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萬不得已，不要寫作。
人應當長期處于“吸收”的狀態，而非“輸出”的狀態。或可，為了持續的輸出，而進行持續的輸入。讀好書是輸入，其實完全夠了，教人向善、向美、向道德。
現有的書，也已完全夠了。
但寫作不是。
一旦寫作，人的面目藏于文章之后（不得已而為之）——為了能把面目示于人前，心態就會變化（尤其是寫作氛圍差的時候）。文字是思考的產物。凡是思考，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一種逃避——逃避真實的感覺，妥協于用某種更為美觀、通用的詞句進行表達。
此時，往往會出現“詞不達意”的現象。
這種“不達”，一方面是文字本身造成的，一方面是作者造成的。
文字方面。
中文幾乎是世界上現存最豐富的語言體系，翻譯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都不成問題。但它仍有本質的局限性。拿形容情緒為例，諸如“快樂”，“悲傷”，“憂郁”，有這樣一個詞匯，我們才能夠形容自身的感覺，如若沒有一個準確的詞匯，那么我們就會忽略情緒中此類難以形容的部分。從這一面講，現有的文字是完全不足以形容這個世界的。與此同時，我們反而會“泛泛”地使用一些詞匯，把真實的感覺放大或者縮小，以實現某種目的(抑或沒有，沒有則更悲哀)。這是一種“不達”。
另一種“不達”在作者。
出于這樣那樣（不好意思說）的原因，作品的風格總會隨著時代的大趨勢（并非是時代的“需要”）而變化，這就導致很多起初極具個人風格、時代價值的文字被大趨勢的洪流抹殺掉了，永遠沒有出頭之日。文學這樣的東西，是需要一群公認的“大師”來做引領的。如果失去了文學上的“準繩”，文學必將走入“畸形”。
五四運動以來，文化大解放，作家取得自由。新時代，尚不是作家的作家們大行其道，傳播途徑之寬泛、門檻之低賤，出乎想象。大師們走下神壇，誰也不需要他們裁決。
談到這個，木心先生有一段話，講健康是一種麻痹，人類在“疾病”狀態中思考，思考的成果被其他尚屬健康的人認同了，于是形成了文化。上帝怕人類思考，人類思考就要質疑上帝。于是上帝先下手為強，規定人類十足健康，不健康就要死亡。可是文化已經出現，上帝束手無策了么——有策，他規定文化必將畸形（通俗化），從而走向滅亡。
木心說這句話的時候，氛圍其實沒那么壞的。
中國近代，尚且能見到百家爭鳴的場面，胡適、徐志摩、魯迅、老舍等人。
當時涌現了一批這樣的文人，是那時代文人的幸運。如今，我們所剩下的大師已屈指可數。上個世紀，人們送走了林語堂、曹禺等諸位文學大師；這個世紀，巴金、季羨林這兩位文學泰斗又相繼離我們而去；現在能稱得上是大師的也僅有年過七旬的陸谷孫、許淵沖等寥寥無幾的數人。不過好在我們還擁有許多真正的文人，有毛尖、有李歐梵、有程乃珊、有王安憶；這些文人或許就是將來的大師。可是有人讀他們的作品么？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知曉得他們的大名，卻未讀過他們的文章。市面上也是見不到他們的文章的。在這樣的環境下，想要“自律”非常難得——先過濾掉滿目的蜘蛛網。
除了大師呢？
還是有一批優秀的文人在做支撐的，可是他們無暇顧及新一代的年輕作家。
比如簡書，這樣大的投稿平臺，也沒有一個相對完善的“完善”的退稿制度。退稿后，原因為何全然不做說明，更不用說加以指點。說法是“因為稿件太多，審核人員不夠。”在我看來，既然被賦予審核的權利，自然也就有解釋的義務。歸根結底，不是這些已經小有成就的文人的罪責，而且過分商業化、利益化的征稿氛圍。對于文化交流、栽培，文化今后去向何方，人們已經無暇顧及。
完美的“無師友”環境，最好能逼出一個天才。
這已經不單單是文學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很多大學，練語文課都沒有了，大家寫字、閱讀、寫作，統統一團糟。在這方面，我曾有疑慮——梁實秋先生表示，文學由天才創造，和“大多數”不發生關系。如此說來，讓所有人提升文學素養全無必要，就像我不擅數學一樣，是由人的“基本性情”決定的。
但是另一面，人類文明（道德、科技、藝術）難道不是憑借文學傳承下來的么？
“君子”、“先賢”，若無文字，我們這一代人又何以得見？
我們族人的特長，就在于能夠聰明地舍棄暫時不需要的東西。在一次采訪中，陳丹青說，現在的文化是什么？無非是政治的把戲。起初謀發展，不管文化，而今別的東西都發展的差不多了，忽又想起文化來——文化這塊大蛋糕。繪畫的遭遇也一樣，時值西方繪畫的杰出人物杜尚，宣布再也不繪畫，因他察覺到，繪畫的時代已經終結。而林風眠等人卻值此時出國學畫，回國后建設了大量的西式美術學院。延續至今，普通人很難想象我們國族每年有多少年輕人躋身于繪畫工作中，又有幾個成才？
恰恰相反吶！曾是有繪畫的熱情、才華、天分才去學畫，而今是數學、物理學不好，就選擇了“藝術”這樣輔助工具。
殊不知自始至終缺乏的是熱情啊！
“藝術生”何以能加分呢？這是最大的愚蠢。藝術是不需要獎勵的，它需要的是認可、贊美、傳頌。這項加分機制，太和我們族人的胃口了——我們聰明的族人。
寫作呢？自媒體興，似乎全民寫作的時代到來了，但這道菜味道如何？
原本的“主流文學”，退居二流了。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我的后代，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長大。
“你可以走啊，既然不喜歡這里，出國。”——要扔下一個蒙昧的國度么？武漢化身水城，譴責一番、調侃一番、解釋一番，就要了結么？說法是，想要徹底改革太麻煩，各方面都需要協調配合——現在是怕麻煩的時候么？置人民的生命財產于何地？公民繳納的財富，到底是打算用在哪兒呢？
其實我們當權者的后代，很多都已撤離了；擁有相當財富的人，也要撤離。科學家、文學家，生活境遇還不如一個戲子。這不是市場化的問題，而且一個國族的文化意識的問題。
科技、繪畫、文學，曾經引領世界的我們吶。在文化上，不“專制”，不強行把有價值的作品環繞在人民的周圍，人民是要遭殃的。
“每個人都有選擇喜歡事物的權利啊，為什么非常我看你那一個。”
沒錯，但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正因為它具備普世價值，是經過歷史檢驗的，我們雖不能及，至少心向往之。
現在的境遇，同1928年，魯迅、茅盾與創造社、太陽社的爭論非常相像。魯迅指出他們夸大了文藝作用是“爬進唯心的城堡”；反對他們輕視生活和文學技巧；強調文藝特征不能忽視等等。魯迅針對創造社盲目投入在文藝宣傳上的行為指出，“一切文藝固然是宣傳，但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
現在網絡上的文學環境，和我希冀的大相徑庭。是藝人還是作家，很難分的清楚。
陳丹青認為“繪畫也好、其他藝術形式也好，是改變不了這個世界分毫的。”
這讓我難以招架，他繪畫了三十年，最后說出這樣的話。的確，人要吃飯、穿衣、住宿，這些是剛需。寫作呢，戰爭、政治運動，文化輕易便奄奄一息。先賢的作品到這一代，也都顯出虛弱來。我、我們中，能出一個“茅盾”么？
不到萬不得已，不要去寫作。
現在正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時代需要好的文人，好的文學，好的文化。也許我才能有限，不能成功。但我很希望我的文字能鼓勵到有才學、有抱負、有良知的人。
現在，我們缺少的是：名副其實的贊美和榮譽、對于強者的尊敬和向往，以及一顆返璞歸真的心。
明白了這些，可以開始寫作了。
文／張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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