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重聲明：文章系原創，文責自負。? ?文/有殷天乙湯孫師虎父
? ? 隨著“鞌之戰”的落幕，諸侯開始采取一系列軍事和外交行動以消化獲得的既得利益，并且化解因此而形成的一系列負面后果。
魯成公三年（前588）的伐鄭之役與圍棘之役
? ? 由于在上一年“鞌之戰”（前589）中已經全力出戰，且當年末楚令尹子重率領重兵發起“陽橋之役”遠遠超過魯國的承受范圍，因此魯國沒有冒險出兵迎敵，而是以代價有限的條件與楚國締結和約，并參與了向其屈服的“蜀之盟”。
??? 這次會盟過程中早已倒向晉國的宋、魯、衛皆高規格參與，不過盟主晉國似乎對此不以為意，因為首先其自身就因“畏其眾也”而避楚之兵鋒拒絕迎戰，且與會諸侯也并沒有履行該盟約的誠意，所以被稱作“匱盟”。
??? 到了成公三年開春，利用楚師已經返回且疲憊不能救援的機會，晉國立即組織諸侯伐鄭，目的是“討邲之役也”：
??? ……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春秋.成公三年）
??? 參戰諸侯除了晉、曹以外都是不久前“蜀之盟”的與會國，此次為了解除盟主的疑慮所以參與伐鄭。當然這種參與也談不上有多積極，而是說諸侯之間都有一種默契，楚強則從楚，晉強則從晉。這種漫不經心的行動很快招致失敗：
??? ……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御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左傳.成公三年）
??? 也即鄭人對諸侯懈怠、輕慢的態度洞若觀火，所以采取伏擊的方式將聯軍擊敗，當然這種襲擊能夠造成的損失也極為有限。盡管如此，鄭國仍然小題大做，煞有介事地派出皇戌前往楚國“獻捷”，以彰顯鄭國對于楚國的擁護態度。
??? 由于該役規模總體十分有限，魯國相應地為之動員的水平也相當有限。不過為了表示重視，魯成公親自參與行動，由季孫行父和臧孫許帥領右軍參戰。戰后又順路前往晉國朝覲，以“拜汶陽之田”。當然由于魯成公這是不過是個虛歲四歲左右的孩子，主要的答謝工作當然由執政的季孫和主持外交的大司馬臧孫完成。
??? 隨后在當年秋天，由于占據“汶陽之田”的齊人認為“蜀之盟”中魯國應已經向楚、齊屈服，故拒絕交出部分城邑，所以魯國動員了上半年沒有參與春季伐鄭之役的左軍，由負責對齊外交的叔孫僑如率領攻打這些地方：
???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左傳.成公三年）
??? 由于此前魯國曾經專門向晉國關說要求落實“汶陽之田”的割讓，此后不久齊頃公也被迫入朝晉侯，所以預計“棘之圍”在晉國的外交干預之下以和平方式向魯國實現交割，所以說“圍棘”而非“克棘”。
??? 這一年魯國的兩次動員雖然面臨的壓力不大，但過程并不順利似乎預示著晉國的“復霸”即便在“鞌之戰”后仍不穩固。齊、秦、鄭等國介于晉、楚兩國之間的搖擺立場仍然是極大的不穩定因素，最終必須通過武力手段徹底予以解決。
魯成公六年（前585）取鄟之役與伐宋之役
? ? 由于在成公三年（前588）齊侯親自朝晉表示屈服，不久在成公五年（前586）鄭國由于與許國爭執不利而倒向晉國，中原爭霸的天平開始向晉傾斜，此為“鞌之戰”勝果不斷發酵的結果。另一方面，楚國由于在前595-前594圍宋之役后曾簽訂“城下之盟”，且宋國也是“蜀之盟”的締約方，因此在鄭國投靠許國后楚主動放歸代替右師華元為質的宋文公子圍龜（子靈），以求穩住宋國這個支點。
? ? 為了鞏固好不容易取得的優勢，晉國于成公五年（前586）末召開“蟲牢之會”，以“公示”鄭國的降服。會后晉國基于不明原因要求“復會”，宋國怕觸怒楚國而以“子靈之難”為由拒絕參加。于是晉國在成公六年動員諸侯輪番討伐宋國，以敲打這個松動的盟友。
? ? 不過魯國在自“蟲牢之盟”返回后不久即利用機會吞并了一個東南方向的淮夷小邦——鄟國：
? ? ……二月……取鄟，言易也……（左傳.成公六年）
? ? 如下圖，結合之前文公十二年（前615）城諸及鄆（藍圈內）、宣公四年（前605）取向（綠圈內）、宣公九年（前600）滅根牟（紫圈內）來看，成公六年取鄟（橘圈內）為上述行動后繼續在東南方向擴張領土：
? ? 此次行動避免與齊、邾、莒直接發生沖突，從一個相對冷門的方向繞過了與魯親近的鄫而直接深入擴張至沂、沭流域，預計動用了右軍參戰，并由季孫行父直接率領，出發基地恰恰就是季孫的封邑費。
??? 而當年（前585）夏天大司寇公孫嬰齊趕到晉國接受了出兵伐宋的命令，于是到了秋天由大司馬仲孫蔑與叔孫僑如聯袂領兵：
??? ……六月……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左傳.成公六年）
??? 來自右、左兩軍將領同時出征并非意味著兩軍齊出，因為那樣過于小題大做了。考慮到秋收期間動員大量兵員不易，因此該次侵宋估計動用的僅是輪換作戰的左軍，本應由叔孫宣伯等率領即可。不過一方面考慮到此為晉國專門授意安排的軍事行動，且上一年末仲孫蔑當為“蟲牢之盟”的參與人之一；另一方面考慮到子叔聲伯剛剛奔波于晉、魯之間忙了一個夏天，所以并沒有按照“軍行”由叔孫僑如和公孫嬰齊率領，而是以司馬仲孫蔑為實際上的統帥。此類將領與軍行不符的現象即我們前文曾經提到過的“司馬領兵”模式，即由魯國的軍事主官作為統帥指揮，配以其平時不參與統帥的另一軍參戰。這種現象之前比較鮮見，但是魯成公年間起由于戰爭負擔日益加重，從此將、佐與“軍行”的錯配現象屢見不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