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中國兩千余年的皇帝名錄，清朝普遍在水準以上，其中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即使與那些功績才能最為杰出的皇帝相比，也毫不遜色。而在宮崎市定眼中，“雍正帝的才品在清朝首屈一指，其父康熙帝和其子乾隆帝亦難以望其項背”。
宮崎市定的研究領域十分寬泛，相對中古史、政治史而言，清史并非所長，單看書名，以為會是《水滸傳》解讀這樣的通俗史學作品，實際是一本相當嚴肅、有所寄托的作品。其寫作緣起，是作者1939年起受東亞研究所的委托，就“異民族的中國統(tǒng)治策略”、“中國的邊境統(tǒng)治策略”等題目進行研究，時值日軍侵華，用心可謂昭然，但宮崎市定作為一名純粹的學人，并沒有逾越本分，反而因此回想起大學時受到矢野仁一教授清朝史的巨大影響。于是1943年，已經(jīng)四十三歲的宮崎市定開始系統(tǒng)閱讀清朝基本史料的《十一朝東華錄》，到雍正朝，覺得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引起對雍正帝的強烈興趣，遂廣泛搜集資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十八函一百二十冊構成、朱墨二色套版印刷的《雍正朱批諭旨》，最后成果即1950年出版的《雍正帝——中國的獨裁君主》。
撰寫帝王傳記，面臨的一大困難是如何表現(xiàn)出傳主的個性，皇帝又被稱為“天子”，是超越凡俗的存在，他的面目不僅在當時，對后世的人來說，也常朦朧不清。皇帝情緒化的一面很少會被記錄在史書里，盡管中國歷史上很早就產(chǎn)生了記錄皇帝生活言行的《起居注》，一般在下任皇帝登基后整理成為《實錄》，然而這種官方記錄越到后來越模式化，更為重要的是經(jīng)常會被翻閱修改，后代史家不僅需要仔細甄別真?zhèn)危€不得不揣測這些言行的本來面目。與此不同，“《雍正朱批諭旨》是雍正帝與地方官僚個人之間的私人性質的往來文書，因此體現(xiàn)了每個人鮮明的個性。首先，雍正帝作為個人的個性近乎赤裸裸地展現(xiàn)出來。”
朱批諭旨伴隨密折制度產(chǎn)生，是雍正獨裁政治的核心。對研究政治史的人來說，獨裁君主制何以如此長久地統(tǒng)治中國始終是一個非常具有誘惑力的課題。然而，盡管君主專制為獨裁提供了最好的環(huán)境和條件，并不是每個皇帝都能如愿以償，“因在皇帝角色里表現(xiàn)活力的所有嘗試都遭到普遍反對而走上罷工道路”的萬歷（厄普代克《萬歷十五年》書評），就是一個想獨裁而不得最為生動的例子。比起年幼登基不得不受外戚、權臣掣肘的帝王，以四十五歲壯年登上最高權位的雍正這方面無疑擁有先天優(yōu)勢，數(shù)十年的韜光養(yǎng)晦使他能夠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從容不迫地觀察人情世故，認真思考評判父親康熙的施政方針，特別是對官僚體制本身所產(chǎn)生的寡頭政治、奢侈浮華、朋黨勾結、輿論控制等種種惡習有了深刻的體察，正如他后來給大臣的一封信里有意無意說道的，“朕是在藩邸閱歷世情四十五年，備嘗世間辛苦才成為天子的四阿哥。朕非生長深宮之主，若懷輕朕之心，恐將來噬臍莫及。”
雍正登基后用來對抗這些惡習的是“密探政治”。在中國歷史上，密探政治屢見不鮮，明朝的創(chuàng)造是利用宦官強制實施，最終卻為宦官所誤而失敗，雍正吸取這些經(jīng)驗教訓所發(fā)明出來的就是密折制度。此前，清朝君臣間的文書往來以“題本”為主，個別官僚繞過政治機構直接向皇帝本人遞交私人化的“奏折”只是偶爾為之的行為，其內容也千差萬別，“有時候是賀年卡，有的時候是天氣、米價的報告，有的時候是軍事上的機密”，雍正帝巧妙將這種行為制度化了，他要求全國一定范圍內的官員按照固定程式直接向他本人呈遞奏折，奏折的內容即使對朝廷大臣也完全保密，只有雍正一人開封閱讀，而收到皇帝回信的人也絕不能將內容泄露給他人，由此形成一個由無數(shù)雙向通道構成的信息網(wǎng)絡，其中每一個節(jié)點都是相互獨立的，唯一的連接點就是站在網(wǎng)絡中央接收一切并及時反饋的皇帝本人，這樣再加上遍布全國由八旗子弟組成的密探隊伍，雍正對任何他覺得應當關注的人或事都不至于陌生。于是久而久之，“奏折”逐漸在實際的政治運行中占據(jù)重要地位，與“題本”有了明確區(qū)分，前者是作為官僚個人的行動，而后者是總督、巡撫作為公務人員的行為，“概言之，題本的內容是被公之于眾的表面政治，奏折的內容是秘不示人的幕后政治”，所謂《雍正朱批諭旨》即雍正帝在官僚遞交的以墨色書寫的“奏折”上用朱筆改動或批注的記錄。
可想而知，雍正每天都要接收回復大量的私人報告，他早上四點前起床，處理政務直到晚上，除了會見大臣商議政事，至少批復這些奏折二三十份，多的話則需要看五六十份，也就絲毫沒有空閑，他的父親康熙厭倦政事時就去欣賞江南的風景，兒子乾隆則留下了更多冶游江南的記錄，他自己卻只是偶爾去位于北京近郊西山的別墅，“一步都沒有踏出過北京”。這樣的工作量對常人來說著實難以忍受，雍正也并非對此樂此不疲，在他的印章中，經(jīng)常使用的是一方包在橢圓之中的“為君難”，“我并非想成為一名君主，但天命既然選擇了我，就一定要努力做好”，我們似乎能夠從中聽到這樣的心聲，這也正是他不辭辛勞希望他人聽到的，因此在雍正十年，他精心揀擇了一批朱批諭旨，原封不動付梓出版，以向天下，特別漢族人展示自己的勤勉與政績，證明他成為皇帝無愧于天命。
宮崎市定的確對此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他所思考的是更深一層的問題，在最后一章《獨裁政治的界限》里，他認為十三年的統(tǒng)治時間對“有著數(shù)千年傳統(tǒng)的中國獨裁政治的最后完成者和實踐者”雍正來說，也許已經(jīng)接近極限，這主要基于兩點理由：一是獨斷萬機的獨裁統(tǒng)治，總要面臨身體健康和精神倦怠的雙重危險；二是對被雍正帝持久壓制的官僚階級來說，他們必將以某種形式爆發(fā)出來，因此當雍正帝這個“早點死才好”的天子真的故世以后，繼位的乾隆帝與官僚階級妥協(xié)，在政策上重新回歸到康熙時代的寬大政治。
皇帝一人無論如何不能夠治理龐大的國家，他必須依靠官僚，而官僚體制一旦形成，就成為一架不由任何人控制有其自身運行規(guī)則的機器，“面對他的文件起草人所提供的優(yōu)先選擇，繁忙的君主會發(fā)現(xiàn)自己的作用不過是文件處理機上的一個齒輪，盡管是一個鑲鉆的齒輪”（孔飛力《叫魂》）。當強力君主出現(xiàn)，試圖獨裁時，就不得不以過人的精力和堅韌處理一切事物，才至于遭受蒙騙，“若不是思維相當縝密的睿智君主，則無法將密探政治運用得如此自如”，而一旦弱主在朝，官僚體制內部又立刻會產(chǎn)生權力的傾軋。權力究竟應當集中于何人之手呢?對長期實行君主專制的中國來說，似乎只有一個答案，“于是，信賴獨裁制的民眾被引上了若不是獨裁制國家便無法得到治理的方向。這對中國人民來說的確是可悲的結果。從這一點而言，不得不說雍正帝的政治實在是充滿善意的惡意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