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效用學派研究重心、成果及其當代意義

添加時間：2014-08-18

　　19 世紀 70 年代，西方經濟學領域發生了一次重大變革———邊際革命。在這場革命中，英國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 William Stanley Jevons) 、法國的里昂·瓦爾拉斯 ( León Walras) 、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 ( Carl Menger) 三位經濟學家幾乎同時又各自獨立地將數量分析方法，特別是邊際增量分析、統計方法和均衡概念應用到對消費者行為的分析中，提出了邊際效用價值論，形成了邊際效用學派。

　　邊際效用學派研究重心從生產轉向消費，將消費理論置于經濟學的首要地位，提出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構成了微觀經濟學消費者理論的核心內容，其研究方法極大地影響了消費理論的發展趨勢。

　　一、研究重心的轉移

　　與生產居先的傳統觀點不同，邊際學派的學者強調消費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杰文斯在 《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批評了約翰·穆勒 ( John Mill) 輕視消費的觀點①，指出消費是生產的目的，消費的種類和數量決定了產品和數量，我們需要有一種關于財富消費的理論，“經濟學的理論必須從正確的消費理論出發”。歐根·馮·龐巴維克 ( Eugenvon Bahm － Bawerk) 同樣把消費問題提到經濟學的首要地位，將消費作為其經濟理論的出發點，并竭力縮小生產的作用。他指出，消費是主要環節，生產只不過是消費實現的條件，是從屬于消費并受消費支配的。

　　馮·米塞斯 ( Ludwig von Mises) 則詳細說明了消費決定生產的機制，他指出，消費者通過購買和拒絕購買最終決定應當生產什么、誰生產、如何生產、什么質量、多少數量。如果企業不能以最佳、最廉價的方式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就會面臨失敗。他進一步指出，消費者不但決定消費品價格，還決定全部生產要素的價格以及市場中每個成員的收入，通過支出的每個便士，消費者決定著所有生產過程的方向和所有商業活動組織的細節。但是米塞斯指出，壟斷力量的存在是一個例外，壟斷價格不受消費者控制。哈耶克 ( Hayek) 則認為，即使是完全的市場壟斷，生產者的生產也必須遵從消費者的意愿，否則大公司將失去最終的發展推動力，生產就會處于受限制的狀態，終將失去已有的壟斷地位。他提出了消費者主權②的概念，并認為消費者主權保障市場經濟均衡。

　　英國經濟學家埃里克·羅爾 ( Eric Ｒoll) 在《經濟思想史》中指出: “有人說，古典學派強調生產、供給和成本，而現代經濟學者關心的則主要是消費、需求和效用。邊際效用概念的引入，實現了這種重點的轉移。從那時起它便幾乎以無上的權威統治著學術思想”。

　　為何邊際效用學派一反古典經濟學以生產為研究重心的傳統，轉而注重消費，并且紛紛強調消費在經濟運行中的主導作用呢? 我們需要從邊際效用學派產生的時代背景中尋求答案。

　　19 世紀 50—70 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歷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期，法、德等大陸國家先后完成了產業革命，經濟發展極為迅速; 英國也出現了產業革命完成后的一個 “黃金時代”。但是，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產生的副產品是一系列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大規模經濟危機的爆發給理論界帶來了雙方面的影響，一方面，古典經濟學的解釋能力受到了質疑，在日益成長的工人階級運動的沖擊下日漸乏力; 另一方面，危機中消費能力和市場需求因素成為影響商品的價格、甚至資本的命運的重要因素，迫使經濟學家重新認識生產與消費的關系。

　　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經濟危機是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發生的，危機爆發時間不長，并能在產業革命技術更新的拉動下擺脫危機進入繁榮。因此，邊際效用論雖以需求為重點，但是依然強調供求均衡，生產供給未完全處于被動地位，這與后來“凱恩斯時代”的 “有效需求決定一切”的消費理論有很大不同。

　　除了經濟背景的原因，學術風氣的轉變也是極為重要的原因，針對邊際革命期間消費問題地位的迅速提升，馬歇爾 ( Alfred Marshall) 在 《經濟學原理》對此做出了扼要的說明。他首先指出，兩個因素造成了以往經濟學家對消費問題的忽視。一方面，研究如何最好利用個人的支出不適用過去經濟學的方法， “之前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說得很少，因為他們除了一切有常識的人共有的東西以外，也實在沒有太多的話好說”， “一個具有豐富的生活經驗的人的常識，對于這種事情比他從精細的經 濟 分 析 中 所 能 得 到 的，會 給 他 更 多 的 指導”。另一方面，李嘉圖 ( David Ｒicardo) 及其追隨者只強調供給條件在價值決定方面的作用，對需求條件的重要作用未予清楚地表達，這使得人們忽略了消費和需求的作用，也正是伴隨著經濟學家們對李嘉圖分析習慣的反省，消費與需求問題的重要性才得到提升。除此之外，馬歇爾認為數學工具的使用和人們對 “財富是否增進一般的社會福利”日益關注的時代精神也推動了消費問題的提升，前者要求對以往籠統的消費概念及假設進行準確描述，而后者則要求深入探究財富與福利之間的準確關系，必然促進消費問題的研究。

　　二、研究成果的提出

　　( 一) 邊際效用價值理論

　　1. 效用及其特性

　　杰文斯使用效用 ( Utility) 這一名詞來代表“一物所以能為吾人服務而自成為一種商品的抽象性質”，指出 “凡是引起快樂或避免痛苦的東西，都可以有效用”。門格爾認為效用 “就是一物用以滿足人類欲望的能力”，無論是經濟財貨或非經濟財貨，能用以滿足人類的欲望就具有效用。

　　邊際學者普遍認為效用是主觀的，但卻是可以測量的。龐巴維克強調，一種物品是否有價值，取決于人們對物品的主觀評價，這種評價是以物品的稀少性為條件的。杰文斯指出，效用不是物品固有的性質，效用的有無或變化皆以物與當事人的欲望與需求之間的關系為轉移。杰文斯認為如果有完備的統計資料就能估算所有商品的效用，“可以用一個普通工人在已經勞動了 10 小時候的一刻鐘所受的平均痛苦……來測定他的最后一份增量工資對他的效用”。

　　門格爾指出人的欲望是分等級的，是可測量的，因此滿足欲望的意義的程度也是呈梯度性的，理性經濟人可以對選擇集進行比較和排序。一般情況下，遵循保存生命、增加高度福利、增進低度福利、增進些微享樂的順序。

　　在門格爾欲望層次劃分的基礎上，龐巴維克把需要劃分為不同的等級。第一級是 “那些得不到滿足就會導致死亡的需要”，第二級是 “那些得不到滿足，就會給我們的健康，榮譽或愉快帶來長期的、嚴重的損失的需要”，第三級是 “那些得不到滿足就會使我們受到較多的暫時的損害、痛苦或損失的需要”，第四級是 “那些得不到滿足除使我們略感 不 便 外，我 們 一 無 損 失 或 損 失 極 微 的 需要”。

　　早期的邊際主義者認為效用可以進行測定是基于效用大小可用基數單位表示，但是效用是一種主觀的心理感受以及所購買商品的多樣性，無法予以客觀的測度。對此，杰文斯寄希望于未來，“認為現時還不能找到尺度，但將來一定能夠解決”，瓦爾拉斯則直接宣稱他已經 “假定”可測定性。

　　有鑒于此，帕累托 ( Vilfredo Pareto) 于 1906年在 《政治經濟學教程》中借用埃奇沃思 ( Fran-cis Edgeworth) 的無差異曲線概念，并把它改建在序數效用的基礎上。根據這種無差異曲線，不用考慮效用確切數值，而只需假定消費者能夠對各種商品組合的總效用的順序，即偏好程度進行排列，既可以顯示效用又避免了計量效用的問題。

　　2. 邊際效用及其遞減規律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誕生之初并未以一種統一的方式表述，而是被賦予各種不同的名稱。直到1884 年，弗里德里希·馮·維塞爾 ( Friedrich vonWieser) 在 《經濟價值的起源及主要規律》 一書中最先使用了 “邊際效用”，邊際效用概念才被沿用。

　　早在 1854 年，德國經濟學家赫爾曼·海因里希·戈森 ( Hermann Heinrich Gossen) 提出的戈森定律第一條 “享樂遞減定律”便蘊含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戈森的著作里雖然包含了邊際學派的主要觀點，但是由于時代的條件尚未成熟，這本著作并未得到重視，在出版后只售出寥寥數本，以致作者不得不在臨終前從書店將書收回。直到 1889 年經杰文斯和瓦爾拉斯極力宣傳，此書才得以再版并得到學術界的重視和承認。因此埃里克·羅爾認為，與其說戈森是一個先驅者，毋寧說他是個先見者。

　　杰文斯的分析則首先區分了商品的總效用和邊際效用，并采用數學方式進行了表達。接著，他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 ( final degree of utility) 的概念，用以表示 “現有商品量中那極小的或者無限小的最后加量或次一可能加量的效用程度”。杰文斯非常重視這一概念，他認為經濟學理論是建筑在最后效用程度這一函數上的。“最后效用程度這一個函數的變化，是經濟問題中最為重要一點。我們可定一般的法則曰: 效用程度隨商品量而變化，其量增加，其效用程度結局會減少”，這就是杰文斯對邊際效用遞減法則的表述。

　　門格爾用以代替 “邊際效用”的是 “滿足的意義”，他指出， “一般來說，某種欲望的滿足，到一定程度為止，對我們是具有相當高的意義; 但超過這個程度以后的滿足，則對我們就只具有愈來愈小的意義; 在繼續下去，就會達到該欲望是否還需進一步滿足對我們來說已毫無所謂的階段”，因此人們連續享用某一財貨單位越多，滿足程度也就越低。門格爾在書中使用 1 到 10 個欲望的滿足表，通過遞減的數字表示每一種欲望在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之后再繼續下去，其意義必然次第減少來展現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瓦爾拉斯最初使用了 “強烈效用”，他指出“所消費的物品的一切連續單位，從滿足他最迫切欲望的第一個單位起，到最后一個單位止，對消費者來說具有遞減的強烈效用的”。而后，瓦爾拉斯 “消費一定量商品所滿足的最后欲望的強度”定義為 “稀少性”，用來表示邊際效用。

　　維塞爾指出人們對物品的欲望隨物品數量的增加而減少，當物品充分滿足欲望時效用為零。在一般情況下，能充分滿足欲望的物品較少，而絕大部分物品的供應是有限的，人們還沒有達到需要飽和點就必須放棄自己需要的滿足。維塞爾指出消費最后停止點上的需要為邊際需要，這一點上的效用至關重要，并稱其為經濟邊際效用，簡稱邊際效用。

　　龐巴維克則指出，決定物品價值的不是它的最大效用，也不是它的平均效用，而是它的最小效用。物品的最終價值是由它的邊際效用量來決定的，即人們最不重要的需要的效用即邊際效用。龐巴維克強調，邊際效用不僅是價值理論的鑰匙，且能解釋一切經濟的事務，它又是經濟理論的鑰匙。

　　3. 效用最大化原則

　　正如在數學中邊際分析的首要功能是求極值一樣，邊際效用分析的直接目的是追求 “最大總效用”。邊際學派學者認為，追求最大滿足或最大總效用，是一切經濟行為的根本目的，也是經濟學賴以建立的基本命題。

　　杰文斯指出: “經濟學的問題，是以最小努力獲得欲望的最大滿足，以最小量的不欲物獲得最大量的可欲物，換言之，使快樂增至最高度”。門格爾亦表示: “經濟活動的目標，不在于物質財貨的增 加，而 在 于 人 類 欲 望 之 盡 可 能 完 全 的 滿足”。

　　瓦爾拉斯不僅明確宣稱自己的整個理論都建立在 “每個交易當事人獲得最大效用”之上，而且還認為經濟體系的各種均衡條件，都是從每個個人獲得最大總效用這個條件中 “合理地推演出來的”，因而它是經濟體系實現均衡的根本條件。瓦爾拉斯認為，能夠使每個交易者都獲得最大總效用的經濟制度，便是最優越的經濟制度。如果自己論證了自由競爭制度能夠自然而必然地趨向于使每個人都獲得最大總效用的一般均衡狀態，就同時論證了自由競爭制度的優越性。

　　那么如何才能實現 “效用最大化”呢? 前文提到的 “戈森第二定律”即邊際效用均等定律，最早指出只有當消費停止時，從所消費的各種物品中得到的滿足相等時，才能達到效用的極大化。杰文斯發現 “獲得人生最大之享樂”的條件是: 一個人只有當消費停止時，從所消費的各種物品中得到的邊際滿足相等時，才能實現效用最大化。

　　瓦爾拉斯對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條件進行了數學證明，并明確指出: 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當其購買的各種商品的價格與各自的邊際效用的比率彼此相等時，消費者的滿足達到最大化。

　　( 二) 其他理論成果

　　1. 對時間因素的考慮

　　門格爾指出，經驗已經證明，對人類來說，現在或最近將來的享樂總是比遙遠將來的享樂更為重要，早期欲望的滿足總是優先于晚期欲望的滿足。

　　因此，人們總是按照時間順序先滿足最近將來的欲望，然后依次滿足較遠將來的欲望，門格爾的觀點在龐巴維克那里得到了繼承與發展。龐巴維克把物品劃分為現在物品和未來物品，認為人們對于現在物品的估價通常總是高于同種類等數量的未來物品。為此，要把現期消費換成未來消費，就需要為相應的時間貼水。他把時間貼水這一概念引入消費者行為的研究是消費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進展。

　　為什么人們總是低估未來的消費? 龐巴維克認為有以下原因影響了人們的選擇: 首先，由于現在與未來的供求狀況不同，而人們是根據未來的供求狀況來估價未來的消費的。其次，由于人們對于未來的低估。這又是因為: ( 1) 人們對于將來的需要尤其是遙遠將來需要的考慮往往是不完善的;( 2) 人們意志上的缺陷造成的消費上的短期行為;( 3) 而在兩種特殊情況下人生的短暫無常，會使人們低估未來物品及其未來消費。一種情況是，如果涉及的時間很長，如五、六十年; 另一種情況是，人們由于特殊情況而被迫考慮到死亡的情況，常常會不顧未來而表現瘋狂的行為，如病危、戰爭以及自然災害等。

　　2. 杰文斯悖論

　　杰文斯發現，技術進步會導致某種資源的過度消費，比如，某項技術進步引起了煤炭的利用效率提高，較高的利用率反過來產生煤炭更大的消耗，這與人們的觀念相違背，因為人們通常認為資源利用的節約意味著資源消耗量的減少。這一現象被稱為杰文斯悖論。

　　杰文斯經過分析，找到了悖論產生的原因: 技術進步在提高能效的同時，也促進了全社會生產規模的擴大。他從蒸汽機技術發展的歷史中找到了證據: “蒸汽機的每一次改進和效率的提高，其結果的確以一種新的方式加速了煤炭的消費”。杰文斯的發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揭示了技術進步給消費帶來的巨大作用，往往技術的更新換代會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也會帶來消費結構和消費數量的改變。

　　3. 消費者剩余

　　米塞斯 ( Ludwig von Mises) 認為，只有在主觀評價大于實際支付的價格時才會發生購買行為，他認為在個人看來，一切交換只有滿足主觀上的不等價才會交換。無論對于生產者還是消費者，購買就是在他的主觀評價大于價格支付時的買房行為，而出售也一定是其出售所得大于其主觀評價的賣方行為，也就是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馬歇爾對消費者剩余的概念進行了概括和總結，定義為消費者實際支付的價格和愿意支付價格之差。消費者剩余概念成為說明自由競爭市場機制優越性的重要概念，對今天西方的分配制度與福利制度的建立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理論評價

　　( 一) 研究重心的轉移促進了消費理論的發展

　　邊際主義者首先關注的是人們的欲望及其滿足問題，進而將消費領域列為研究的首要對象，他們不再從整個市場領域來對價值問題進行考察，而是從消費者的具體行為出發來研究價值問題，并將決定價值大小的過程看作個人的心理過程。消費問題，脫離了生產的附屬地位，成為了最終的研究目的，也成為重要的分析環節。邊際革命以后，經濟學由一門主要研究一個國家如何發展富強的學問，逐漸轉變為主要研究個別消費者行為和個別廠商行為對價值、價格的決定機制的學問。

　　邊際學派強調生產必須符合消費者的需要，生產并不一定能創造社會財富和價值，生產出的產品是否具有價值，是否成為財富，最終取決于市場上消費者的評價和選擇。消費者主權和消費者的地位得到了強化和認可，極大地促進了消費者理論的發展。此后，隨著供求環境進一步轉變，消費的作用愈加突出，最終在 20 世紀 30 年代形成了現代消費需求理論。

　　( 二) 研究成果的提出解決了 “鉆石與水的價值悖論”

　　“鉆石與水的價值悖論”由亞當·斯密 ( Ad-am Smith) 在 《國富論》 中提出，即鉆石的作用很小，價值卻很低; 而水的作用很大，價值卻很高的矛盾。古典經濟學從生產的角度，未能解決這個悖論，但是邊際效用價值理論從消費者的主觀評價出發，指出連續增加對一種商品的消費，其增量帶來的滿足程度是遞減的，而決定商品價值的不是總效用，而是邊際效用。由此，物品愈豐裕，其價值隨著數量增加而降低，水的供給相對比較豐裕，其價值因此很低，鉆石則因相對稀缺而價值較高。一旦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下，水的供給變得稀缺，則水的價值一樣會變得珍貴。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的提出解決了 “鉆石與水的價值悖論”，對消費者的效用與需求分析，增強了對消費者行為的解釋能力，為資源在市場體系中的合理分配提供了重要理論依據。

　　( 三) 研究方法的改變使消費理論走向數學化、抽象化

　　帕累托曾經指出，邊際革命代表經濟學上的一種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因為經濟學家所用的分析技巧。在邊際革命中，數學方法，尤其是微積分在經濟學中大量使用，經濟學家開始用數學公式、圖表及函數圖形來說明消費問題。導數、極值等方法與消費者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和效用最大化問題實現了完美結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微觀消費者行為理論。

　　數學方法的應用一方面使得對消費問題及其假設的描述更加準確，邏輯更加嚴謹，分析體系更加完整，但是卻使得對消費的分析簡單化和抽象化。

　　邊際學派學者將研究重點日益集中在人與物的關系層面上，作為消費者逐漸擺脫了社會人的特性變成理性經濟人，消費行為也簡化為追求 “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它產生了經濟分析和其社會學前提關系的重大變化，在古典分析中，消費分析是作為經濟過程的一部分進行分析的，如馬歇爾所說，對于個人支出與消費的選擇，經濟學家往往不予以分析，而邊際學派的消費理論乃至整個經濟理論建立在理性個人的集合體的社會學基礎之上，只能符合一種個人主義的社會觀點，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是 “原子式”的，使其遭受許多質疑與批評。

　　參 考 文 獻:

　　〔1〕杰文斯． 政治經濟學理論［M］． 郭大力，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9: 51 －62．

　　〔2〕彭愛蘭． 龐巴維克消費思想淺探［J］． 消費經濟，1992( 12) : 90 －94．

　　〔3〕埃里克·羅爾． 經濟思想史［M］．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1: 360．

　　〔4〕樊綱． 論“邊際革命”的社會歷史原因［J］．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6( 6) : 25 －32．

　　〔5〕馬歇爾． 經濟學原理( 上卷) ［M］．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6: 215 － 217．

　　〔6〕門格爾． 國民經濟學原理［M］． 劉桀敖，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74 －81，151．

　　〔7〕龐巴維克． 資本實證論［M］． 陳端，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7: 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