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的隱形推動力——國際匯款

本文選自TED演講,演講者 Dilip Ratha

我住在華盛頓特區但我是在新河克拉,印度奧里薩邦的一個小村莊長大。我父親是個政府雇員,我母親不會讀書寫字,但她跟我說:“國王只有在自己的王國里才被膜拜,而詩人走到哪兒都受到尊敬。”所以我就想長大后成為一名詩人。但是我差點沒上成大學,直到一位姨媽出錢幫我。我去了薩姆巴爾普爾,當地最大的城鎮讀書。在那兒上大學的時候,我才第一次看到電視。那時我夢想去美國接受高等教育。后來機會來了,我借錢買了機票,橫跨兩個大洋,兜里裝了二十元美金就來了。在美國,我一邊在一家研究中心兼職,一邊上經濟學的研究生課程。雖然掙得不多,我還是一邊供自己上學,一邊寄錢回家給我父親和我兄弟。

我這樣的絕不是唯一的。每年有成百上千萬的人移民。通過家人的幫助,他們跨越大洋,沙漠,河流,或者山脈。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去實現一個夢想。他們的夢想很簡單,就是能有一份不錯的工作,讓他們能寄錢回家,幫助他們的家人,那些曾幫助過他們的人。世界上有2.32億國際移民。他們生活在一個不同于他們出生地的國度。如果有一個國家全部由國際移民組成,它的人口將超過巴西,它的經濟實力將超過法國。其中1.8億的移民來自貧窮的國家,他們按時寄錢回家。這些錢叫做移民匯款(Remittances

這樣一個事實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2013年一共有4310億美元的匯款由移民們寄到發展中國家。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寄到發展中國家的錢,4310億美元。這個數字相當驚人,它等于所有發展資助資金總和的三倍。但是,我和在華盛頓的同事們不停地爭辯,討論發展資助,卻把移民匯款當作小錢忽略了。確實,人們平均每月寄兩百美元。但是,月復一月,成百上千萬的人在寄,這些錢匯聚成一條條外幣形成的河流。

印度去年收到了720億美元,超過它的IT產業出口額。埃及收到的移民匯款達到蘇伊士運河上貿易額的三倍。塔吉克斯坦,移民匯款占GDP的42%。在更窮,更小,或者正發生沖突的國家,移民匯款就如同救命稻草,比如說在索馬里或海蒂。難怪這些資金流會對經濟和貧困人口帶來巨大的影響。不同于私人資助基金,移民匯款不會在國家一出現問題的時候就回流。它們更像保險金。當家人遇到麻煩,碰到問題,遇到困難的時候,它會增加,就像保險金一樣,移民們會寄更多的錢回去。它們也不像發展資助基金,那些必須經過正式的機構,通過政府。而移民匯款直接到達窮人手中,到達家人手中,通常還附帶著商業建議。

在尼泊爾,1995年時窮人占人口總數的42%。十年之后,2005年時,當時尼泊爾正遇上政治危機,經濟危機,可是窮人的比例卻降到了31%。貧困人口的減少,大約一半是依靠從印度(另一個窮國)寄來的移民匯款。在薩爾瓦多,兒童輟學率在接受移民匯款的家庭中就比較低。在墨西哥和斯里蘭卡兒童的出生體重在接受移民匯款的家庭中較高。

移民匯款是被愛包裹的錢財。移民們寄錢回去買食物,買必需品,建房子,用于教育,老年人的醫療,還有家人和朋友的商業投資。遇到特殊情況,移民們還會寄更多的錢,比如手術或婚禮。也許更多的時候,遇上突如其來的葬禮,他們因為無法參加而寄錢回去。雖然這些資金流動有這么多好處,它們的流動卻受到很多阻礙,阻礙這四千億美元的流動。最大的障礙是寄錢回家的高額費用。現金傳遞公司收費的方式就是在壓榨窮人。他們會說,五百美元以下,我們固定收取30美元的手續費。如果你很窮,只能寄200美元,你也得交30美元的手續費。寄錢的全球平均花費是匯款總額的8%。也就是說你寄100美元,到了另一邊你的家人只能收到92美元。寄錢到非洲的花費就更高,高達12%。在非洲內部寄錢,費用還要更高:超過20%,比如從貝寧寄錢到尼日利亞。而在委內瑞拉,因為貨幣兌換受到控制,如果你寄了100塊錢,你的家人在另一邊如果能拿到10塊錢就不錯了。當然了,沒人通過正式渠道往委內瑞拉寄錢。都是裝在行李箱里帶。收費高的地方,錢都從地下走了。

更糟的是,很多發展中國家實際上還全面禁止往國外寄錢。很多富裕國也全面禁止向某些國家寄錢。那是不是沒有辦法,更好,更便宜的辦法寄錢了呢?還是有的。通過肯尼亞的M-Pesa寄錢,手續費是固定的每筆60美分。美國聯邦政府和墨西哥之間啟動了一個項目,使得匯款公司往墨西哥寄錢時只需要每筆67美分的手續費。但是這些更快,更便宜,更好的辦法,還不能在國際上通用,因為擔心被人利用來洗錢。雖然沒有什么數據證明這兩者之間有什么聯系,就是說洗錢和小額的移民匯款之間有什么聯系。很多跨國銀行現在害怕擁有匯款公司的賬戶,特別是那些業務涉及到索馬里的公司。

索馬里人均年收入才250美元。按月寄往索馬里的移民匯款平均都大于這個數。移民匯款成了索馬里的血脈。索馬里的情況就是個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右手給予很多援助,另一方面左手又通過各種條規切斷它的經濟血脈。像我這樣來自鄉村的窮人還會遇到另一個問題。在鄉村里,唯一能收到匯款的地方是郵局。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政府都允許郵局和某個匯款公司之間建立唯一的合作關系。所以如果我要寄錢給鄉下的父親,我就必須得去特定的那一家匯款公司寄。即使它收費較高,我也沒有其它的選擇。這種情況必須要改變。

那么,國際組織和社會企業家們可以做些什么來降低寄錢回家的費用呢?首先,放寬關于1000美元以下的小額移民匯款的法規,政府應該意識到,小額匯款不是洗錢。第二,政府應該禁止郵局和某個匯款公司建立唯一的合作關系。最好是禁止郵局和任何全國性的銀行系統之間建立這種關系,實際上,他們應該鼓勵競爭,開放合作伙伴,這樣就可以降低費用,就像電話業那樣。你們都知道電話業的情況了。第三,大型非營利性組織應該在非營利的基礎上創建一個移民匯款平臺。他們應該創建一個非營利的移民匯款平臺來服務于匯款公司,使他們能降低寄錢的費用,同時還能不違反世界各地各種復雜的條規。

發展中的社區應該朝著將移民匯款費率從現在的8%降到1%的目標努力。如果我們能把費用降到1%,將每年省下300億美元。比每年給非洲的全部雙邊資助預算還多,而且也比美國政府的全部援助預算還多,或著幾乎相當。這可是全球最大的捐助國。實際上,省下的還不止那三百億,因為移民匯款渠道還可以用于救援,貿易和投資。

另一個嚴重阻礙移民匯款到達家人手中的因素,是高額的非法招工費。這些費是移民工人付給給他們找到工作的人的。幾年前我去過迪拜我去了一個勞工的營地。那是晚上8點,又黑又濕又熱,工人們剛剛結束了一天又苦又累的工作回來。我和一個孟加拉來的建筑工人聊了起來。他一心就想著寄錢回家,已經寄了幾個月了,可是錢基本上都給了勞務介紹人,那個給他找到這份工作的人。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妻子每月盼著這筆錢。錢匯到了,她取了錢,轉手就得交給招工的人,而孩子們只能眼巴巴的看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這不僅僅發生在孟加拉的建筑工人身上,而是發生在所有工人身上,發生在成百上千萬的移民工身上。孟加拉的建筑工平均每人要付四千美元的找工費,而這份工作每年只掙兩千美元。也就是說,有兩到三年的時間,他寄回去的錢都只是在付招工費,他的家人什么都拿不到。也不僅僅發生在迪拜,而是發生在全世界每個大城市的陰暗角落里。不光是孟加拉的建筑工人而是全世界的工人們。也不僅僅發生在男工身上,女工更經常成為非法招工的受害者。

在移民匯款領域,最新,最令人興奮的事是創造移民們存錢和捐錢的新方式。移民們不僅寄錢回家,他們自己也存很多錢。事實上,移民存款據估計每年達五千億美元。大部分的錢都存在銀行里,掙不到半點利息。如果哪個國家能為移民提供百分之三到四的利息,而且說把這些錢用來在他們出生的國家修建學校,公路,機場,鐵路,很多移民會拿錢出來的。因為對他們來說不僅得到經濟利益,而且也使他們有機會參與他們自己國家的發展。可以通過移民匯款的渠道,把這些債券賣給移民,因為他們每個月來寄錢的時候,就正好是可以向他們出售債券的時候。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刺激移民們捐錢。我會非常希望可以為在印度修建高速鐵路系統投資。我也會非常愿意為在我們村防治瘧疾投資。利用移民匯款可以實現目的性的資源交流,使最需要的人收益。

移民匯款是一項強大的資源。我們應該竭盡全力使移民匯款和海外招工更安全,更便宜。這是能實現的。

就我而言,我已經離開印度二十多年了。我妻子是委內瑞拉人,孩子們是美國人。我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個全球公民。但是,我也越來越思念我出生的地方。我既想在印度,又想在美國。我的父母已不在了。我的兄弟姐妹們也搬走了。我已經不迫切需要往家寄錢了。但是時不時地,我會寄錢回去給朋友,給親戚,給村里,就像我還在那里。它是我的一部分。同時,我還在努力成為一名詩人,為那些辛勤勞作的移民們,以及他們為擺脫貧困所做的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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