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8
前文中已經提到，“辯論”與“辯論賽”的區別之一在于，辯論是一種先在性活動，而辯論賽則是一種由建構性規則所人為構造出來的活動。如果要進行概括性的歸類，我們可以認為，辯論賽是教學性辯論的一種。既然是教學性辯論，那么就意味著這種辯論活動主要是一種訓練，而這種訓練的目的則在于：方法論。
那么，方法論的訓練意義何在呢？正如培根在《新工具》一書中所言，
且看，上帝在創世的第一天僅只創造了光，把整整一天的工夫都用于這一工作，并未創造出什么物質的實體。同樣，我們從各種經驗中也應當首先努力發現真正的原因和原理，應當首先追求‘光’的實驗，而非追求‘果’的實驗。
與“氣”這個中國的始源性概念相對，西方的始源性概念是“光”。《圣經》中上帝創世，第一個創造出來的就是光；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多次提到“普照的光”；光，這個提法，無數的哲學家都在拿來使用和引申。世界因光而解蔽，因為有了光的出現，世界的遮蔽狀態方能得以逐漸解除。說的是什么呢，相當于是出發點的意思，具體而言，對于一個認識體系而言，它的方法論是始源性的。世界因為光而顯現，問題因為方法論而清晰。比如說，語言哲學，他們以語言分析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他們的整個哲學體系都是在這個工具和思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辯論賽所給予我們的，正是這樣一種方法論的鍛造。具體到個人而言，最要緊的，是明白我們所要獲取的是方法論，我們所需要鍛煉的也是方法論。我們最應當和最首要得到的，不是簡單的知識積累，也不是某個成型的價值觀，而是獲取他們、消化他們、運用他們、整合他們、重構他們、反思他們的方法論。辯論訓練給我們的，不是某種答案，而是一種思考和處理問題的方式，我們以后將借由這種方式去探索我們自己的問題和答案。換言之，我們在這個游戲中所追求的，不應該是“果”，而應該是“光”；這個游戲所提供的，不是真理（或真相）本身，而是認識真理（或真相）的方法。當然，談到方法，便又涉及到兩個層面，一個是規則層面，即是什么方法；一個是合理性原則層面，即怎么用方法。這些都將在后文中漸次展開，此處暫且按下不表。
那么，更進一步地，這個范疇意義上的方法論具體包括哪些層面呢？我們首先得從辯論賽這種建構性規則的基本設置談起。辯論賽的基本特點，就是人為的刻意的兩造沖突之設置。也正是由于辯題的不完全性和抽簽決定立場的游戲方式，給辯論賽帶來了很多爭議甚至非議。然而我卻認為，這樣的設置恰恰貼合了辯論訓練的要旨，正是辯論賽的精妙之所在。
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對于不完全性的辯題，相互沖突的兩端立場，同時證立是可能的嗎？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答案是肯定的。馬克思·韋伯說，從某一觀點來看是合理的東西，換一種觀點來看完全有可能是不合理的。原因很簡單：即使拋開知識的“確實性之墻”的斷裂不談，僅僅只是考慮到語境的歷史性和情境的具體性，我們也必須承認，任何理論都具有難以避免的偏頗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立的理論之間往往有一種相互“解毒”的功能。更不用說，任何科學理論的前提和基石都是一種假設，而這種假設并不是當然和自明的，而是時常流變的。當真理一旦被確定下來，就往往演變成為一種教條。這也就是為什么羅素說，一個能自圓其說的完整體系，往往存在許多謬誤；而一個不能完全自圓其說的體系，往往真理性高。所以我們說，問題是永恒的，而答案是歷史的。
或許你會質疑這些相對真理的確實性，但是別擔心，這些相對真理及其相互之間的辯論，一方面具有實踐必然性，因為它們是我們得以實現真理預測和現實決策的必須而且唯一的認知策略；另一方面具有自我修正性，因為我們是依靠它們來建立和趨向某種確實性和規律性。N.玻爾說，一個平庸的真理的對立面是一個愚蠢的錯誤，但是一個深刻的真理的對立面總是另一個深刻的真理。這也警示我們，在設置、解讀和展開辯題的時候，要盡量發掘其深刻的真理性的一面，這樣才能使得辯論的意義更大，雙方所作出的貢獻也更大。
因此，簡單來說，就像黑格爾的正題—反題—合題所揭示的那樣，辯論賽的這種設置，正可以通過強迫性的換位思考，經由否定之否定，而達致更深之認知。從這個角度來說，任何一個要成為辯手的人，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準備隨時挑戰和改變自己過往的認知。不惟如此，這種努力地設身處地，讓我們有可能獲取對事物的理解之同情；當我們對社會與人生的各個方面都能持有理解之同情，便有可能脫離本能的情感反射而生發出更高境界的情懷，這種情懷叫做悲憫。
以上所說的，乃是此種兩造設置的理論價值。功利地來講，此種兩造設置之下的訓練亦具有顯而易見的現實價值。一個很簡單的基本原理，叫做屁股決定腦袋。在現實的世界中，我們所在的位置往往是既定的，我們所持的立場往往已經被選擇；我們必須而且唯一的選擇則是對自己立場的認知和辯護。而辯手的基本素養，正在于立場的辯護——你需要明白自己的立場、堅定自己的立場、維護自己的立場、完善自己的立場。因此，純粹只知道反駁和耍嘴皮子是不合格的辯手，因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立場何在，遑論如何維護自己的立場。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情侶吵架，當你和你的另一半爭吵的時候，你真的知道自己的立場應該是什么嗎？你真的明白該怎樣才能更好地維護和達致這一立場嗎？還是只是任由自己的情緒來反唇相譏？如果你能夠解決好這一事情，那么，類似于政令正確與政令暢通之間的關系等問題也一定能夠正確處置。
04年的時候，我曾經這樣總結辯論訓練的意義：學以知，思以悟，辯以明，論以弘。從辯論賽備戰的過程程序來看，所有的辯手一定都明白，辯論訓練所強化的第一項基本能力，叫做學習力，尤其是快速學習能力。因為辯論賽備戰的第一步，便在于對于各種事實材料和理論知識等各種正反論據的占有，這就需要我們快速而全面地搜集信息、快速而有效地整理信息、快速而精準地消化信息。這個基本功，在如今這個“快魚吃慢魚”的時代，顯得如此必要。也正因為如此，對于一個優秀辯手來說，迅速入行應該是一個基本素養，而行業壁壘和專業壁壘的阻礙作用也理應能夠減少到最小的程度。
但是，單純的學習能力僅僅只是辯論訓練所能帶來的最初階的能力而已。對這個問題，同樣還是培根，同樣還是《新工具》一書，有一段話可以給我們很好的啟發。“歷來處理科學的人，不是實驗家，就是教條者。實驗家像螞蟻，只會采集和使用；推論家像蜘蛛，只憑自己的材料來編織絲網。而蜜蜂卻是取中道的，它在庭園里和田野里從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變化和消化（以釀成蜂蜜）。哲學的真正任務就正是這樣，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從自然歷史和機械實驗收來的材料原封不動、囫圇吞棗地累置在記憶當中，而是把它們變化過和消化過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培根的這個比喻，本身是拿來批評當時的兩種流派的，一者注重實驗和經驗材料，一者注重邏輯演繹，他認為這兩種做法都是不對的，前者是螞蟻，后者是蜘蛛，而正確的道路應該是蜜蜂，從廣泛的經驗材料出發，通過人類理性的認識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消化加工改造，抽象得到真正的科學原理。這個比喻，在我們對待辯論賽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架構中也頗為合適。辯論訓練不僅強調資料、數據、事例等論據和知識層面的豐富程度，也不僅強調邏輯拆解和價值引申，更加強調的，是要來源于資料、而又高于資料，是要用自己的認識和理解能力在其中進行甄別、整合和重構。也正是基于此，我們一向主張，信息量和知識底蘊，是辯手應當向專家辯論靠攏的原因；而對爭議點的準確把握，則是辯手論證和專家意見的差別所在。
表達作為辯論賽的主要內容，表達力（包括書面的和口頭的）的訓練當然是顯而易見的，而表達力往往是與影響力直接掛鉤的。但是事實上，表達并不只是表達這么簡單而已；表達是理解的逆過程，理解是表達的逆過程，理解和表達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從信息論的角度看，辯論（也是一種言語交際）就是信息互遞的過程，也就是一個“話語—意圖”的“譯義”和“釋義”的雙向推導過程。在某種意義上，辯論是一種基于跨越主體間溝通之斷裂的欲望而發生的活動；在這一活動中，我們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在固有情境性和局限性下，使得理解（進入）和表達（釋放）這兩個面向都從自發到自覺地實現主體與對象在意義上的融通？也正是基于此，我們反復強調，能言善辯的前提必須是善解人意；仗義執言的前提必須是深思慎言；因為一切表達只有以理解為前提，才能脫離本能的沖動而成為理性的言說。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上文中所說的學習、理解與表達其實都可以歸結在思維力這同一個范疇里，這個范疇所體現的是一種思維方式；與這種思維方式最為接近的，是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其實講的就是獨立思考的能力。基于這樣一種獨立思考的能力，基于辯論訓練下的方法論根基，一個合格的辯手，不僅應該有良好的認知能力，更應該有準確的判斷能力；不僅應該有淵博的知識，更應該有獨到的見識。
有大師說，啟蒙運動就是建立理性的法庭。而辯論賽，其最大的意義，恰恰就在于，培育健全的理性，和健全的人格。更不用說，理性精神的背后，是自由精神。因此，一言以蔽之，辯論訓練的價值，是啟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