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說說《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

大眾眼中的“英雄”，僅僅是大眾通過自我觀感，所聯想和認知的“英雄”，里面投射著他們對“英雄”的某種情愫和期待，就像在片中，不同群體都各取所需地消費著比利·林恩。

與其說，他們的內心解構著比利·林恩的“英雄”角色，毋寧說，他們解構的實際是自我對“英雄”的幻象。而比利·林恩內心深處不為人知的悲愴與孤獨顯然不在他們的關注范疇，甚至，連想都沒想過。

造成這種割裂的根源是：人們能賦予自身關于“英雄”的某種想象，卻無法代入“英雄”的真實生活，無法親身感受戰爭帶給“英雄”的身心沖擊。也正因為如此，片中比利·林恩對各種歡迎“英雄”歸來的活動感到極其別扭和不適應，孤寂與悲戚之感伴隨各種回憶不斷泛起，由此不止一次感慨——“這真是人生里最糟糕的一天”。

即便是愛慕他的女孩，也僅僅愛慕他頭頂“英雄”的光環，當聽到他說想和她私奔時立馬花容失色（你是英雄怎么可以有這種想法？）。

比利·林恩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強調：“我只是做了我該做的事，我不認為我是個英雄。”他內心是真的這樣認為且一直堅持的，但并不能阻擋瘋狂民眾對他的崇拜，他沒有因此而驕傲，反倒覺得可笑和不安——上司蘑菇的死一次次在他腦海里重演，他曾親眼看著蘑菇死去，并親自手刃了與他正面交鋒的伊拉克士兵。看著士兵脖子后面溢出的一灘黑紅的鮮血，他內心是不安的，讓雙手沾滿鮮血不是他參軍的本意，但美國士兵的身份決定了他別無選擇，即便這是場被人詬病的不道德戰役。

《血戰鋼鋸嶺》的男主道斯，因拒絕殺人而不愿意接觸槍支，心心念在部隊做個救死扶傷的軍醫，入伍后被身邊人百般排擠，“不愿意拿槍”被戰友視為戰場上的笑話，認為道斯此舉只會拖累大家，最好認清現實早點滾蛋。信仰基督教的道斯在殘酷的鋼鋸嶺一戰，竟以自己的綿薄之力救出了一個個垂死的戰友。

“上帝啊，請讓我再多救一個吧！”，道斯這樣的內心告白在片中出現了很多次，令人印象深刻。帶著這樣的祈求，但凡發現戰友一息尚存，道斯絕不放棄拯救他們的生命。他在槍林彈雨中穿梭，拼死相救戰友，甚至還救了一個瀕死的日本兵。在他真誠地為那個日本兵注射嗎啡以減輕其痛楚時，對方眼中涌起的感恩之情令人百感交集，戰爭的無情在此顯得莫名蒼涼，多少人因戰爭扭曲了心靈，又有多少人用人性之光超越著戰爭的世俗與殘忍！

當初對道斯極盡嘲諷，羞辱他是“膽小的玉米桿士兵”的上尉，全然沒想到自己的鋼鋸嶺一戰，竟拜賜于道斯的救助才得以保全性命。面對眼前這個弱小而又極具韌性的救命恩人，上尉羞愧地說：“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錯一個人，對不起，希望以后能得到你的原諒。”道斯淡淡一笑，那一笑，抹去了曾被上司、隊友排擠、打罵的軍營生活過往，于他而言，每救活一個人，他參軍及內心遵循的信仰的意義就被證明一次，任何委屈和苦難都可以承受。

看到此，心生酸澀，世間有多少偉大其實是用委屈和隱忍撐起來的！信仰的力量是如此強大，它讓人不至于被彌漫的黑暗所啃噬，一次次站起，創造神跡。人的淺見又是多么愚蠢可笑，那么容易就能一葉障目地抹殺一個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力量，關鍵是能不能找到屬于自己的指引，找到屬于自己的哪怕一丁點希望的螢光。輕易就看輕一個人，只能赤裸裸顯示自己的淺薄與無知。

戰爭的殘酷已無需多言，無論是導演李安用細膩、平實的細節鋪陳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還是導演梅爾吉布森用血腥、直觀、寫實的鮮活場景鑄就的《血戰鋼鋸嶺》，無一不透露著戰爭的存在之實。平頭老百姓無法抗拒戰爭的來臨，參戰雙方更是無法以一己之力終結戰爭，每個人都自認為是為國家而戰，打贏戰爭，就是他們參軍的意義，不管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不管得手刃多少人的生命。就像在影片最后，比利·林恩拒絕了姐姐希望他逃離參戰的請求，選擇和戰友繼續并肩作戰，他說，我是一個美國士兵，這個角色是我無法改變的，我只能走我選擇的路……這就是戰爭的不可抗，因為它，太多人無法遵循內心意愿去過普通人的生活。

又如道斯，他信仰上帝，不想殺人，但在戰場上，仍無可避免要親眼目睹無數血肉橫飛，身首異處。無論他救哪一方的傷者，對交戰的另一方而言都是禍害，這本身就是個悖論，他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去救人，還有數不盡的死傷他無法兼顧。影片也沒有探討，當道斯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時，是否依然會為了堅守“不殺人”的信念而拒絕拿起武器。

“無法回頭”通常是士兵們的宿命，逃跑、殺人、與敵人同歸于盡，抑或舉白旗投降，都可能會成為他們在戰場的選項之一，選擇哪一項都會有遺憾，要么來自自身所背負的道德感，要么來自外來力量的指指點點，人性在這些心理交鋒中尤其體現得淋漓盡致。在戰爭年代，抉擇之困從未如此錐心刻骨過。

另外，在戰爭背景下，“正義”往往顯示出了相對的局限性，參與戰爭的任何一方，都認為自己的進攻帶著“正義”色彩，然而他們眼中的“正義”也許帶著溫情脈脈的假面具。那又如何？上了戰場已無回頭路，只好麻痹自己的心靈，又或者在日后的戰爭創傷后遺癥中郁郁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