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百度薩摩派的文案里有寫，感謝聯想陪伴了他們7年，讓我想到了，也許，避開之前在群里討論的“黑歷史”的故事線，可以以辦公地點的變化來回憶一下早年那些事情。
最早的時候，研究院在商服中心，也就是上地超市發上面的第二層和第三層，可以看得出來HR盡量營造舒適的辦公環境，但是辦公區因為地點的原因，還是傳統民營企業的那種“老舊”，尤其是2003年初春，URC和其他研究室分開，我們搬到了一個單獨的屋子，那個環境，更像是在機關事業單位一樣，就差端杯茶水看看報紙了。
坐在那個小屋子里面的人有：我、張光強、蘭曉飛、我對面的高建忠、陳能容、李雪蓮；陳柏鴻、解曉微；對了，還有一個叫程偉力的，統計學背景的人，沒過試用期就走了。當時是我和李艷一起面試的，我作為職場菜鳥，面這樣一個工作很多年的老鳥，心里是非常緊張的。后來借著平臺賦予的紅利，面了很多比自己牛逼的人，還真是惴惴不安呢。
那個時候是單身沒事干，天天晚上在辦公室待到9點。經常陪伴我的有雪蓮和能容，大概視覺工作者們的工作性質都是這樣的。雪蓮每晚給我普及美學知識，侃侃而談，滔滔不絕，這也是我回家早不了的原因；也記得她跟我說Phtoshop快捷鍵和Windows快捷鍵設計的規律，這真是設計界的極客，讓我知道，就算是鼠標手用軟件，也是可以研究到這種細致程度的，能發現好多好玩的事情。然而誰能想到，時間倒流幾個月，我們兩個第一次的工作接觸，竟是她拒絕幫我做信封，她當時酷酷的跟我說：“我被招到聯想，提供的價值不是在這里粘信封！” 留下一臉黑線的我。我們就是這樣互相“傷害”，以及互相“滋補”地，建立了革命友情。
在小屋里面我們經歷了SARS，也經歷了全體員工集體學習用研方法，也經歷了萬麗漸漸不管我們，柏鴻漸漸脫穎而出，有了經理的趨勢。而對我個人而言，正在慢慢的從助理轉型成項目主導人。每個人的身份都似乎在重新定位，定位的時候會有些矛盾，比如我對建忠，第一次say no，是當他讓我幫他領辦公用品的時候。非黑即白的處事方式，也只有這樣寬松的環境下，可以被包容。
想想那個時候，柏鴻也是不容易的，管著手下這一幫不懂人情世故的人們。剛升上經理的時候，同級的人，自然會有些會跟他比高低的心態。我記得當時柏鴻組織部門360考核評價討論時，就被曉微嗆的不行，那時候年近30歲的他在看富爸爸窮爸爸這類書，比我們都提前進入了職場的瓶頸期，卻還沒做到看破不點破。
大家都在專業上做競爭學友，卻沒有看到柏鴻在維護事業部關系上做出的努力，而他也不善于和大家溝通，總是神神秘秘的傻笑。我還干過一件特二兒的事情，把對柏鴻的評價寫在了博客上面，說部門里面現在最專業的不是他了。后來被柏鴻的朋友看見了，發給他，他都氣炸了，我窘迫得只好以刪掉博文謝罪。那個年代呀。。。現在寫這些東西，也用的是真名字，不知道還是否會傷害到別人。
2003年11月，我們搬到了上地西路6號，我都不知道AB座背后的那條路還有名字，就是日后著名的堵點后廠村路；通往城鐵的西二旗大街只修到一半，第一次走是和高建忠，我帶他去看我要買的房子，穿過的是西二旗村兒；也還沒有百度大廈的工地，大概兩年后才挖好了地基；只有對面的軟件園，可以溜達溜達。人少的、荒涼的，晚上回家就叫不到車了（那個時候沒有滴滴，只有黑車）。入駐園區的只有研究院和IDC，也就是A、B、D座有人。現在只有周六日園區的樣子，才能復現當年我們剛搬進來的場景，人少、沒車。
我們第一個辦公區在B2，入住這個區域的，除了我們還有戰略部（好像叫這個名字），這個部門出了一個名人，毛世杰，就是后來寫《聯想不是家》的那位，也是研究院本科畢業提升到總監的第一位。
插入幾張舊照片，我和陳能容、高建忠、張光強、鄭錦亞，慵懶的在B2的茶水間午休，能容把我們幾個守在北京的主要成員，畫到了白板上。
不過好日子沒多久，因為入住北研的人，越來越多，這些沙發和茶幾，很快就撤掉了。同時撤掉的還有陳能容。就是那一次著名的大裁員。
2003年深秋某一天，因為當時還承擔部分助理的工作，我大概頭一天知道第二天要裁員的，也知道裁的是誰，可是不能說，因為說了也改變不了什么。第二天，柏鴻和能容談完，能容就走過來跟我苦笑說，他要走了。我當時臉都是僵的，不知道該怎么表達，裝著剛知道的樣子，我們都很尷尬。我看著能容把電腦資料備份好給交接人，也看著他收拾東西，他提了個要求，因為電腦里面還有他很多個人的資料，能不能拷貝到他自己的移動硬盤，突然有那么一秒鐘，我們仿佛成了對立的一面。
我想剛剛做經理的柏鴻，這個對他也是一個極大的沖擊，做了黑臉，被人誤解。。還真沒和他聊過這件事情。。后來，和陳能容斷斷續續有聯系。他去了搜狐，還介紹了曉飛也過去，大家還都羨慕他能拿到不錯的Package，成了離職模式的典范。他自己又經歷結婚、生子，還有更多。。所以說所有的難事，放到生命的寬度上看，都不是大事兒。而這兩年面臨極大人生轉折的他，也祝福走好下一程，回頭看，都不是事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