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從1927年的秋收起義起，中國農村的墻壁上就已經出現了各種標語，后來，有人從全國68萬個鄉村的土墻上讀出了時代變遷的意味，把這些刷在田間墻頭的文字稱作“墻壁上的歷史”。

就這點而言，河北省故城縣小劉莊村的劉輝一家可以算“書寫過歷史”的人。劉家三代都在村里刷墻，最早是政治口號，接著是改革開放、計劃生育等政策口號，然后是各色致富標語，到2000年左右，劉輝接過爺爺和父親的班，他刷的是家電、汽車、樓盤廣告以及互聯網公司的口號與網址。

像改變城市人生活一樣，互聯網也改變著村里人的買賣和娛樂方式，同時，它還改變了一些農村特有的東西。

和自己的祖輩父輩不同，劉輝現在從一家互聯網公司接刷墻任務，在公司網站或APP上查看客戶的標語范本和想刷的區域，自己準備刷墻材料，有時也支付墻壁租金，根據刷墻任務大小把活兒承包給村民或自己刷。刷完拿手機拍照，上傳給公司，客戶在線看到照片和效果之后支付費用。

雇他刷墻的互聯網公司叫村村樂，號稱“中國最大刷墻公司”。在過去6年里，這家公司通過互聯網打造了一個以村為單位的巨大門戶，在全國68萬個行政村招攬了近30萬名劉輝這樣的農村當地代理人，有訂單時，一聲令下，這支龐大的生力軍“可以刷中國所有村莊的墻”。

從“村友錄”到下鄉刷墻

2009年，胡偉在家看孩子時，初次起了創建村村樂的念頭。那時，他并沒料到這會是自己創業以來最有價值的一個念頭，也沒想過未來會用它刷墻。

這個時年33歲的前聯想公司產品經理已經創業6年，生意穩定，生活無憂，長居美國，日常主要事務就是看孩子、打球、看項目。

“就像石頭縫蹦出來孫猴子，我突然想，能不能做點跟農民有關的事？我自己是農村出來的，又是學計算機專業的。”胡偉回憶。

他想為中國農民做一個類似Facebook和人人網的社區。這類以學校和班級為單位的校友錄社區正備受年輕學生和城市白領歡迎，胡偉想做個以村為單位的“村友錄”，讓農村的村民們也有一個這樣的交流平臺。

按照當時的村落名錄，一個覆蓋全國660521個村莊的網站很快被搭建出來，用戶可以按省、市、縣、鎮（鄉）、村的行政區域劃分找到自己所在的村莊入駐，胡偉給網站起了個喜慶的名字：“村村樂”。

就像班級有班長、論壇有版主，村村樂也在各村設立了“網絡村官”，就是每個村的站長、負責人，由村民自己申請，網站根據活躍度任命。比如劉輝就是小劉莊村的站長。

“那時沒想清楚能用這個網站做什么，只是覺得好玩”，胡偉說，“你想想，幾千年來，有什么能讓全國范圍的農民互相發生聯系？只有互聯網。”

2012年，一個家電品牌想在農村做調查，了解村民喜歡什么樣的電視機。胡偉把調查問卷發給村村樂的一千個“網絡村官”，向他們支付費用，由他們各自找本村村民填寫問卷。“像這樣調查一千個村子，一般做三個月都不一定能做出來，我們只用了一星期就全部提交，而且問卷質量非常高，客戶很滿意。”

這次調查讓他感受到村村樂的價值。農村是熟人社會，本村人辦事比外來人方便許多，而村村樂在幾十萬個村子都有自己人，可以發動當地人辦當地事。“我們忽然發現，在這個平臺上能做的事特別多，當時沒有眾包的概念，也沒有互聯網+的說法，互聯網加農村還是很新鮮的主題，但我隱約覺得這件事大有可為，這個網站有很大的商業價值和社會意義。”

2013年，胡偉回到國內，將村村樂注冊為獨立公司，開始嘗試各種農村推廣活動，而刷墻逐漸成為他們最主要的業務。

互聯網怎么刷墻？

家電下鄉、汽車下鄉、電商下鄉……擁有6億人口的廣袤農村，正吸引越來越多的商家下鄉角逐。據統計，截至2015年年底，中國農村網民規模達到1.95億人，其規模增速是城鎮的2倍。同時，2010年起，農民人均收入增速連續6年超過城鎮居民。巨大的消費潛力，令“到農村去！”成為很多傳統企業與電商企業共同的選擇。

在各類下鄉推廣手段中，成本低廉、效果直接又接地氣的“刷墻”迅速脫穎而出，從“隔壁的孝子都給爸媽買榮耀7啦”到“老鄉見老鄉，購物去當當”“生活要想好，趕緊上淘寶”，各色商家標語頻頻出現在中國各地村莊的墻上。

在幫一些客戶做過入村調查后，有企業提出，希望村村樂提供農村刷墻服務。對這些企業來說，親自下鄉刷墻，投入成本高，有時還會遭村民阻撓，頗為麻煩。“用互聯網下鄉刷墻”，這個初看起來很天馬行空的創意應需而生。

用跟調查一千個村子一樣的方式，胡偉通過村村樂網站向客戶要刷墻區域內的村莊站長發布任務，由他們認領后在本村進行操作，獲取報酬。“能讓村民用閑暇時間賺外快，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地刷墻，除了我們還有誰能做到呢？”

他發現刷墻是個有很多痛點的傳統行業，“做這行的大多是施工隊，散亂差。廠商找人刷墻后，第一，你不知道他到底刷了沒有，刷得怎么樣，因為很難到每個村子里看。第二，你不知道刷的墻能存在多久，可能今天刷好，明天就被別人覆蓋。我們就針對這些痛點做改進。”

村村樂的技術團隊開發了一個手機app，站長們在刷墻結束后上傳照片，分享實時地理位置和拍照時間，客戶選取村莊查看刷墻效果。村村樂的站長還可以在數月后為客戶再拍一次刷過的墻，證明這面墻體廣告已經存在了幾個月，能夠保證宣傳效果。

刷墻業務同時受到客戶和網站用戶的歡迎，“我們去年刷了上千萬平米的墻，很多電商，包括地方畜牧局等單位都和我們合作過，現在天天有人找我們刷墻。”胡偉說。

“第一次給村村樂刷墻，我謹慎了些，沒做太多，但那次刷下來，6天時間，除去各種成本，還是賺了兩千。”劉輝回憶，2015年夏天，他和父親把村村樂自己的廣告“全國刷墻，村村樂更強”刷在村里的墻上。

每個ID背后都是人

胡偉打開手機上的村村樂app，展示用戶發的帖子，“很多人都有絕活兒，一些農民畫家、書法家作品一點不比人差，還有在上面寫歌寫小說的。你看，這個人分享了家里種蘋果樹的故事，他在里面是有感情的。”

雖然村村樂以“刷墻”聞名，他仍很強調平臺最初的社交屬性。“核心是人，人一連接，就會發生各種有意義的事情。”

江蘇蘇北一個養小龍蝦的站長，主動聯系上海周邊村子的村村樂用戶，最后找到了自家小龍蝦的代理；山東一個站長聯系浙江義烏周邊的用戶，幫他從義烏進貨；湖北一個推銷施肥機、噴灌機等農機的站長在村村樂上發展了13家鄉鎮渠道加盟商，銷售額增長上百萬。這位明星站長這樣描述自己：“打小出身在農村，內心一直擁有一顆對于新平臺、新方向、新思路格外渴望與留意的心，總向往有那么一天能因此收獲一個落地的機遇”。

“這個平臺最讓我感動的是，每個ID后面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每個人都很有想法，哪怕收入低、地位卑微，甚至是殘疾人，他都有自己的夢想，其實農村有很多能人，我是村里出來的，我知道這點。”胡偉現在每天都在微信、QQ上跟站長們聊天，“有一篇報道公布了我的微信號andy9526，之后很多人加我，其實是這些農民用戶推著我們往前走。”

他承認村村樂的1000萬注冊用戶、30萬農村站長在網站上并不總是很活躍，一些村子可能只有一個注冊會員，但認為這是由于網站提供的項目還太少。

除了刷墻，村村樂也在試水其他項目。去年，他們跟湖北宜化集團合作，省掉中間環節，以低價從廠家進化肥，由站長直接賣給當地村民，根據銷量向他們支付勞務費用。一個月時間，在試點河南省，他們賣出了1500多噸化肥，宜化決定繼續這一合作。

今年5月，化肥龍頭企業云南云天化也與村村樂簽訂合作協議，計劃聯手打造化肥電商平臺。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總監鐘德紅說，“2008年之后，產能過剩問題日益凸顯，云天化也一直對‘互聯網+’模式跟蹤觀察。和村村樂合作，最終還是希望實現產品的有效銷售。”

利用“刷墻”中積累的合作關系，村村樂也在跟聯想、美的等品牌商合作，在農村趕集的日子為品牌商做宣傳，把產品以較低的價格賣給農民。

商業之外，“村里有人”的特點也讓這個網站被賦予很多其他用途。例如與地方政府合作，為精準扶貧調研數據和信息；又比如找人，一個臺灣老兵在這里找到失聯多年的河南老家親人，顫顫巍巍地手寫了一封感謝信。

底層經濟的商業模式

今年3月，村村樂入選哈佛商學院教學案例，胡偉應邀赴波士頓，為來自20幾個國家的80多名學生演講，主題是“底層經濟的商業模式”。

“他們認為我們充分利用網絡把農民組織起來，這種基于移動互聯網引導農民創富的模式對農業人口占比大、底層人數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很有借鑒價值。”

講座結束，有學生提出想與村村樂合作，在印度嘗試這一模式。“我們正在談這件事。中國發展真的很快，過去都是國外的模式copy to China，未來，中國的一些模式可能會在世界領先，拷貝到其他國家。”回憶當時的心情，胡偉說。

出生于河南駐馬店西平縣農村，他仍記得小時候天天聽收音機、對外面世界的向往，“很早就從廣播里聽到美國建信息高速公路的事，印象特別深”；作為村里第一個大學本科生，他也記得，離家讀書前，鄉里鄉親陸陸續續到家里送雞蛋的溫暖。

離開農村，又回到農村，這個把《平凡的世界》看了5遍以上的創業者篤信互聯網必將給農村帶來更多東西。

“我們經濟金字塔的塔基過去是小農經濟，然后是打工經濟，以后可能就是網絡經濟、社群經濟，雖然科技不可能解決鄉村的所有問題，但我相信，當在塔基的人們都能用移動互聯網與世界對接，中國會更有活力，農村會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