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廖代銀，自1980年高中畢業后就失了音訊。去年同學聚會，38年后才又得相見。執手相望，兩鬢如霜，不勝唏噓。促膝話家常，得知他師范畢業后一直在鄉村教書育人，蓋已37年焉。】
2019年5月29日下午，著名作家、省文聯主席劉醒龍先生到隨州新華書店簽名售書。我去了，買了他親自簽名的《天行者》。
《天行者》是獲得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品。書里寫的，是農村基層教育工作者的故事，也就是和我一樣的鄉村教師的故事。而最早知道劉醒龍，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的小說《鳳凰琴》被改編成了電影和電視劇熱播，聽說還獲了大獎。
記得當時社會上都在熱議電影《鳳凰琴》。很多人說沒想到現在的鄉村學校還這么破爛，沒有想到鄉村教師會是這么艱苦，沒有想到鄉村孩子們的生活過得這么讓人心酸。我也去看了電影，過后又把書找來看了幾遍。清楚地記得起初我并沒有被感動，我的心情只有沉重，故事里講的，分明就是我，我的學校和我的學生。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時逢當時所謂的下海經商潮，我也怦然心動，正在想方設法地調動工作，想著離開不吃香的教師崗位。
也正是看了《鳳凰琴》，看到了故事里人性的堅韌，看到了故事里的人對于鄉村教育的執著，看到了為人師表就必須得甘心奉獻。從起初的沉重到被慢慢的感動，從而打消了離開教師崗位的念頭，讓我扎根鄉村教書的信念堅持至今。
劉醒龍的《鳳凰琴》，里面仿佛真的有我的影子。
1982年6月，我畢業于隨縣師范學校。隨后被分配到隨縣洪山宋家中學。那時，我離20歲還差20天。
九月一日，報道的第一天。我特地穿著一身新衣服，挑著行李，一頭是被褥水瓶臉盆換洗衣物，一頭是一個大木箱，木箱里裝著日常用具和一些書。我的家在洪山許家沖，從家里到宋家中學有12里山路，要翻三座山，要過兩條河，我在公路和機耕道交替的路上輕快地前行，擔子在肩上一閃一閃的跳躍，田野里秋收的人們抬頭望著這個陌生的身影微笑，我的臉映著燦爛的陽光滿是驕傲。
沒有人歡迎我，更沒有什么特別的儀式。獨自走進校門，映于眼簾的，是幾間低矮的泥磚房子趴在操場臺階下邊，窗臺與操場邊一樣高，操場上耷拉著一副木頭籃球架和兩副水泥乒乓臺，幾株女貞樹就立在窗臺邊，顯得那樣樸實、無華。
辦公室就在那幾間低矮的泥磚房子里。看得出來一些房舍剛建不久，但相當簡陋。木頭窗戶沒有玻璃，地面是砂石鋪成，高一塊低一塊的，真像現在刻意做的按摩地面。屋子里靠墻邊擺著幾張古老陳舊的辦公桌，一群早來的學生正圍著兩個老師在報名。
宋家中學位于隨縣洪山鎮西北的草廟崗上，現在它已經不是中學而變成小學了。當時它還是一座剛組建不久的學校，呈四合院模式，教室房舍教學設施因陋就簡。學校大多是中老年教師和民辦教師。連我們兩個新分來的師范生在內共10名教師，高峰時學生有100名左右。
讀了兩年的隨縣師范，在夢中無數次憧憬過的教書的學校竟然是這個樣子，盡管有過很多種假設，但心中多少還是有些失落。“請問誰是張校長？”我大聲說。這時，從孩子堆里，抬起一張清瘦的、滿是皺紋的臉，戴著一副老花眼鏡，花白的頭發，卻有著矍鑠的眼神。
“哦，是廖老師嗎？”他取下眼鏡，撥開圍著他的孩子們，走到我面前，似乎忘了什么，又返回角落，拿起一把掃帚，他一邊用掃帚掃著角落里一張辦公桌上的積塵，一邊指給我。“我是王老師，張校長出去辦事了。他交代過，他說你來了就坐這張辦公桌，等他回來了具體再聽他安排。”
沒有擦桌子的抹布，我找來一張舊報紙，往桌上一鋪，就這樣，在這間簡陋的辦公室里，自此開始了我人生之中一直堅持至今并可能而且一定就是要付出終生的鄉村教師生 涯。
離家遠，就要住校，我們幾個老師住的是簡陋空蕩而顯得陰冷的小宿舍。一部分和我一樣離家遠的學生也要住校，住的是連在一起的木板大通鋪，墊著稻草，鋪上床單。平時有課的時候，備課、上講臺、批改作業，時間不知不覺就過去了。課余的時間，和住校的年齡小不了我幾歲的學生一起走田間小路，去河里游泳、捉魚捉螃蟹，女孩子們會為我采來大把清香的野花，男孩子會給我吃從自家村里采來的果子……
初為人師，一切都是新奇的，校園、學生、同事、教學，都是那么的新鮮而富有詩意，世界在我的眼里是那么的美好。讀了兩年的師范，學有所成，是報效國家的時侯了。我暗下決心，立志為人師表，站在三尺講臺，此生不渝！
第一個月的工資，31.5元。我留了幾塊錢做生活費，其余的在洪山鎮醫院為50多歲的母親安了一口牙齒。報效國家當從報答母親開始。
鄉村教育并非永遠象立志初心那么的熱烈，當浪漫和激情過后，快樂也不會持續多久。鄉村學校的簡陋和教師的清貧讓我很快備嘗生活的艱辛。而尤其艱難的，其實還是我的學生們。
學校有伙房，做飯的是學校一位老師的妻子。平時我們幾個住校的老師和住校的學生都在這里吃飯，她做什么我們就吃什么。不談什么色香味俱全，一切都是僅僅的溫飽。80年代初，國家百廢待興，能夠吃飽就已經很不錯了。我很知足，我是國家分配的公辦教師，每月有薪水，雖說微薄，但供自己管自己是綽綽有余了。比起同校的民辦教師，心中還有點暗暗的小傲驕。
苦的是那個年代的學生們。我的班上有一個叫王自成的男孩子，身子瘦瘦的，穿著顯大很舊的衣服，但洗的很干凈。開飯的時候，他總是只打二兩或三兩米飯，從不打菜，打好飯后，一個人默默地把飯拿到宿舍或教室，吃家里帶來的咸菜。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二三兩米飯怎么夠吃？通過走訪，我得知孩子的父親去世了，孩子的母親在家里還要拉扯他的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家境非常困難。我于心不忍，悄悄塞給孩子菜飯票，說是學校的救濟。這一給就是兩年。后來，孩子考上了隨州三中。再后來，孩子考上了大學，接著讀研，現在在華為工作，己做到了高管。有幾次，他省親回到洪山，專程來看我。他說，“廖老師，我知道那些菜飯票不是學校的救濟，但它讓我感到特別溫暖。”
我在宋家中學一直教了9年書。其間84年7月到87年7月在隨州電大脫產進修三年后仍回宋家教書，一直到91年7月調入洪山鎮一中。這期間，我資助過的學生連我自己也不記得到底有多少。但像王自成一樣回來看過我的卻并不多。也許是時間太久讓記憶模糊淡忘了，也許是他們工作太忙沒時間回母校，也或許是我的資助太微不足道。但這些資助卻在我工資中占了不小的比例。我每月發的工資總是入不敷出，交給妻子的錢很有限，現在，家人說我，教了一輩子書，到如今還住著經適房。我和家人打趣，“誰讓我是人類的靈魂工程師呢，我只會建造靈魂的房屋。”
和小說《鳳凰琴》里描寫的一樣，在宋家中學教書，最難捱的還是課余的時光。節假日，就得自己煮飯，自己往水缸里挑水，柴禾沒了要自己上山打。一座冷冰冰的灶支起一口黑漆漆的鍋，好在本身我也是農村的孩子，什么樣的苦我都吃過，做飯其實難不倒我，洗衣服也難不倒我。只是，當全校的學生回家了，住校的老師也回家了，空蕩蕩的校園里只剩下了唯一的我時，孤燈如豆，寂寞就像水一樣冰涼地彌漫在心頭，多少次午夜夢回，被風雨驚醒，聽雨滴答，輾轉反側，黯然神傷。《鳳凰琴》里的主人公學會了彈《鳳凰琴》，我知道他能學會，而且會彈的很好，因為我深有同感。有所不同的是，我的琴不是鳳凰琴，是胡琴，二胡。大把大把的閑暇時光能讓我把二胡拉得如泣如訴，如果能像圍棋那樣評段位的話，我不是九段也該評為八段。
現在，每當學校里或教育系統里有年會之類的文藝匯演，我的二胡便是保留節目之一。很多人說，“廖老師，二胡拉的不錯啊。”我報之一笑。我想說，一把二胡拉斷腰啊，你如果和我一樣有這樣大把大把的時間，你拉的肯定比我還好。多少個沒有星星的夜晚，多少個月上柳梢頭的黃昏，纏綿悱惻的二胡凄美的旋律，把我滿頭的青絲拉成了的兩鬢如霜......
91年7月，宋家中學因生源減少等情況被裁撤變為小學，我因此調入洪山鎮一中。我離開了那所山崗上的鄉村學校，來到了鎮上中心校。這里的條件比宋家也好不了太多，雖然有了固定的寢室，但還是低矮潮濕。有了“自來水”，食堂條件也好些了。學校出門不遠就是鎮上，雖然五分鐘就可以把街走完，但畢竟熱鬧些了。每天從教室到辦公室再到寢室，再就是在小小的操場上，春秋變換好像都被圍墻給阻隔了。我結婚了，也從此開始了漫長的遙遙無期的兩地分居，牛郎織女一般盼望著周末和家人團聚，每每看到我的一雙已經長大并且學有所成的兒女，我的心中就滿懷愧疚，孩子在我的身邊的時間太少，作為父親我給他們的愛也太少，都是他們的母親一手把他們拉扯長大教育成人。
當身邊的同事一個個離開鄉村學校，調到城里的時候，我有過迷茫；當華燈初上，看著別人往家趕而我卻獨自回宿舍時，我有過悲涼；當別人喬遷新居舉家團圓其樂融融時，我那樣失落；同學聚會時，看著當年并不出眾的同學鮮衣怒馬在耀眼的C位頻頻閃光，我真的五味雜陳。多少個孤寂的清夜，我在單人床上碾轉難眠，但第二天太陽出來的時候，當我看到了孩子們稚嫩的渴求知識的小臉的時侯，我的心又被融化了，孩子們需要我，我的學校需要我。他們寧靜了我的內心，讓我堅定了自己的堅守。在堅守中，我見證了一批批學生的成長，守護了他們少年的快樂。在堅守中，我見證了學校的變遷，舊貌換新顏。在堅守中，我漸漸成熟，我不再為“選擇了鄉村教師就是選擇了清貧和寂寞”而糾結，我享受這份清幽寧靜的自然，更享受這里坦蕩純凈的心靈。雨后初晴的夏日傍晚，我會獨自去校外小路散步，不知不覺中，身邊會跟來一群孩子，他們同樣也會帶來一束花或者一捧果子。滿天星光的寂寞夜晚，搬一把竹椅，聽蛙鳴，享清風，思緒會飛得很遠很遠。春天，看著孩子們的在單雙杠乒乓臺運動，看他們高興地在滿校園歡跑，會讓人感到，簡單的快樂是如此迷人。我還有二胡，當幽悠的琴聲響起，自然就會圍過來一群學生。
說到二胡，也有故事。學生的課外生活是平乏的，有太多的作業等著他們去做，容不得他們更多的分心。好在現在的教育讓他們有了更多的選擇，一部分有音樂愛好的學生，便在我這里學拉二胡。在學校的支持下，二胡興趣班就這樣年復一年地辦了起來。
記得是在2000年左右的世紀之交吧，我在洪山一中帶畢業班班主任教化學。班上有個叫廖秋花的學生，特別喜歡聽我拉二胡。一次，她怯生生地對我說，“廖老師，你能讓我拉拉你的二胡嗎？”從她渴求的眼神里我看出了她對器樂的摯愛。我說當然可以，什么時候你讓家里給你買一把二胡，我來教你。可從那以后，她卻再沒有來聽我拉琴了。我感到奇怪，問其他的學生。學生說她家里窮，買不起二胡。
原來如此。又一個老套的因為貧窮而限制孩子理想的故事。接下來的故事更老套，我悄悄地買來二胡送給她，然后教她。她上了高中，我還在悄悄資助她。后來，她考上了武漢音樂學院。再后來，便沒有了她的消息，聽她的同學說她到了北京，在搞音樂，發展的怎么樣也不得而知。
我妻子常說我有癮，資助學生的癮。我自己也知道，但我沒有辦法，這癮我戒不了。我知道我身邊的好多同事也有這樣的癮。很多的文藝作品把老師比作蠟燭，燃燒了自己，照亮了別人，這比喻好，這比喻真貼切。女兒長大了，在武漢定居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女婿知道我愛抽煙，就常常買來高級的香煙孝敬我。我舍不得抽，就把這煙在學校小賣部換成了低檔煙，學校的女同事就笑我，“廖老師，你這樣摳門，會成廖百萬的。”一來二去，“廖百萬”就喊開了。殊不知，這些等價交換得來的錢，都變成了我的學生資助基金。
歲月如歌，幾十年的時光在我的琴聲里就這樣悄悄地溜走了。滄海桑田，當年那個滿懷夢想意氣風發年輕人，已經成了一個年近6旬耳聾眼花的糟老頭子。沒有變的是，他還在遙遠的鄉村學校里揮灑汗水，他還在三尺講臺上唾沫橫飛，他還在那樣悄悄的資助他的學生，用善良的謊言說是學校的救濟。他有過迷茫，他有過悲涼，他也有過動搖，他一度想離開這個讓他又愛又怨又不忍釋手的校園，但他終歸是沒有忘記初心，他堅持下來了，一直堅持到如今。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沒有感人至深的情節。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經歷的過往都是些凡人小事。
再有兩年，我就要退休了。一輩子教書育人，桃李滿天下。縱有萬般不舍，但我終將會離去，離開我眷戀的校園，離開我眷戀的講臺，離開我眷戀的學生。但在我內心深處，鄉村教學生活終生難忘。正如《鳳凰琴》中故事情節的苦與累早已云淡風輕，留下的只有浪漫情懷，彌漫在整個心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