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為信仰佛教的豐子愷先生是不如魯迅先生犀利冷峻的。
可是讀了先生的散文《伯豪之死》，讓人不免想起魯迅先生的《祝福》。后者發表的年份還早五年（《祝福》寫于1924.2.7），而且是小說。
“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雪花落在積得厚厚的雪褥上面，聽去似乎瑟瑟有聲，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萊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先前還將形骸露在塵芥里，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于干凈凈了。魂靈的有無，我不知道；然而在現世，則無聊生者不生，即使厭見者不見，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我靜聽著窗外似乎瑟瑟作響的雪花聲，一面想，反而漸漸的舒暢起來。
先生們少了一個贅累，同學們少了一個笑柄，學校似乎比前安靜了些。我少了一個私淑的同學，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懼而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于學校的反感，對于同學的嫌惡，和對于學生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世間不復有伯豪的影蹤了。自然界少了一個贅累，人類界少了一個笑柄，世間似乎比從前安靜了些。我少了這個私淑的朋友，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懼與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種對于世間的反感，對于人類的嫌惡，和對于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對于當時學校里對學生而言絕對的權威——天地君親師的“師”，伯豪卻仍然能夠處之泰然，我行我素，反抗從軍界來的體操老師要求跪著練毛瑟槍的粗暴強硬的做法，當老師上課索然無味時，他會主動逃課去讀《史記》《漢書》《昭明文選》。無論老師們如何以追繳學費或留級開除等威脅，同學因為懼怕出格而不敢表露真實想法，如何噤若寒蟬，他卻始終無動于衷，不以為然，甚至泰然自若。
他對于學校所指定而全體學生所服從的宿舍規則，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們不是人，我們是一群雞或鴨。朝晨放出場，夜里關進籠。”又當晚上九點半鐘，許多學生擠在寢室總門口等候寢室總長來開門的時候，他常常說“放犯人了！”但當時我們對于寢室的啟閉，電燈的開關，都視同天的曉夜一般，是絕對不容超越的定律；寢室總長猶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權，誰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這種話，不但在我只當作笑話，就是公布于全體四五百同學中，也決不會有什么影響。我自己尤其是一個絕對服從的好學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發冷，似乎要發瘧了。但這是寢室總門嚴閉的時候，我心中連“取衣服”的念頭都不起，只是倦伏在座位上。伯豪詢知了我的情形，問我：“為什么不去取衣？”我答道：“寢室總門關著！”他說：“哪有此理！這里又不真果是牢獄！“他就代我去請求寢室總長開門，給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調養室去睡。在路上他對我說：“你不要過于膽怯而只管服從，凡事只要有道理。我們認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
我為他擔了一天心，懇意地勸他：“你為什么不肯上課？聽說點名冊上你的名下劃了一個大圈餅。說不定要留級，開除，追繳學費呢！”他從容地說道：“那先生的課，我實在不要上了。其實他們都是怕點名冊上的圈餅和學業分數操行分數而勉強去上課的，我不會干這種事。由他什么都不要緊。”“你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個！”“這正是我之所以為我！”“……”
……
楊家俊的無故缺課，不久名震于全校，大家認為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師中也個個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監學監的召喚和訓叱。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喚，他就決然而往，笑嘻嘻地回來。只管向藏書樓去借《史記》、《漢書》等，凝神地誦讀。只有我常常替他擔心。不久，年假到了、學校對他并沒有表示什么懲罰。
……
時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間去游玩。他的游興很好，而且辦法也特別。他說：“我們游西湖，應該無目的地漫游，不必指定地點。疲倦了就休息。“又說：”游西湖一定要到無名的地方！眾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領我到保岔塔旁邊的山巔上，雷峰塔后面的荒野中。我們坐在無人跡的地方，一面看云，一面嚼面包。臨去的時候，他拿出兩個銅板來放在一塊大巖石上，說下次來取它。過了兩三星期，我們重游其地，看見銅板已經發青，照原狀放在石頭上，我們何等喜歡贊嘆！他對我說：“這里是我們的錢庫，我們以天地為室廬。”我當時雖然仍是一個庸愚無知的小學生，自己沒有一點的創見，但對于他這種奇特、新穎而卓拔不群的舉止言語，亦頗有鑒賞的眼識，覺得他的一舉一動對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覺地傾向他，追隨他。
……
我們的體操先生似乎是一個軍界出身的人，我們校里有百余支很重的毛瑟槍。負了這種槍而上兵式體操課，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惡的事。關于這兵式體操，我現在回想起來背脊上還可以出汗。特別因為我的腿構造異常，臀部不能坐在腳踵上，跪擊時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還有寸許，——后來我到東京時，也曾吃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時不能照日本人的禮儀，非箕踞不可。——那體操先生雖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兇。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頗能原諒我，不過對我說：“你必須常常練習，跪擊是很重要的。”后來他請了一個助教來，這人完全是一個兵，把我們都當作兵看待。說話都是命令的口氣，而且兇得很。他見我跪擊時比別人高出一段，就不問情由，走到我后面，用腿墊住了我的背部，用兩手在我的肩上盡力按下去。我痛得當不住，連槍連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舉槍”，我正在出神想什么事，忘記聽了號令，并不舉槍。他厲聲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聽了這叱聲，最初的沖動想拿這老毛瑟槍的柄去打脫這兵的頭；其次想拋棄了槍跑走；但最后終于舉了槍。“第十三”這稱呼我已覺得討厭，“耳朵不生？”更是粗惡可憎。但是照當時的形勢，假如我認真打了他的頭或投槍而去，他一定和我對打，或用武力攔阻我，而同學中一定不會有人來幫我。因為這雖然是一個兵，但也是我們的師長，對于我們也有扣分，記過、開除、追繳學費等權柄。這樣太平的世界，誰肯為了我個人的事而犯上作亂，冒自己的險呢！我充分看出了這形勢，終于忍氣吞聲地舉了槍，幸而伯豪這時候已久不上體操課了，沒有討著這兵的氣。
不但如此，連別的一切他所不歡喜的課都不上了。同學的勸導，先生的查究，學監舍監的訓誡，絲毫不能動他。他只管讀自己的《史記》、《漢書》。于是全校中盛傳“楊家俊神經病了”。窗外經過的人，大都停了足，裝著鬼臉，窺探這神經病者的舉動。我聽了大眾的輿論，心中也疑慮，“伯豪不要真果神經病了？”不久暑假到了。散學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歸途上突然對我說：“我們這是最后一次的游玩了。”我驚異地質問這話的由來，才知道他已決心脫離這學校，明天便是我們的離別了。我的心緒非常紊亂：我驚訝他的離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交游的告終，但想起了他在學校里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可以說，對于向來主張順從、乖巧聽話的中國教育來說，這種人才，到今天也還是應該會被多數老師視為洪水猛獸，不遵規守紀而要予以警戒開除、殺雞儆猴的對象吧！
這種不能容于世俗的高標超塵之人，向來都是不為世所容的，因為老祖宗早就告誡我們“水至清則無魚”，“過潔世同嫌”，“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早就告誡我們要“外圓內方”“和光同塵”“韜光隱晦”，當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過著拘謹緊張的生活時，你那般的魏晉風流，那般的風神瀟灑，那般的俊逸出塵，顯然就要被上位者所嫉恨所欲除之而后快了吧？
果然，后來伯豪離開了學校，可以理解為，他主動選擇了離開，離開一個充滿禁錮和戒律的沒有多少情味兒的“監獄”般的學校。
抑或，他是被壓抑的氛圍給擠出了一個世俗的場所。
最終，伯豪又因為命運不濟，一家人感染了保姆的瘧疾，竟然相繼去世了。
先生對他的去世，非常沉痛，卻又替他感到解脫。雖如此說，“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懼與服從的日月”，但是自此真友伯豪之死，他開始覺得，“一種對于世間的反感，對于人類的嫌惡，和對于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對于學佛的豐子愷先生來說，他能圓融地忍受一些他不能改變的世俗陳規，然后再加以力所能及的創造和影響，比如在跟隨弘一法師學畫時的獨自臨摹實物，比如在文藝界創造漫畫，比如后來提出的對于教育和文藝界的批判的“大剪刀”理論而慘遭批斗卻矢志不渝……終能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業”，所以，他最終能在這凡俗的世間有所成立，而留下這些悲憫的文學藝術，讓人悼念，讓后人警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