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猶如那機械鐘表的鐘擺一樣左右擺動

前不久，一名每天花225元跨省上班的女子引爆網絡。有這樣一群“城市鐘擺族”，他們天不亮就要趕火車到主城區上班，深夜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中。高鐵地鐵飛速發展了，但是空間距離依舊橫亙在每位“鐘擺族”面前。

在這個“深圳往左，天堂往右”的城市里，我只能拿著薪水供車（公共汽車）、供房（出租房），我儼然一個“鐘擺族”。炎熱的夏季里，每天早上6點30分準時起床，踏著陽光，坐上了7點的班車，司機似乎也已經認識我了。這個時間點，這個站臺總是站著一個扎著馬尾，背著包的二十幾歲的等車人。如果不出意外，早上8：30準時到達單位，開啟一天的工作。不過，并非每天都會如此順利，面對一些如天氣原因的突發情況，往往讓人措手不及而又無能為力，只能是“人在囧途”了。工作到晚上6點（加班就要8、9點不定）才能下班，大概7：30能回到家。

同事茜茜她每天都要奔波于深惠這趟路上，用她自己的話“總是行走在路上”。這個暑假茜茜家有喜事，在惠州的家兩個月前裝修好了，這個暑假準備帶上孩子，把父母從老家接出來。父親鐘情于西湖打太極，母親每天“打卡”到廣場上跳舞，孩子將參加公益夏令營，自己周末和家人到圖書館聽聽文化沙龍，泡泡書吧。茜茜白天在深圳上班，晚上為了享受更好的家庭生活，又回到惠州生活，像鐘擺般每天奔波于深圳惠州之間。

除了我和茜茜，公司里還有很多這樣的“鐘擺族”，他們有的為了家庭，有的為了生活，不管有多苦，仍堅持在路上。鐘擺族就是我們這種工作在城里，生活在郊縣或其他城市，兩處奔波的職場人士。

2010年8月，根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調研，2027人參與的一項調查顯示，84.4％的人確認身邊存在“鐘擺族”，其中23.7％的人表示“很多”。有意思的是，不僅有穿梭于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鐘擺族”白領，也有穿梭在農田和工廠之間的“鐘擺族”農民。據統計，在河北安平縣有12萬“鐘擺族”農民，他們穿梭在農田和工廠之間，要下田種地，又要打工、經商，生活猶如那機械鐘表的鐘擺一樣左右擺動，所以也被稱為“鐘擺族”。

隨著城際鐵路的開通，越來越多的職場人突破城市界限，實現了工作生活雙城化。房子兩地買、婚姻周末化，原有的單一城市生活工作模式被打破，職場“鐘擺族”應運而生。2010年8月中國青年報社會的網絡調查顯示，“城市生活成本高”成為“鐘擺族”出現的首因，67.4％的人選擇此項；其次是“城市房價高”（60.9％）。“鐘擺族”在香港和深圳、澳門與珠海這幾處大城市之間簡直就是一種常態了。一二線城市房價過高，導致許多的外來務工人群消費不起大城市的“家”，只能在其他中小城市購置一個逢年過節時候的“家”。

不要讓職場人居住的城市成為“睡城”、“鬼城”

（鬼城是指資源枯竭并被廢棄的城市，

屬于地理學名詞）

好朋友林坤，家住東莞市，從事機器銷售的工作，整天不是在“天上飛”，就在高鐵上奔波。兩天沒有聯系上就不知道他在世界的那個角落，一不小心就跑到了以色列。帶著他帶領一支銷售團隊從東莞到上海去開發市場。此后，林坤便經常往返于東莞和上海兩地，過起了繁忙的雙城生活。“忙的時候，一個月要跑10多個來回，累啊！雖然回家了，每天早出晚歸，孩子都沒照面。”說起已持續5年的雙城生活，他的言語中透出無奈。

職場工作的人們在忙碌之間不要忘記生活本身的真正含義。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區域經濟專家陳秀山認為，在高房價和高物價的壓力下，年輕人只能被迫選擇職住分離。這既影響企業效率，也影響個人生活，并不是理想狀態。

針對這種“鐘擺族”的生活，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劉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工作地點和生活地點的不匹配，造就了城市中大量的‘鐘擺族’出現，這跟城市擴張、產業區劃調整和交通改善有關。”他建議“鐘擺族”，應設定好職業理想和家庭的關系，對時間進行精心規劃，才能在不拖垮身體的情況下，保證工作家庭兩不誤。

而對于游走于兩地的職場人而言，對生活的精心規劃則是生活質量的保證。異地而居并不代表沒有幸福，空間距離遠了，未必不是一種美，許多時間可能會在“路上”，所以要合理安排好時間，充分利用路上的時間。發呆也好，思索也好；可以聊聊微信，聯系朋友，回復一整天忙碌錯過的消息；上網看世界，看看新聞，了解新近發生的世界大事件。在家的時間就要盡量多與家人溝通交流，做點家務也好，洗洗菜都好；同時多與孩子交流在學校發生的事情，學習情況等。

既然無法改變做“鐘擺族”的命運，就做一個優秀的“鐘擺族”。工作是為了讓自己和家人更好的生活，且不是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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