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10月23日，精神崩潰的梵高揮刀割傷了自己的耳朵。那之后，他的精神狀態時好時壞，有時會懷疑有人要毒死自己，有時會當著他人的面喝下作畫用的調色油。1889年5月，剛從割耳事件中恢復沒多久的梵高自愿住進了位于法國的圣雷米精神病院治療間歇性精神病——那時他對紋理、光線, 以及顏色的知覺其實已經扭曲，卻也因此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完成了傳世名作《星夜》(Starry Night)，次年7月，梵高舉槍自盡，終年37歲。

從梵高令人唏噓嘆惋的一生中，我們似乎隨處都能發現精神疾病給這位青年畫家的生活帶來的改變，相比當時的醫生對梵高作出的的躁狂癥(Mania)的診斷，他更像是在精神分裂癥中掙扎：梵高與高更爭吵后割傷了自己的耳朵也許因為精神分裂發作時產生的劇烈的情緒波動以及扭曲的軀體感知；懷疑有人要害自己也許由于發病時出現的幻覺；跟人聊天的時候喝下自己作畫用的調色油也許因為發病后失去了對語言的理解能力和行為的邏輯性……

病痛為梵高帶來了諸多不幸，甚至可能間接導致了他英年早逝，但發病后的感官扭曲也成就了《星夜》、《橄欖樹》等諸多的傳世佳作。除了情緒變化、自我感知扭曲、出現幻覺、喪失邏輯性和理解能力、感官知覺扭曲之外，精神分裂還會讓人發生行為變化和動作變化，比如常常毫無任何理由地持續沉默，或者長時間地保持一個姿勢。盡管這些癥狀看似十分明顯，但由于有的癥狀可能相對緩和或間接性出現，因此早期精神分裂較難確診。

精神分裂的診斷標準

對于精神分裂的診斷，目前國際上廣泛認可的有兩套標準，一套出自德國精神病學家科特· 施奈德提出的“施奈德精神分裂癥一級癥狀”：

1. 思維化聲——聽到有人說出自己的想法；

2. 爭論性幻聽；

3. 評論性幻聽；

4. 軀體被動體驗。

5. 思維被剝奪或思維停滯；

6. 自己被刻意植入了思維；

7. 認為自己的思維被廣播；

8. 被強加的情感；

9. 被強加的沖動；

10. 被控制的妄想；

11. 妄想知覺, 認為他人的正常言論對自己有特殊意義。

歐洲精神病醫師普遍認為，通常病人只要有多于一項的癥狀出現, 就非常有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癥。研究表明, 至少有四分之三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具有上述癥狀中的其中一項。但是，這些癥狀不能作為診斷精神分裂癥的絕對標準，因為至少有25%的躁郁癥患者也可能表現出上述癥狀——這也正是為什么后人至今仍在為梵高到底因躁郁癥還是精神分裂而自殺爭論不休的原因。

相比“施奈德精神分裂癥一級癥狀”的簡便易操作，另一套診斷標準則更為細致嚴謹，出自第5版《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SM-5）：具有妄想、幻覺、言語紊亂（即“思維散漫”）中的其中一項，且出現了緊張性木僵等異常的行為或情感淡漠、意志減退等癥狀，發病時間在半年以上。發病持續時間小于1個月可能只是短暫性精神失常。此外，精神分裂的確診還需要排除其他精神障礙和心境障礙，且患者的大部社會性功能（包括工作、人際關系、自我照料等方面）?均顯著低于病前水平。

精神分裂癥的誘發因素與相關研究

雖然我們無法確切知道精神分裂癥的起因是什么， 但是大量研究證明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大腦疾病，就像帕金森癥和阿爾茲海默癥一樣。目前已知的最高的風險因素是存在精神分裂的家族遺傳史(家庭成員患病史)；中度風險因素包括出生時父親年紀比較大（特別是當父親的年齡超過55歲時）、出生或成長在城市、 被弓形蟲感染、吸食大麻、有輕度畸形（比如拱狀腭 ）等孕期發育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個體的患病風險。

此外，誘發精神分裂癥的低風險因素包括童年期頭部外傷史、童年期受到性虐待、母親懷孕或妊娠期間出現并發癥、出生在冬天或春天、母親懷孕期間遭遇流感。這些都是統計學意義上的風險因素，但這些因素的作用較小，它們之間的因果關聯也并不清楚。例如一個人曾被性虐待，如果是患有精神分裂癥的父母實施的，那么性虐待本身就不是風險因素，而是患了精神分裂癥的父母。

最后，關于精神分裂癥還有一個已經證實的但是非常奇特的事實：精神分裂癥患者幾乎從不會患風濕性關節炎，風濕性關節炎患者也從不會患精神分裂癥——風濕性關節炎似乎是精神分裂癥的防護因素。有研究者猜想有可能某種基因使得一個人對兩種疾病的易感性兩極化，而弄清楚其中一種疾病的發病原因, 將對第二種疾病的治療產生極大的幫助。

一些統計數據

通常而言，一個人患精神分裂癥的親戚越多，這個人得病的風險就越高。舉個例子, 如果近親中只有妹妹（非同卵雙生）患有精神分裂癥, 那就意味著這個人患病風險很低，但如果叔叔和妹妹都有精神分裂癥, 那么患病的風險就增大了。下面是普通人患上精神分裂癥的概率統計：

若家庭成員中無人病，個人患病概率為1%；

若同父異母或者同母異父的兄弟姐妹患病，個人患病概率為4%；

若親兄弟姐妹患病，個人患病概率為9%；

若父母之一患病，個人患病概率為13%；

若父母均患病，個人患病概率為36%；

若同卵雙生子患病，個人患病概率為28%；

若姑叔伯姨舅患病，個人患病概率為3%；

若爺爺奶奶姥姥姥爺患病，個人患病概率為4%。

家族成員的患病人數在一定程度上會決定個體患上精神分裂癥的風險，但這種風險也僅僅只是一種易感傾向而已。就算真的不幸患病，通過正確的治療，也仍然有近半的患者能夠恢復到病前狀態。

一般來說，患上精神分裂癥后，大部分患者的智商會有略微降低（8 ~10分）。患病后的10年內，大約有50%的人會恢復到正常狀態，這些人中又有一半的人會完全康復，剩下的一半會有很大程度好轉——他們通常對抗精神病藥物反應良好，只要不放棄吃藥，?就能保持正常的生活狀態——他們可以相對獨立地生活，進行社交活動、結婚，能夠從事一些兼職，甚至全職工作。

預測患病后恢復效果的指標之一是精神分裂癥的確診時間：初次診斷精神分裂癥時年紀更大的人，特別是超過30歲的，治療后恢復的效果可能更好。此外，那些癥狀表現以“陽性”癥狀為主, 比如偏執型妄想和緊張性行為的患者也較為容易恢復。相反地，如果患者癥狀主要以“陰性癥狀”（如退縮、情感淡漠）為主，則不太容易恢復正常。

面對精神分裂癥，我們可以做些什么？

1.患者角度：找到一個好大夫

因為精神分裂癥是生理性疾病，且主要治療手段是藥物，所以大夫必不可少。無論是治療精神分裂癥還是其他疾病，尋找好醫生的最佳辦法，都是詢問醫院里的工作人員。如果有親人在醫院工作（例如姐夫有個做護士的妹妹）, 那就再好不過 ，如果沒有，也可以通過線上線下咨詢有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家庭，這樣可以節省時間，避免盲目地尋找或是找錯方向。

初步確定人選之后，可以直接大夫問以下問題, 如：“您認為是什么引起的精神分裂癥？”“您怎么看待利培酮這個藥（或者其他藥）？”“心理治療對治療精神分裂癥有多重要？”——這些開放性的問題能較快引出醫生的生物學理論取向, 同時也能感受他對治療方案新知識的了解情況。

2.親友角度：形成對待疾病的正確態度

盡管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精神分裂與患者童年或成年期的心理創傷有關，但自責感和羞恥感依然困擾了很多精神分裂癥患者及其家屬家庭。病人家屬如果相信是因為自己的原因導致了病人患病，那么他們很可能會遮掩病人患病的事實，或是想方設法撇清自己跟病人患病的關系，病人因此而對家屬感到憤怒也就不足為奇了。

世界上所有的母親、父親、兄弟或是姐妹都對家人做過一些讓自己后悔的事情，這些事情可能會導致心理創傷，但卻并不會讓人精神分裂。一旦家屬理解疾病并非由他們引起，自責感和羞恥感常常會顯著降低，病人的生活環境也會有所改善，對待疾病的正確態度就自然而然生成：希望感（Sense of perspective）、接受病人患病（Acceptance of the illness）、家庭平衡（Family balance）, 以及合理的期待（Expectations that are realistic）。

3.旁觀者角度：破除對精分的迷思，減少污名化

精神分裂癥就像當代的麻風病，大眾對它的了解少之又少——患者們生活在黑暗當中，被歧視、被忽略、被完全剝奪了正常人的權利。美國的一項調查表明，幾乎三分之二的人相信“人格分裂”是精神分裂癥的常見癥狀，而實際上，與多重人格障礙（又稱解離障礙，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不同，精神分裂并不會改變一個人的核心人格，更加不會讓人產生新的人格。

另一項調查顯示，很多人至今依然還相信精神分裂癥是患者自己因為作惡以及性格缺陷導致的，而真相是多數的病例中，患者都發生了腦部的器質性病變。此外，由于個別患者偶發的暴力行為，公眾對所有的精神障礙患者都避之不及甚至惡意攻擊。事實上，相比于傷害他人，精神分裂癥患者更容易自傷甚或自殺——他們的自殺率比普通人群高出10 ~13倍(大多數自殺事件發生在患者發病后的前10年，其中約四分之三是男性)——這或許解釋了為什么在與高更爭吵發病后，梵高割傷了自己而非對方，并在兩年后舉槍自盡。

污名化問題可以通過加深大眾對精神分裂癥的了解來緩解。所以，作為一名旁觀者，為精分正名，或許可以從轉發這篇文章開始~

整理自《精神分裂癥：你和你家人需要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