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歷朝歷代，對士大夫最為優渥的，當屬趙宋一代。實際上，這也是君主與士大夫共治最為融洽的時候。察有宋一代，其中當以宋仁宗趙禎一朝為最盛。宋朝最重“祖宗之法”，而“專法仁宗”的“仁祖之法”則成為仁宗朝以后士大夫口中的定例。所謂“祖宗之法”，乃是一系列故事、慣例和典故的組成，頗類似今之“普通法”的性質，也即有先例可循。所以，也不難明白為何趙宋（至少是宋真宗以降）的內政外交均趨于保守和內向（當然，保守與內向并不自帶貶義）。

宋仁宗趙禎一生幾于平淡，可謂“庸常”，雖文治隆盛，而武功則乏善可陳。時宋人評之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作官家（宋人私下稱呼君主為“官家”）”。作為一代守成之主，下筆為其作傳，必不容易寫得精彩，而歷史學者吳鉤所著《宋仁宗：共治時代》一書則大可觀瞻。此書另擇蹊徑，以時間為線索，將“君主”作為一種制度，鉤沉仁宗一朝史事，講述了仁宗御宇下的君臣共治，或直接或間接地勾畫了宋仁宗作為人君、人子、人夫、人父的一生，以及他的精神和歷史世界。不久前曾作一文《唐太宗的鳥與包拯的唾沫》，盛贊了宋仁宗趙禎，不過卻有不少史實的訛誤，當在后文訂正。

宋仁宗，宋真宗趙恒（“黃金屋”和“顏如玉”的詩詞典故便出自此君）第六子（電視劇《清平樂》中有稱呼其為“六哥”，即來源于此），也是宋真宗獨子（前諸子均早夭），初名趙受益。后其受立為皇儲，按慣例賜名為趙禎，是為宋朝第四任君主，廟號“仁宗”。元人編撰的《宋史：仁宗本紀》評贊宋仁宗“為人君，止于仁。帝誠無愧焉！”這是對帝王的最高禮贊。后代諸朝中，雖偶有廟號“仁宗”的，如清之嘉慶皇帝，但若比之于宋仁宗卻也“其實難副”。

在民間演義中，宋仁宗是“貍貓換太子”的當事人（主角乃是包拯），事實當然與此多有出入。宋仁宗生母為章獻太后劉娥宮中宮女，李姓，直至去世前的當日才獲晉封為宸妃。章獻太后歸天后，仁宗始得知生母并非劉娥（電視劇《清平樂》中與此有出入，但為劇情和人物刻畫需要則情有可原）。劉娥出身寒微，再嫁真宗而為嬪妃繼而為中宮皇后，前夫則改姓為劉且與劉娥結為兄妹，成為皇親顯貴。有趣的是，仁宗第二任皇后曹氏也是再嫁之女，其夫李植于大婚當晚“逾垣而走”，竟翻墻跑了。可知宋朝對女子再嫁并不以為恥。雖然仁宗并非劉娥親生，但她對仁宗卻視如己出，教導甚嚴，仁宗稱其為“大娘娘”。仁宗生性仁厚，得知宸妃為生母的實情后自是萬分痛苦，他追封宸妃為皇太后，并于章獻太后靈前泣告，“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時任翰林學士的晏殊為李宸妃撰寫神道碑文，只字未提仁宗生母一事，仁宗意見很大，直接詰問晏殊為何不直言宸妃“誕育圣躬”，晏殊辯解說已隱晦說出只是難以明說。仁宗依舊不悅。

宋真宗晚年常不豫，政事“多決于后”，一些實質性君權其實已經轉移到劉皇后手中。真宗龍馭賓天后，留下遺詔“宜尊皇后為皇太后，軍國事權兼取皇太后處分”。宰相丁謂要將“權”字刪除，制詔的參知政事王曾堅決不同意。在宋時，“權”字常加在官職之前，政治意義重大。如權知開封府，意為暫任開封府知府，類似于今日副職主持工作，進退余地很大。劉太后臨朝稱制多年，有武周之心自是不必懷疑（比如她多次以天子儀制試探大臣，均遭到強烈反對而罷），不敢行而已。盡管如此，司馬光依舊評判劉太后“于趙氏有大功”。

仁宗親政后，先后創慶歷、嘉祐之治，為史稱贊，亦成首倡之“祖宗之法”。察其緣由，大概如下：

一是權力的多元化分配和相互制衡。這還要從兩方面說起。

宋部分承襲唐制，仍舊設立宰相之職。宰相（要有平章事或同平章事的榮銜）乃中書門下長官（分為首相和次相），副職為參知政事，轄管民政。樞密院長官為樞密使，副職為樞密使副，轄管軍政。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合稱“兩府”，班位排序依次為首相、次相、樞密使、參知政事（副宰相）、樞密副使，是宋朝的宰執團隊。宋初時，宋太祖和宋太宗均積極介入日常政治決策（比如每日視朝、收回宰相以“堂帖”號令四方之權），君主從幕后走向前臺，“兩府”的權力中樞地位低落。但不可否認的是，“兩府”依然發揮了對君權的強大制衡作用，比如作為正式政令的詔書非由宰相副署則無效。宋太祖初立趙普為相，然而并無其他宰相副署，敕命亦不能生效。太祖提出自己副署，被趙普以不合憲度為由拒絕（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其后由太祖之弟趙匡義（宋太宗，當時知開封府領同平章事一銜）副署才成之，避免了君權干預太深的先例。

在實際政務中，宰相統攬政治決策，軍國大事由“兩府”議定后交于皇帝御批，曰“可”即執行。真宗時，有大臣進言，“今請禮樂征伐大事出一人，自余細務委任大臣、百司”，真宗說“此頗識大體”。也就是說，君主不可乾綱獨斷。當然，君主也常常推恩發出“內降”或“手詔”進行“斜封”，不經過“兩府”，這當然是不合憲度，所以也常常被“兩府”駁回不予執行，或被臺諫官抗議而收回成命。比如，真宗時手詔欲立劉娥為貴妃，宰相當著內侍的面直接燒了詔書。某年，仁宗下詔欲恢復王氏女封號，富弼（晏殊女婿）認為不妥拒絕起草，并將仁宗旨意退回（類似唐時門下省封駁之權）。有一次，仁宗要給蘇轍授官，按律需由知制誥起草任命狀，當時的知制誥認為蘇轍“專攻人主，維護宰相”（宰相韓琦聽說后苦笑道“蘇轍不是罵‘宰相不足用嗎’”），拒絕起草，這名知制誥叫王安石。更有趣的是，宰相杜衍常常將仁宗私自下發的手詔“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搞得仁宗不好意思的同時還得稱贊他“助我多矣”。

其次是臺諫系統對君主“自由意志”的制約。臺諫官糾察政府和百官，人事任免不受宰相控制（臺諫官也不可推薦宰執人選），與政府和宰執團隊亦是相互獨立，有利于充分發揮監察功能。按宋朝“祖宗故事”，“臺諫官之進退，宰相不可干預”。亦按制，臺諫官也可風聞奏事，可以免予追究責任。但若所請不實，有時受罰也是應當。名臣范仲淹（晏殊推薦入閣）、歐陽修、包拯、韓琦、蔡襄等都曾任臺諫之官，均能犯顏直上，秉口直言政事利弊，甚至連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臉上。仁宗欲廢郭皇后，宰相呂夷簡、李迪都贊同，范仲淹等臺諫官卻極陳不可，仁宗和中書門下均不受理章疏，仁宗還不經程序便直接敕命將御史中丞（御史臺長官）孔道輔貶黜出京，引起臺諫官的強烈反彈。慶歷年間，仁宗欲立夏竦為樞密使，御史中丞王拱辰奏稱夏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見仁宗不理會便拉著他的衣服不放，迫使仁宗收回成命。包拯甫任御史中丞便向仁宗請立東宮太子，戳中仁宗痛處，仁宗很不高興問到“卿欲誰立”。任內包拯將三司使（掌管財政，號稱“計相”）張方平彈劾下馬，接任的宋祈也遭包拯反對而除官，最后仁宗像是開玩笑一般將包拯從“權御史中丞”的位置上調整到了“權三司使”，卻遭到歐陽修猛烈批評（說包拯不知避嫌）。嘉祐年間，宰相文彥博被御史彈劾，盡管經查所奏不實，但文彥博依舊深感不安多次請辭。臺諫官在仁宗時，可以令“天子改容，宰相待罪”，充分顯示了對君權和相權的制約。這有點類似于今之議會政治，若議會對政府投出不信任票，要么更換政府，要么重選議會。

劉太后臨朝稱制多年，仁宗親政后當然不甘心只作“象征性”的君主，從他恢復“每日朝”制度即知一斑。不過，后因身體原因，又改成了“單日朝”。再經過廢后和立后的風波，仁宗自然明白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能充分實現了。當時有不少大臣（比如嶄露頭角的王安石和司馬光）就批評仁宗的垂拱無為，勸諫仁宗收權柄，簡出睿斷。仁宗曾說，“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茍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需經大臣議論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當時，甚至連宮廷內侍都知王守忠也對仁宗說了“天下事皆由宰相，陛下不得自傳”的異議。仁宗默然良久答道，“任人者，興王之本。自任者，失道之君”。當然，這不能說宋仁宗乃至宋朝的君主都只是“象征性”的而并無實際權力，只是這權力被“祖宗故事”和宰相臺諫等制度約束了而已。當時呂夷簡和王曾同在中書為相，但兩人卻有不少齟齬，屢次請辭相位，甚至有一次在仁宗面前爭吵不休失了體面，仁宗生氣將二人均罷相出知外地。可見，只要在“憲度”內行事，君主的權柄依舊。

二是知人善任，從諫如流。蘇軾曾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杰，不可勝數”。察仁宗一朝，人才真可謂星河燦爛。唐宋八大家，歐陽修、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相繼在仁宗朝登場。書法大家“蘇黃米蔡”之蔡襄，執婉約詞牛耳之柳永，理學家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程頤、程顥），名臣呂夷簡、晏殊、范仲淹、富弼、韓琦、包拯、文彥博、司馬光，武將如狄青，亦悉數活躍于仁宗時期。僅以幾例作些說明。晏殊，北宋著名詞人，為太子舍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御史中丞、樞密使、次相等職，后因修撰宸妃墓志一事遭彈劾被貶，去世時贈“司空”。晏殊舉賢不避親，且多次阻諫劉太后越位行事。歐陽修，北宋文學家，主持編撰《新唐書》并自編《新五代史》，仁宗時歷任知諫院、權知開封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參與了范仲淹、韓琦和富弼等人發起的“慶歷新政”改革，曾因故被貶安徽滁州，寫下不朽名篇《醉翁亭記》。蔡襄，北宋著名書法家，與蘇軾、黃庭堅、米芾齊名，仁宗朝先后任知制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等職，他任知制誥時，“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甚厚”。也就是他多次“封還詞頭”，駁回仁宗旨意。“帝王之明在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仁宗一朝人才濟濟，仁宗本人也從諫如流，比之于唐太宗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一回，仁宗懷揣一份奏疏，梳頭太監替仁宗梳頭時便好奇問大臣所奏何事。原來是諫官上書請削減內侍宮女，梳頭太監發牢騷說要減便第一個減他。后仁宗下詔“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某人即梳頭太監。皇后不解為何將其做第一名遣送，仁宗解釋說太監竟勸我拒絕諫官的忠言，這種人不能留在身邊。

臺諫官犯顏直諫，雖是履行職責，然仁宗偶有震怒也在所難免。細看仁宗，不難發現他其實是個長情的人。因對生母愧疚，他便屢次重用舅舅李用和。曹皇后端莊但無趣，仁宗對善解人意的張泌晗（溫成）寵愛有加，愛屋及烏便對其叔父張堯佐多有提攜。慶歷年間，仁宗欲提拔張堯佐為三司使，臺諫官極力反對。后改任宣徽南院史、節度使等虛職，臺諫官又群起而反對，把溫成也牽扯了進來，仁宗盛怒，將御史官唐介外貶出京。沒兩年，仁宗又將唐介召回，還將其畫像掛于宮內作自警。

三是仁宗本人性情的影響。仁宗天性仁孝寬裕，真宗在世時便說“太子純孝之德，亦由天賦，非常情所及焉”，宰相寇準也稱贊“皇太子天賦仁德”。這一天生的性情也影響了仁宗殺伐決斷的魄力，何況其人本身也不喜生殺予奪的行事風格。這從多處事例均可看出。有一年，益州（今四川）一個老秀才勸當局割據自立，仁宗聽說后卻不以為杵，說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令有司給他一個司戶參軍的小官職。仁宗有次在宮內散步，不知何故曾屢屢回望身后。待回后卻急索水喝，妃嬪不解為何不問鐐子取水解渴。仁宗說自己屢屢回望卻不見鐐子注意，怕問了鐐子恐要受到責罰，因此忍著。另一方面，在對西夏趙元昊的戰爭中，因廷議制度和仁宗本人的優柔寡斷，導致一再貽誤戰機。所以說，仁宗性格的影響是多面的。當然，如果真如乾隆所說的一切均需由君主乾綱獨斷，那么君主專制所造成的危害則將更加嚴重。

仁宗末期依舊無子，這成為其一生的隱痛，也是朝堂中的敏感話題。經韓琦、包拯、王安石、司馬光等眾大臣多年多次勸諫后，仁宗終于再次接宗世子趙宗實入宮，立為皇子，賜名趙曙，是為宋朝第五任君主宋英宗。或許是巧合，趙宗實父親趙允讓在真宗時也曾被接入宮中抱養，后因仁宗的降生才被禮送出宮。仁宗龍馭賓天后，宰輔大臣請趙曙繼位，趙曙嚇得轉身逃跑，還是大臣們將他抓住強行登基。

臨到文末，便講點題外之話。初讀《宋仁宗：共治時代》一書時，并不知影視劇《清平樂》（“清平樂”本為詞牌名，流行于宋）所述為何，特意去看時也是帶著一點挑剔之心，專取書中內容自相對比。撇開其它不說，此劇雖與史實有出入（比如仁宗平時并不喜內侍張茂澤），但于歷史細節處則照顧還算妥當（比如晏殊因仆從持笏稍遲發怒將仆從牙齒打落、王拱辰穿歐陽修狀元袍），大致呈現了仁宗一朝的政治生態與仁宗個人的歷史世界。《清平樂》劇本原為小說《孤城閉》，察宋仁宗一生，竊以為原名倒是更為合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