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十幾年前一次同學聚會，有人問，你們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我當時正在啃一根糖醋排骨，嘴里的肉渣還沒嚼完，鼓著腮幫子說：“找個很好很好的老公，生很多很多的娃，當一個優秀的科學家。”

那年我二十三歲，環境工程畢業，對未來有一大籃子的美好憧憬。那時我心中的理想生活，就像糖醋排骨一樣，酸酸的，甜甜的，有肥有瘦，嚼起來覺得像是在美美的品味整個世界。然而當時的我并不知道，在四年后的某一個清冷的夜晚，我身處異國他鄉，在租來的小房間里一個人孤零零的啃著同樣的糖醋排骨，悲壯的咯掉了一顆大牙。

如今，我三十五歲，找到了一個很好很好的老公，生了一個善良可愛但不是很聰明的娃，去年剛剛辭掉一份穩定的工作。如果看到這個畫面，23歲的我肯定會皺著眉頭說，說好的科學家去哪兒了？你的理想生活去哪兒了？如果有機會和她對話的話，35歲的我會看著她，微笑著說，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呀。

從小到大，我一直活在別人的期待里。

老師說：“你應該學好數理化，這樣走遍天下都不怕。” 于是我吭哧吭哧的解微積分，算摩擦力，配平化學方程式，把心里那個一直喊“不要不要”的小人兒狠狠的關在籠子里。

父母說：“你要認真學習，考上大學才能有出路。”于是我上課時豎著耳朵認真聽講，每天按時完成作業，把“力爭第一”四個大字貼在臥室的墻上，把自己寫的小詩鎖在了抽屜里。

同學說：“你得出國，出國讀完博士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我發憤圖強考托福GRE，調研北美高校和導師，收到一個牛逼閃閃的導師的offer，登上飛往遙遠國度的飛機。

我一直以為這所有的一切都順理成章，直到有一天。那天，多倫多的天氣特別的美好，綠油油的草坪上有人讀書，有人擁吻，遠看去像一幅油畫。我穿著不合身的白大褂，戴著罩了一半臉的防護眼鏡，面無表情的拿著移液槍往燒杯里滴化學試劑。在液體滴下的那一個瞬間，我好像忽然看到了五年后的我，同樣的白大褂，同樣的防護眼鏡，更加漠然的臉。我放下移液槍，心里一陣恐慌。

我是誰？我到底想做什么？十年后我會變成什么樣子？

這些問題的出現徹底顛覆了我在過往的二十幾年早已計劃好的人生道路，讓我有點害怕。

雖然還沒找到答案，但兩周后，我給導師發了郵件說，教授，抱歉我無法繼續博士學習了。

導師說，育楠，你要好好想想你當初為什么來到這里讀博。

我回答說，教授，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想好。我只是知道，我不能繼續了。

接著來的是幾年“動蕩”的日子。我回了國，在幾個城市奔波，先后就職于研究院、民營企業、外企、高校，遇到過控制欲極強經常半夜打電話聊天的領導，住過建在化工廠里彌漫著硫化氫味道的員工宿舍，走過水力發電站旁一眼看下去深淵萬丈的懸崖。在旁人看來，這是我當初任性決定必然要付出的代價。而對于我來說，這簡直是不能再寶貴的經歷，因為我離答案越來越近了。

再后來，我和男朋友結束了異地戀，結了婚，生了孩子，安頓在上海。

如果按照23歲時的標準，那我理想生活的目標算是完成一半了。但是恰好相反，在有了孩子之后的一年里，我覺得每天都生活在地獄。

睡眠不足。身材走樣。和老公吵架。對渺茫未來的擔憂。那時我每天都在幻想的畫面是，把孩子老公打包扔到垃圾桶里，背上行囊策馬揚鞭遠走他鄉。

然而，我當時并不知道，這是生活用接近殘忍的方式，把我往我一直在尋找的答案狠狠的推了一把。

在我倒數第二份工作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人，叫阿莊。阿莊表面看來是典型的上海姑娘，漂亮，自信，活潑大方，不拘小節。但深入了解之后，你會在她身上看到很多閃閃發光的東西，比如熱愛讀書，文采飛揚，積極樂觀，對人對己都非常的寬容。工作的時候一直把她當成偶爾會互相借書的有點特別的同事，卻沒想到后來成了一起追尋人生答案的同路人。

在我的生活最昏暗無光的時候，我找到了阿莊。

“既然我在有了孩子之后會經歷這么多的痛苦，我相信和我一樣的不止一個人。我們做一個媽媽互助平臺，幫助自己也幫助別人，怎么樣？”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真誠和幾頁紙的proposal打動了阿莊，還是她頭腦一熱，反正她沒怎么考慮就答應我了。于是就有了后來的Happy Mom Union。

后來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我在HMU小伙伴的鼓勵和支持下，慢慢走出了產后抑郁。我開始讀書，運動，冥想，自學積極心理學，學習寫作，練習正念，學習教練技術。我慢慢的學會了自救，也慢慢的開始幫助別人。如果說當年給導師的那封郵件關閉了一扇我不想去推開的門，那么在這之后，我不斷的探索，終于打開了一扇小小的窗。從這扇窗看出去，我看到了陽光和彩虹。我看到了在綠的不像話的草坪上，有人讀書，有人擁吻，這一切就像油畫那么美。而我，也將成為這畫中的一個人。

在我的面前，坐著23歲的我。她朝氣蓬勃，神采飛揚。她疑惑的問：”這就是你想要的理想生活嗎？”我看著她的眼睛，微笑著，從容地，一字一句的說：“是的，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

酸酸的，甜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