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皇帝逃往熱河，留下恭親王奕訢收拾殘局，在和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恭親王發現洋人并不是之前想的那樣是一群野蠻人，而他們身上有很多東西是我們急需要學習的。
1861年1月11號，英法聯軍剛撤出北京不久，恭親王奕訢就給還在熱河的咸豐帝上了一道奏折，《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一共提出了六條需要馬上辦理的事務：
“一、京師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二、南、北口岸請分設大臣，以期易砥三、新添各口關稅，清分飭各省，就近揀派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以期裕課四、各自為理國外小平卜，清飭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以免岐誤五、認識外國文學通解外國言語之人，誚飭廣東、上海各派i人來京差委，以備詢問；六、各海口內外商情并各國新聞紙(報紙)，靖飭按月咨報總理處，以憑核辦也。”
這是一道在中國近代史中有重要作用的奏折，中國也因此拉開了洋務運動的大幕。
1861年3月11日，根據恭親王的奏請，總理衙門成立，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外交部，而恭親王奕欣自然也就成了大清外交部的第一任部長。設立的初心自然是好的，而大清這樣一個扶手的官僚機器，根本運作不起一個先進的部門，這樣一個接近西方制度的機構。所以從設立之初就變成了一個官僚的機構，辦事效率跟傳統的六部一樣，實在沒法恭維。而就在這時，一個洋人的出現，幫助大清的總理衙門逐漸走向正軌。
這個洋人名叫赫德，他出生于1835年英國的北愛爾蘭，從小便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1854年來到中國，從翻譯一直任職到廣州海關副稅務司。1861年，海關署總司李泰國因為阿思本艦隊和中國政府鬧翻，于是不到三十歲的赫德被總理衙門任命成為海關總稅務司。
恭親王奕訢早就欣賞赫德的才干，一提到赫德便總說，“咱們的赫德”如何如何。赫德之所以得到奕訴如此的信任，緣于他具有良好的個人修養、極強的溝通能力和管理能力。奕訢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贊揚赫德說他“性情馴順，語言近理，于中外撮合之處，為力居多。” 1863年11月，奕沂贊揚赫德說從進入海關的第一天起，便在所有的場合中，都能和諧地和富有成效地進行工作，慎重、機警而有經驗。奕訴喜歡赫德的根本原因是赫德采用西方的行政管理辦法，把清朝海關建設成為前所未見的新型機構，為清政府征收到的稅銀比奕訢等人夢想的要多得多。
1854年之前，中國的海關行政大權完全掌握在清朝政府的手中，像清朝的其他行政機關一樣，清朝海關衙門充斥著腐化，效率低下。清政府掌握的海關使用的還是中古式的稅收辦法，即每年給戶部上繳一筆固定的稅款，其余的由海關監督自行支配，大多用于中飽私囊和賄賂。從技術層面看，這時候的海關根本就沒有知曉外語，掌握現代海關的運轉流程的合格人員。
赫德上任后，完全采用了西方的海關稅收系統和人員培訓，從1863年到1908年，在赫德擔任中國海關醉倒領導者的期間，中國的海關稅收，由之前的300萬兩白銀，漲到1903年超過3000萬兩白銀+成為清王朝最穩定最重要的財政支柱。
赫德雖為洋人，到卻為中國可謂鞠躬精粹。在此期間，赫德還親手寫了一份《局外旁觀論》呈送給總理衙門，對當時中國面臨的形勢予以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然而，腐朽的清王朝并不是一兩個人能拯救的，赫德的《局外旁觀論》乘上到朝廷便石沉大海。
三十多年后，清朝在甲午海戰中戰敗，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危局，赫德對光緒的老師翁同龢說，“我在中國四十多年，所有的榮譽和薪水都是中國給我的，我非常能夠希望幫助中國富強起來。我數十次向朝廷上書，并提出自己的意見，沒有一個獲得批準，大概是朝廷懷疑我是個外國人，居心叵測。而現在中國面臨危亡的境地，我現在想說可能也說不了什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