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鵬 蔡仲
作者簡介：劉鵬，蔡仲，南京大學哲學系。
人大復印：《科學技術哲學》2017 年 10 期
原發期刊：《哲學研究》2017 年第 20177 期 第 116-122 頁
關鍵詞： 科學進步/ 巴什拉/ 康吉萊姆/ 拉圖爾/

摘要：法國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進路，使進步性問題成為其核心關注點。面對迪昂、勒魯瓦等對科學確定性所可能帶來的挑戰，巴什拉建立了一種斷裂式的理性主義進步觀，確立了當代法國科學哲學的方向；康吉萊姆“更新”了巴什拉的歷史認識論，將研究視角從理論轉向概念，在認可“斷裂”的同時，承認科學史的“繼承性”，弱化了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拉圖爾作為法國傳統與英美傳統的交匯點，以本體論的方式復興了連續性立場，并將對科學進步的考察拓展到西方文化傳統之外。法國科學哲學對進步性問題的獨特處理方式，規避了走向相對主義的可能性。

進步性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問題之一。分析進路的科學哲學基于“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語境”的二分，一方面將進步性與合理性等同，進而賦予它以方法論的內涵，另一方面又將科學塑造為普遍理性的化身，使其成為喪失歷史性的“木乃伊”(參見哈金，第1頁)。而法國科學哲學則發揚了孔德哲學傳統中的歷史維度，在一種“民族志”(cf.Althusser，p.163)田野研究的意義上考察科學，反對實證主義和邏輯分析。既然科學需要在歷史中展現其進程，那么進步性問題很自然就成為科學哲學的核心關注點，進而，歷史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也就成為一個無法繞開的問題。按此標準，法國科學哲學可以分為兩個陣營——連續性陣營：彭加勒、迪昂、梅耶松、拉圖爾等；非連續性陣營：巴什拉、柯瓦雷、康吉萊姆、福柯等。連續性陣營基本主張日常經驗與科學事實之間的連續性(彭加勒)、科學不同發展時期之間的連續性(彭加勒、迪昂)以及日常思維與科學思維的深層一致性(梅耶松)；非連續性陣營則往往強調日常經驗與科學事實之間的差異(巴什拉)，并拒絕科學發展的不同階段之間的連續性(巴什拉、柯瓦雷、康吉萊姆)。當然，連續、非連續和進步主義、相對主義這兩組范疇之間并不具有對應關系，它們僅僅表明了科學進步的發生機制的差異。考察法國科學哲學家特別是巴什拉、康吉萊姆、拉圖爾的科學進步觀，對厘清法國科學哲學的歷史與邏輯脈絡、反思相對主義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理論“民族志”：巴什拉的斷裂式進步觀

巴什拉的斷裂式進步觀的提出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梅耶松基于對合規律性與因果性的區分而采取的先驗哲學進路、迪昂的整體論以及勒魯瓦的極端約定論所蘊含的相對主義立場，彭加勒與勒魯瓦關于科學事實的爭論等。巴什拉對此的解決方案是，以歷史分析取代先驗進路，以事實的建構性規避實證主義，將“技術唯物主義”和“應用理性主義”結合規避相對主義。

巴什拉進步觀的核心立場是歷史主義，“科學自身的存在是以知識的進步來定義的”。(Bachelard，1972，p.36)按阿爾都塞的評價，可稱之為理論“民族志”。“認識論的斷裂”是理解這一進步觀的關鍵。斷裂是在對認識論障礙的破除中實現的，它是科學進步的發生方式，包含兩層內涵：一是指科學與常識或原初經驗的斷裂；二是指科學理論發展序列之間的斷裂。“原初觀察”對科學精神是無益的，后者必須在“純化自然實體并賦予混亂的現象以秩序之后才能從自然獲益”，因此它是“反自然”的，具有“內在”的“批判性”。“觀察與實驗”之間的“斷裂”使得科學精神必須在破除實證主義的前提下才能形成，原初觀察成為科學精神的第一個障礙。(cf.Bachelard，1967，pp.19-23)認識論障礙的第二個層面是歷史性的，當科學發展到一定階段，曾經獲得進步標簽的科學也可能成為科學進步的障礙。新舊科學之間的更替是斷裂式的，在邏輯上無法從前者推出后者，甚至可以說它們擁有不同的世界觀。“不管通過知識的積累還是強化對測量手段的關注抑或是對某些原則的細微調整，都無法使我們從前者[牛頓體系]進入后者[愛因斯坦體系]。”(Bachelard，1968，p.42)既然不同理論有不同的世界觀，那該如何衡量科學的進步呢?巴什拉認為，進步性體現在先前理論往往成為后繼理論的一個特例，“在舊學說[牛頓物理學]與新學說[當代物理學]之間所存在的并非發展，毋寧說，舊思想被新思想囊括在內”。(ibid.，p.58)

這只是一個總體性的評價標準，科學進步的具體發生機制如何呢?在巴什拉看來，科學是在心靈與物質世界特別是儀器的辯證作用中前行的。他用“技術唯物主義”和“應用理性主義”來說明這一過程。技術唯物主義的核心概念是“現象技術”(phénoménotechnique)，其要旨是科學事實不具有自存性，它是被儀器建構出來的，“沒有任何東西是被給予的，一切都被建構”。(Bachelard，1967，p.14)盡管是被建構的，但它們卻是客觀的，“客觀性”并非一種“原初的給予”，它需要的不是“展現”，而是“證明”。(Bachelard，1968，pp.11-13)因此，“素樸實在論”是錯誤的。既然現象內在于實驗和儀器，那儀器又從何而來?這就要涉及到巴什拉的另外一個觀點——“儀器僅僅是物質化的理論。從中所產生的現象也承載了理論的印記。”(ibid.，p.176)由此，巴什拉走向了“應用理性主義”，說其是理性主義的，是因為科學活動需要理性心靈的參與；說其是應用的，是因為理性無法單獨創造出科學概念或科學的對象，它必須以與儀器或現象技術的辯證互動為基礎。“當其[科學]進行實驗時，必須進行推理；當其進行推理時，亦必進行實驗。”(ibid.，p.7)這樣，巴什拉就既遠離了康德，也遠離了笛卡爾，同時又規避了迪昂整體論以及勒魯瓦極端約定論中的相對主義蘊含，發展了一種“非笛卡爾式的認識論”。

在進步的方向性問題上，巴什拉拒絕觀念論和實在論，他認為進步并非指向某個終極目標，因為這種終極性知識無法達到。一方面，“即便是偶然，也絕不可能發現關于實在的準確知識，因為思想與實在之間的重合是一個十足的認識論怪物”(Bachelard，1927，p.43)；另一方面，并非存在一個普遍理性，而科學以此理性為標準，相反，理性要在科學中體現出來，隨著科學的進步，理性的標準也會不斷發生變化，存在的只是“局域合理性”。(cf.Bachelard，1966b，p.119)既然理性要以科學為圭臬，那么，哲學必須要隨科學而“進步”，“科學創造了哲學”(Bachelard，1968，p.3)。相較于傳統認識論，巴什拉的新科學精神就是順應新科學革命而提出的更為“進步”的哲學。

巴什拉的進步模型與庫恩的思想乍一看是比較相近的，但其根本立場卻截然相反。庫恩強調范式的文化內涵，最終走向了“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而巴什拉則通過對科學的“哲學批判”，從而走向了認識論。這正是他們在進步性問題上分道揚鑣的關鍵。

二、概念“民族志”：康吉萊姆的反-反-輝格史的進步觀

康吉萊姆與巴什拉都主張以當下的科學作為歷史研究的標準，前者堅持“過時的歷史”和“被認可的歷史”之間的區分(cf.Bachelard，1951，p.25)，后者強調“過去的科學”和“今日科學的過去”之間的差別(cf.Canguilhem，1988，p.3)，其本質都是主張科學史研究必須要有所“判定”，而非簡單描述。由此，科學史成為了“規范性”的認識論。(參見福柯，第248頁)這一認識論塑造了一種非編年史式的進步觀，科學與其先行者之間的“疏遠度”要以“概念標準”而非年代標準來判定。(Canguilhem，1988，p.8)這樣，歷史認識論才具有了邏輯可能性。

不過，康吉萊姆的進步觀與巴什拉仍有很大差異，其立場是“更新而非拒絕”巴什拉的認識論。(ibid.，p.ix)“非拒絕”體現在他對理性主義立場的繼承、對非連續性模式的認可、對科學史規范性的贊同。但“更新”也非常關鍵，一方面他的分析視角更加微觀，與巴什拉主要關注“理論史”不同，康吉萊姆更加強調“概念史”，以概念“民族志”取代了理論“民族志”，這使得他在強調認識論的斷裂的同時，也開始關注科學史中的連續性；另一方面康吉萊姆從對概念史的考察中引出了“科學意識形態”這一概念，弱化了巴什拉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確立的界線。康吉萊姆的工作很難在標準的輝格史與反輝格史的框架得到準確定位，因為就以當下科學為評價標準而言，他帶有輝格史的色彩，就對“前科學”的關注而言，他又是反輝格史的。反輝格史與理性主義的結合，塑造了一種別具一格的“反-反-輝格史”立場。(cf.Bowker and Latour，p.725)

康吉萊姆認為理論并非認識論考察的最合適單位，因為“理論由許多線索編織而成，其中有些是全新的，另外一些則從先前的編織物中借用而來”。(Canguilhem，1988，p.15)因此，理論并非徹底斷裂。與柯瓦雷不同，康吉萊姆強調了伽利略與亞里士多德主義之間的繼承性維度。進而，概念才是認識論分析的合適對象。概念并非完全由理論決定，它具有相對獨立性，康吉萊姆對生理學中反射概念的歷史考察、對自由落體概念與伽利略、笛卡爾、牛頓理論關系的研究，都表明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獨立于理論。因此，盡管巴什拉把歷史上曾經的“錯誤”“恐懼”“失序”等作為前科學而拋棄，康吉萊姆卻又將其中的一部分拉回到了認識論。這種“歷史上的歷史”(histoire historique)，重塑了科學史之“外圍”的認識論地位。(cf.Canguilhem，1983，p.178)由此，不相容的理論之間具有了一定的連續性，這種連續性可以跨越不同的世界觀，這些概念所屬的理論已經屬于“過去的科學”，但它們卻屬于“今日科學的過去”。繼承性的引入，意味著認識論的障礙不再是全然否定性的，活力論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充滿著外在確定運動的物理—化學領域(即周圍的慣性環境)之中劃出一塊非確定性的飛地……無助于為生物現象的獨特性進而為生物學的獨特性做辯護。”(Canguilhem，2008，p.70)就此而言，活力論是生物學科學化的障礙。但它對機械論的拒絕，卻又有助于生物學家在解釋有機體現象時規避還原論，因此，它也具有進步性。(cf.ibid.，p.122)認識論障礙概念的雙重性，弱化了認識論斷裂前后的分界。

在對科學史之“外圍”的考察中，康吉萊姆將馬克思對意識形態的討論擴展到科學之中，從而進一步提出了“科學意識形態”這一“矛盾性術語”。康吉萊姆強調，在馬克思的意義上，意識形態指“知識與認知對象關系的顛倒”，進而“任何意識形態都遠離真實”，而科學則要求破除意識形態的虛假外衣，達成對自然的真實說明。(cf.Canguilhem，1988，p.30)因此，“科學意識形態”就包含了真實性和虛假性雙重內涵。首先，科學意識形態并非錯誤意識或錯誤科學，因為“錯誤科學沒有前科學的狀態”，它是“無歷史的”。而科學意識形態具有歷史性，當科學意識形態在知識圖景中所占據的位置，被一個自稱科學并能在操作性層面上得到驗證的領域所取代時，它也就走向了終結。在此意義上，科學意識形態僅僅是“非科學”，而非“反科學”。科學意識形態也與宗教和迷信不同，就如古希臘原子論者“用科學的反宗教來對抗宗教的反科學”一樣，它在“知識而非宗教信念的王國中占有一席之地”。其次，科學意識形態又不是成熟狀態的科學。一方面，科學意識形態往往以某種既存的科學為標桿，因此，它聲稱自己是一種科學；另一方面，科學意識形態所斷言的范圍又超出了它的能力，進而其科學性也就僅僅是一種聲稱。與科學相比，它只是“科學話語的先在狀態”，缺少“操作性的證明”。(cf.Canguilhem，1988，pp.32-33)因此，它在一定情況下會被科學取代，這種取代是由“新的話語體系的發展”完成的，后者“為自己的有效性劃定了范圍，并通過持續的結果來證明自己”。(ibid.，p.36)

科學意識形態在兩個層面上“更新”了巴什拉的認識論：一是相較于巴什拉對前科學與科學之間斷裂關系的考察，康吉萊姆更加關注科學—科學意識形態—新科學這一發展序列的斷裂與連續，這一進步模型更加符合真實的科學史；二是巴什拉主張認識論的徹底斷裂，康吉萊姆卻認為科學意識形態與科學之間并非完全斷裂，其差別僅僅在于“方法論”和“操作性”層面，因此，“科學意識形態很可能同時是進步的障礙和必要前提”(ibid.，p.32)。說其是障礙，是指它在某些層面上掩蓋了人與自然的真實關系；說其是前提，是指它又蘊含了科學的因素，成為走向人與自然真實關系的基礎。

總體而言，康吉萊姆在對科學史“外圍”特別是科學意識形態的考察中，提出了一種更為精致的科學進步模型，在堅持進步主義的前提下，弱化了巴什拉在科學與非科學之間所劃定的明確界線。

三、實踐“民族志”：拉圖爾的本體論進步觀

在康吉萊姆之后，福柯、拉圖爾分別代表了法國認識論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領域的進展。福柯將“非連續性”“革命”等引入社會科學，徹底打破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消解了進步性問題。但福柯很少關注自然科學，進而，由勒魯瓦和梅耶松所塑造的“認識論”與“科學哲學”的等同關系，在福柯這里發生了斷裂。拉圖爾延續了巴什拉—康吉萊姆傳統對先驗哲學的拒斥態度，但他一方面拒絕這一傳統在科學與社會之間所塑造的二分，另一方面又拒斥福柯對待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兩種態度——對社會科學持“激進”立場，對自然科學持“傳統”立場。(cf.Latour，1993，pp.251-252)由此，他發展了一種以實踐“民族志”為特征的“經驗哲學”進路，主張在實踐層面上考察進步性問題。這種進步觀認為科學進步是一項本體論的事業，進步是連續性的，進步是跨文明合作的結果。

拉圖爾主張將進步問題從認識論擴展到本體論。“區分好的科學與壞的科學的試金石，存在于本體論而非認識論之中，存在于世界而非語詞之中。”(Latour，1997，p.ix)不過，要實現這一擴展，科學本身必須本體論化。在“現象技術”的基礎上，拉圖爾提出了“技科學”“流動指稱”等概念。其要義在于，科學并非抽象理性對外在世界進行沉思的結果，而是人類與非人類的物質世界之間相互糾纏的產物。在這一過程中，自然決定論和社會決定論都被規避了：一方面，科學研究是自然和社會共同作用的結果；另一方面，自然和社會反而被科學所重構，是由科學所“建構”的“新實體”，它們之所以被視為客觀的自存之物，是實踐過程被“黑箱化”之后所帶來的假象。由此，拉圖爾抹平了知識與本體的界線，進而消解了認識論與本體論之間的立體結構，實現了認識論的本體論化。在此基礎上，拉圖爾的進步觀就顯現出來了。

首先，傳統所認為的科學與社會之間界線越清晰科學就越進步的觀點是虛假的，甚至近代哲學所塑造出來的客體與主體也都是虛假的。“外在的世界并不存在，這并不是因為世界根本不存在，而是因為不存在內在的心靈。”(Latour，1999，p.296)“世界”和“心靈”當然存在，只不過它們并不像近代科學家和哲學家們所說的以分裂的方式存在，而是交融在一起。進而，科學進步不再是“分裂”式的，而是“雜合”式的；不再是“純化”式的，而是“轉譯”式的。因此，進步是一個自然與社會的雜合過程，拉圖爾稱之為“集體實驗”“萬維實驗室”“物的議會”或“雜合論壇”。實驗室的范圍越廣，人類和非人類因素被征募到集體內的數量就越多，集體也就越進步。這種進步當然有方向，它指向在更廣范圍內將人類與非人類動員起來、將各種“行動者”“聯結”起來的能力。科學研究不能求同，反而必須求異，因為異質性要素的增加意味著機會和新的可能性。由此，拉圖爾自言將布魯爾等人所消解的“規范性”問題重新引回到科學哲學之中。(cf.Latour，2004，pp.214-223)

其次，拉圖爾復興了法國科學史中的“連續性”傳統。此前，哲學家們討論連續性或非連續性的共同前提是將科學限定在認識論層面，然后分析理論序列或概念之間的關系。與彭加勒通過某種形式的結構實在論、梅耶松尋求人類推理方式背后的“本質不變性”從而達成對連續性的辯護不同，拉圖爾基于其人類學或“經驗哲學”立場，強調前科學與科學以及科學的不同序列都是自然與文化相互建構的結果。它們之間是有差別的，但這種差別不是本質性的，并不是說一個指向前現代而另一個指向現代、一個指向真理而另一個指向謬誤，因為所有的知識都是在其產生并得以維持的具體情境中獲得合法性的。就此而言，差別僅僅體現在“網絡的規模”上，就如前現代人只能使用簡單的工具而現代人則可以制造復雜的技術產品一樣，兩者(在非二元論的意義上)處于一個連續發展序列之中。于是，連續性立場就以一種“經驗形而上學”的方式重新回到了法國哲學之中。

第三，符號學式的“追隨行動者”的方法論，要求以真實歷史為依據，真正承認非西方世界對科學進步的構成性貢獻。主流觀點認為西方科學不僅產生于西方，而且也是西方文化所孕育出來的一種特殊但又普遍的知識體系。拉圖爾對此持否定立場，因為在近代科學的形成過程中，非西方世界不僅是資料的提供者，更構成了西方科學本身。當法國人第一次踏上庫頁島時，他們對此地域的認知顯然弱于島上的中國人，但隨著法國探險船不斷將那些“恒定流動”的、“可累積”的知識帶回歐洲的“運算中心”，他們逐漸建構起一個更大的網絡。因此，“不必將中國人的地方性知識與歐洲人的普遍知識對立起來，它們僅僅是兩種地方性知識”。(Latour，1987，p.229)在此意義上，拉圖爾將對現代性之時間維度的否定，擴展為了對東西方關系問題上的空間維度的否定。進而，現代性不管在西方還是非西方世界從未實現過，我們一直生活在一個“雜合”的世界之中。由此，拉圖爾為理解近代科學民族志(在其原意上)的工作提供了新視角，也為后殖民主義“技科學”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這一思路不僅重塑了一種雜合式的進步觀，更蘊含著對東西方之間的經濟、文化關系的重新理解。

可以看出，歷史主義在巴什拉、康吉萊姆和拉圖爾那里分別表現為理論史、概念史和實踐史，在研究視角的轉變中，康吉萊姆弱化了科學與非科學的認識論分界，而拉圖爾則消解了科學與社會之間的本體論分界，改變了科學進步觀的主要問題：將“科學進步何以可能”轉換為“科學進步如何發生”，認識論也就被實踐研究所取代。

四、法國科學哲學為何沒有走向相對主義?

法國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建構主義(勒魯瓦、巴什拉、拉圖爾)、約定主義(彭加勒、迪昂、勒魯瓦)、整體論(迪昂)等立場，實際上并沒有完全規避相對主義的邏輯可能性。庫恩就是在梅耶松、柯瓦雷、梅茨格、(經奎因改造的)迪昂等人的基礎之上，塑造了一種以反實證主義為基調、以理論整體性為基礎、以斷裂式發展為核心特征的科學哲學。其后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特別是“強綱領”學派則更加推進了庫恩的立場，最終形成了一種認識論相對主義的立場。因此，就進步性問題而言，法國哲學中必然蘊含著庫恩以及強綱領所忽視了的東西，而正是這些內容使得法國哲學維持了進步主義的基本立場。這主要表現在以下相互關聯的三個方面：

科學合理性問題。傳統科學哲學試圖以方法論來消解理論選擇過程中的偶然性和社會性，而庫恩則將這種方法論改造成為了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又進一步將“方法論的恰當性”轉化為了“社會偶然性”(柯林斯，第130頁)，最終無法說明理論選擇過程中的進步性。巴什拉和康吉萊姆通過兩種方式確立了進步性問題的理性主義根基。與巴什拉相比，庫恩的不可通約性立場使得他忽視了對“這些標準[理論選擇]的源流”的歷史考察。(cf.Brenner，p.76)巴什拉則著重考察了“認識論價值的變化”，如“局域合理性”所表明的，“理性必須服從科學”，它要隨著科學的“進化”而“進化”。(cf.Bachelard，1966a，p.144)由此，巴什拉的歷史認識論同樣對認識論的歷史進行了考察。如上文所述，巴什拉強調我們無法談論“準確性”，因為終極的準確知識(la connaissance exacte)無法達成，存在的僅僅是“精確性”(précision)，精確性又跟“測量”“操作”等聯系在一起，“一個精確的結果必須在各種操作中得以顯示”，因此精確性本身也具有了“歷史”特征。(ibid.，p.72)這樣，巴什拉就將對認識論價值的考察奠基在了實驗基礎之上，從而引入了科學的物質性維度，塑造了一種“辯證理性主義”。不過，巴什拉與庫恩一樣，忽視了在革命前后的連續性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康吉萊姆對科學史之繼承性和連續性的強調，不僅“更新”了巴什拉的認識論，同樣也對庫恩的工作進行了修正。例如，康吉萊姆認為現代生物學中的“反射”概念可以追溯到托馬斯·威利斯，盡管他的生物學理論被拋棄了，但其反射概念卻被保留了下來。(cf.Canguilhem，1994，pp.185-189)因此，認識論的斷裂或科學革命確實存在，但斷裂或革命卻并不是徹底的，理論就像是由多條纖維擰成的繩索一樣，斷裂只是部分性的。在此意義上，概念可以穿透理論的束縛，進而使得不同理論之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比較的基礎。

科學實踐中的物質性維度。庫恩盡管注意到了儀器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但他最終還是用一個更高層次的“范式”統攝了儀器；強綱領也并不否認科學家可以得到經驗數據，但這些經驗數據必須在一定的理論框架之下才能獲得意義，而理論背后則是社會。(參見布魯爾，第20頁)法國哲學傳統則與之不同，從勒魯瓦和巴什拉開始，哲學家們就一直非常關注科學研究中的物質性維度。巴什拉在對化學實驗的考察中提出了“元化學”的概念，它和形而上學的關系類似于化學與物理學之間的關系。與形而上學對某種具有穩定本質的實體的尋求不同，元化學認為化學實體都是實驗技術的產物，是被“建構的”，而非被“發現的”。因此，我們不能談論終極“實在”，只能談論過程性的“實在化”(réalisation)，元化學取代了實體論。物質性維度的存在使得理論始終要受到實驗的制約，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相對主義的根源。拉圖爾則將巴什拉的“理性唯物主義”拆解開，拒絕理性主義，繼承唯物主義，并將其推進為“集體”中各種異質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在此意義上，拉圖爾同樣強調了“實在化”的重要性，即萬物都在與他物的關系中不斷地獲得“具形”，萬物并無本質，一切都在關系中得以建構。與相對主義將知識解讀為社會文化的邏輯后件從而導致有效性難題不同，拉圖爾的“建構主義實在論”主張萬物都具有歷史性，它們的當下實存要以另一段時空中的“行動者網絡”為前提，盡管這一網絡已被“黑箱化”。同樣，萬物都可擴展，不管知識還是客體，它們都可以走出其得以產生的地方性情境而獲得普遍性。

實踐整體論。與迪昂、奎因、庫恩、強綱領這一線索對理論整體論的強調不同，巴什拉、康吉萊姆和拉圖爾實際上堅持了一種實踐整體論。前者強調理論的可調整性，這很容易走向社會觀念論，正是在此意義上，拉圖爾認為布魯爾的立場是對康德觀念論的涂爾干化改造。后者則強調可變的并不只有理論，儀器等物質性維度也具有可調整性。巴什拉將這種可調整性定位在“心靈”與“儀器”的辯證互動中；康吉萊姆要求“通過參照生命的動態極性”重新界定“正常”與“病態”。(參見康吉萊姆，第175頁)在拉圖爾的體系中，儀器、研究對象、實驗方法、假說、概念、理論等在實踐中都具有可調整性，它們通過彼此的“磋商”而達成穩定狀態，穩定狀態的達成便意味著科學的產生。由此，“流動指稱”所展現的盡管只是一種地方性科學，但隨著地方性情境的不斷擴展，新的異質性要素不斷被納入其中，科學進步也就發生了。迪昂—奎因命題中所蘊含的強相對主義立場被規避。

因此，法國科學哲學規避相對主義的路徑主要有三條：一是強化科學史以及科學規范史的合理性內涵，弱化理論選擇過程中的社會維度。二是強調科學研究中的物質維度，從而重構一種經驗本體論，以此防止科學被完全拉向社會一極。拉圖爾順著巴什拉的思路，將這種反二元論擴展為一種以“非還原性”為根本原則的經驗形而上學，使進步性問題從認識論進入了本體論。三是將理論與證據之間的二元關系，改造為實踐中各種要素的互構，從而將迪昂的理論整體論擴展為實踐整體論，弱化了非充分決定性命題的相對主義維度。

法國科學哲學中的進步性問題，不僅是我們梳理乃至重構法國科學哲學百年歷史的一條關鍵線索，更是人們反思當代相對主義思潮的重要理論來源。事實上，當代科學哲學已經呈現出歐陸傳統和英美傳統相互融合的趨勢，可以預見，科學哲學這一有著“偉大過去”的學科將會在上述傳統的再次交匯中塑造新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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