的也。”毛澤東主席甚至說“不讀《紅樓夢》，就不了解封建社會。”
于是乎靠數(shù)量取勝（其實質(zhì)量一點也不差）的明朝小說再也壓制不住以質(zhì)量取勝的清朝作品（其實也就是一部《紅樓夢》而已），只好與之并稱。
其實明朝有一部在思想價值和文學(xué)價值上絲毫不遜于紅樓的作品，只可惜命運多舛，初降世時被視為“天下第一奇書”，位列明朝“四大奇書”之首，連三國、水滸、西游都只能屈居其后。只可惜被總愛閑著沒事發(fā)神經(jīng)的乾隆皇帝禁掉，從此數(shù)百年不見天日，還被當成了誨淫誨盜的“黃書”，甚至還搞出了“潔本”，真真是明珠暗投、焚琴煮鶴。
這部作品當然就是《金瓶梅》啦。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曾費盡了心思搞到了一部，天天躲在被窩里偷看，那叫看得一個春心蕩漾啊，感嘆不愧“黃書”之名。十幾年后再捧起此書時已經(jīng)無須偷偷摸摸，青春期時的“蕩漾”自然不會剩下幾分，卻多了幾分文字之外的感悟。想必到了須發(fā)皆白、閱歷更深的年紀，這份感悟也會更深刻一些吧。
初看滿眼艷情，再看皆是人情，終看才知世情。
也是此時，方知《金瓶梅》被禁數(shù)百年不得翻身，其實不是把男女之情寫得太露骨，而是將這個世間人心揭露得太結(jié)實、太透徹、太殘酷了些。而這種現(xiàn)實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得了的，所以干脆以“黃色”的名義禁掉，大家都看不見，就當它不存在好了。
從這個角度看，《金瓶梅》較之《紅樓夢》更為犀利和尖銳，也怪不得毛澤東主席曾經(jīng)評價道：
“中國小說寫社會歷史的只有三部：《紅樓夢》《聊齋志異》《金瓶梅》……《金瓶梅》是《紅樓夢》的老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