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2015年，我開始思考極簡主義。這一年頗不尋常，發生了好幾件大事，我的內心也受到了強烈的沖擊。上半年的時候，有一次和媽媽通電話，媽媽告訴我，幼時經常在一起玩耍的鄰居家的一個哥哥去世，死于癲癇。哥哥這個病我是知道的，因為自小吃了病的母豬肉，癲癇病就一直伴隨著他，時常發病，有一次發病正是半夜，還是我爸爸背著他走了很遠的山路去看病。長大之后見面的次數很少，知道哥哥在縣城跑點摩的之類的小生意，癲癇病的發作是越來越少的。到了結婚的年紀，哥哥的爸媽也在著急幫他相親的事情，一切看起來都在正規。所以媽媽告訴我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相當吃驚，哥哥很年輕，不過大我幾歲。這一次出事也是在半夜，應該也是發病，被子蒙在頭上，沒人及時發現，窒息而死。想到這樣一個熟悉的身影就這樣離去，我的心里不禁黯然。

年中，我在咖啡館找到了一份兼職，做兩個月的暑期工。也是在這期間，我備受病痛的折磨。病痛之后是強烈的神經衰弱，極為影響白天的生活狀態，也留下了極重的心理陰影。生病期間，我曾多次游離在死亡邊緣，那是一種十分強烈的恐懼感，心里很空很空，沒有著落，有一種要掉下去的感覺。經常做夢，很奇怪，那些夢好像都是白色的，也記不太清夢見了什么，感覺這些夢都被稀釋了一樣，能夠記得就是做這些夢時的心境，好像來到了忘川河邊，只要越過這座橋，我的身體就會一直墜下去。

下半年一個秋天的夜晚，我媽媽打電話問我能不能馬上回家，外婆生病。我知道要是平常生病，媽媽不會著急要我馬上趕回去，我的心里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一夜不曾睡好，第二天一早就坐火車趕了回去。我是直接到的外婆家，醫生向我爸媽建議病人的情況已經相當危機了，還不如早點回家再待兩天，也是安排后事的意思。我見到外婆時外婆已經全身浮腫，由于接受治療剃光了頭發，只是哮喘，也不能說話。媽媽告訴我在我到家的頭一天晚上外婆還是有一些意志，之后就是神志不清，我在外婆耳邊叫了好久，有那么一下子外婆的喘息稍稍平復了一些，好像是認出了我的樣子。

在家胡亂休息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守在外婆旁邊看著她，快到晚上的時候，外婆走了。外婆走的時候很安詳，先是比較粗重的喘息，然后慢慢平靜下來，一點一點地，平靜的離去。外婆走時的場景使我倍感凄涼，那間房是她住了半輩子的，幾十年的光影就這樣溜走。身邊陪伴她的人也不多，就只幾個至親，想到外婆操勞一世，走的時候卻些許凄涼，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憂戚。

這一年的事情一件接一件，都是關于死亡，特別是最后外婆的死和我自己的經歷發生了猛烈的碰撞，讓我想到了很多東西。只有站在生命的終點向后回望，你才會知曉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東西。也正是基于這個思考，我開始想到對生命做減法。在這方面比較杰出的例子要算張愛玲了，她的人生是將加法做到極致又將減法做到極致的。四十歲之前聲名顯赫，大紅大紫，四十歲之后銷聲匿跡，深居簡出。張可謂是看透了生命的本質，活得通透，不過她的心是千古海冰，是以悲涼作為生命的底子。

反觀自己，從幼時初懂世事到二十來歲都是一味向外界索取，很多時候都是孩子氣，只想往手中抓。一路回望過去，曾經抓在手中的如今早已成為古跡，并不是生命所必需。看不透世事紛擾，煙霧迷彈，許多生命的妄念與執念反倒成了自身的障礙。

曾在網上看到這樣的報道，有一家人從城市搬到鄉村居住，想要體驗極簡主義的生活。半年生活下來，他們發現在城市中帶來的生活用品百分之九十都是無用的，就拿衣服來說，在鄉村生活所需要的就基本的幾件衣服就已足夠，而在城市購買的絕大多數衣服只能閑置。其實只要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檢驗一下你就會明白自己生活中真正需要的東西是什么，我們自身的身體需要遠比我們自己想象的要簡單得多。城市生活的我們，并不是真正需要那么多的東西，而是因為聲色犬馬，社會期望，很多時候我們只是不由自主的投身于這一消費洪流。這使我想起宮崎駿電影《千與千尋》中由于貪念而由人變成豬的小千父母，還有海龍體內貯存的大量人類生活垃圾，可以想見這一切都不過是因為人類自身的妄念而產生的巨大浪費。

在藝術上也有減法做的極好的例子，像電影王國中的小津安二郎，他的電影摒棄了諸多的電影手法，但卻是電影史上的一座豐碑。就電影語言來說，有將技巧等東西玩到極致的，相當華麗與炫酷，像昆汀·塔倫蒂洛、樸贊郁、姜文，他們的電影本身就是一場視聽盛宴。像小津安二郎，他的電影語言極為簡潔，攝影機的機位始終是低角度即榻榻米的角度，多用長鏡頭，剪輯手法一般也都是硬切。這些手法到他晚年尤甚，在他晚年的作品中連淡入、淡出等剪輯法都看不到。說來極有意思，小津一輩子沒有組建家庭，然而他卻拍了一輩子的家庭劇，不同于庫布里克那樣許多題材都玩得轉的，小津一輩子專心致致于家庭。

文學史上也不乏這樣的例子，像雷德蒙·卡佛這樣極簡主義的代表，卡佛的小說經常沒有完整的故事，語言修辭也甚為簡潔。卡佛自己曾說要從一雙皮鞋當中看到令人瞠目結舌的東西，這也正是他的小說所追求的，經常是在一個特定的場景中通過對氣氛的營造揭示出人物的內心。還有像海明威、張愛玲等都是不怎么愛變的，他們的修辭、習慣用語都不曾怎么變過，而像福克納、魯迅，他們的文風是多變的。變與不變，這也是文學史上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其實不論變與不變，手法的簡潔還是繁復，都能創作出好的藝術作品。舉這些例子，只是讓我們能夠明白，在藝術當中，有時候減法可能比加法更有效。

前幾天去寺廟游玩，在大門的牌匾背后看到這樣四個大字“莫向外求”，頓時心中若有感應。佛法講究的也就是一個反觀內心，見心明性的意思，拋卻妄念，破除人生的障礙。不離日常行用內，卻造先天未畫前。當年少的無知與世事的迷霧漸漸褪去的時候，一位的向外索取只會造成心靈的重荷，不堪重負。時時向內心叩問，尋求生命的本真，我們會慢慢丟掉累贅之物，發現與生命本質發生關聯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