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7歲的費孝通（1910-2005）出版了《鄉土中國》一書，這本書是基于他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的“鄉村社會學”課堂講義，后來就演變成研究中國鄉土社會學的一本啟蒙書籍。
本書中，費先生通過一個個看似平常的社會習慣，將其深入研究到一種本土人際社會中的社會行為中。從而散發討論，中國鄉土社會上誕生的思想、文明和禮儀。
譬如，在熟人敲門的時候，一般門里人問：“誰啊”，如果是熟人就會說“我啊”，由門里人通過聲音和說話習慣判斷門外人是誰，而不會出現說：“我是XXX”這樣的回答。
而再往前倒10年，則是偶然來到“江村”調研的費先生寫成《江村經濟》的一年。而后的數年，他陸續來到這個村子做社會學研究二十余次，通過長時間與村民的交談與觀察，得出具有普適性的一般“中國鄉土社會”結論。
這其中，還包括了他在云南三村：祿村、易村、玉村的調研結果，從一個微觀的中國鄉土基層社會模型，而推導出關于中國“特色鄉土社會”的模型。
正如他在《云南三村》的序言里所說：“在解剖江村這只‘麻雀’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概括性的理論問題，看到了當時農村手工業的崩潰、土地權的外流、農民生活的貧困化等，因而提出了用傳統手工業的崩潰和現代工商業勢力的侵入來解釋以離地地主為主的土地制度的見解。但是當時我就覺得‘這種見解是否成立，單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為憑的’。于是提出了類型比較的研究方法，就是想看一看‘一個受現代工商業影響較淺的農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樣的呢？在大部分還是自給自足的農村中，它是否也會以土地權來吸收大量的市鎮資金？農村土地權會不會集中到市鎮而造成離地的大地主？’”
什么是“鄉土中國”？費孝通解釋：“這里講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事實上，成書晚于《江村經濟》的《鄉土中國》，是嘗試通過漸進的社會經濟變革，來尋找與之相匹配的發展中的社會道德。這樣既能解釋鄉村經濟的結構，也能提供給一般人了解傳統中國鄉土文化的形態與走勢。
不過說《鄉土中國》總結了上自堯舜禹開始的鄉土社會結構，卻也不盡然。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是清末開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切傳統中國鄉土文化，都在戰火紛飛中分崩離析。
譬如費先生認為的“知識下鄉”難是因為鄉村窮，識文斷字是個“奢侈”的能力，其二是因為沒有老師。但他卻忽略了他考察的“江村”，即江蘇省吳江縣震澤鎮開弦弓村，自古就是科舉重鎮。
清代以前的中國傳統社會——士紳社會——中，私塾一直都遍布在各個村落，但他不服務于農業生產，也不服務于科技發展，只為“科舉”。
俗話說，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謂的文化難下鄉，并不以經濟發展為追求，而是“學了屠龍技卻無龍可屠”的尷尬境地。
其實單論費先生的每個觀點，似乎都能找到與之相對應的駁斥言論。但拋開現代社會發展精進的社會學體系，費先生無疑給后來人提供了一種研究“中國特色社會結構”的方法。
如在論述緣何鄉村無法律，他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說：在我們足球比賽時，裁判官吹了叫子，說那個人犯規，那個人就得受罰，用不到由雙方停了球辯論。最理想的球賽是裁判員形同虛設（除了做個發球或出界的信號員）。
為什么呢？那是因為每個參加比賽的球員都應當事先熟悉規則，而且都事先約定根據雙方同意的規則之下比賽，裁判員是規則的權威。他的責任是在察看每個球員的動作不越出規則之外。
一個有Sportsmanship的球員并不會在裁判員的背后，向對方的球員偷偷地打一暗拳。如果發生此類事情，不但裁判員可以罰他，而且這個球員，甚至全球隊的名譽即受影響。球員對于規則要諳熟，技藝要能做到從心所欲而不逾規的程度，他需要長期的訓練。如果發生有意犯規的舉動，就可以說是訓練不良，也是指導員的恥辱。
這一簡單示例即能說明，鄉村“無訟無法”只是因為傳統鄉土社會有維持禮儀秩序的“士紳階級”，即上述參與比賽的“所有球員”。
他們都明白“有意犯規”舉動的后果，這是所有參與人員的恥辱。因為有士紳階層所維護的鄉土秩序，因此他們只需要“長幼有序，男女有別”這樣的傳統，而不需要外人，譬如縣官來判別是非對錯。
在以家庭為單位的村鎮中，禮儀規矩往往起著巨大的作用。如在許多古裝電影電視劇中常出現的“祠堂”，即是這類規矩的具體形象。所有的“鄉律”都是基于“祠堂”這樣類似于“法庭”的地方。
又比如，他說城里人看不起鄉里人，說鄉里人“愚”，是因為鄉里人看到城里人的汽車會嚇一跳，左躲右躲，這時候城里人會拉上手剎，然后搖下玻璃，啐一口“笨蛋！”
而他有帶過學生下鄉，看見老鄉家里長得高高的玉米，冒充內行說：“今年麥子長得這么高。”而旁邊的鄉人可能迫于面子，不會啐一口，但也只報以微笑。
《鄉土中國》全書，費先生以一種漸次遞進的方式，通過淺顯易懂的比喻和尋常可見的事例，描繪出一種中國獨有的鄉土社會秩序。
從“鄉土本色”到“從欲望到需要”，費先生用他在鄉村調研的獨特視角，剖析了中國鄉村社會的來龍去脈，并將其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體系中。
在《鄉土中國》誕生后的幾十年內，費先生既見證了體制、教育、社會的改變，也見證了社會學從“顯學”到“右派”，又到恢復的歷程。
這中間不變的是他對中國特色社會結構研究的熱情與思考，變化的卻是他從一個士紳到知識分子的轉變。
80年代的鄉村工業啟蒙，90年代的“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到后來全球化中，浦東農民在失去土地后，所面臨的的社會生活壓力，都在他默默的觀察和研究當中。
如今大師逝去經有余年，而再翻出這本《鄉土中國》，卻念念有余溫。若是想要了解中國，看清楚中國，這本社會學的啟蒙小冊子，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