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孩子的母親患有抑郁癥，由此產生的思想和感情就會影響孩子，使其大腦右側額葉形成可測量出的特殊的電—化學模式。心理學家們知道，這些模式不是遺傳的，因為它們在孩子出生時是不存在的。只有當孩子的媽媽以抑郁的行為方式對待孩子時，這些模式才會在孩子的大腦中形成。
性虐待以及其他童年經歷都可能導致成人患上抑郁癥，患抑郁癥的成年人的海馬體積也是會縮小的。因此，在我們的嬰幼兒期，父母對我們的撫養狀況，以及我們在成年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等因素都會影響大腦的體積和形狀。
兒童如果曾遭受過幾種不同類型的虐待，他們體內的皮質醇水平會比較高，從而長期處于“戰斗或逃跑”的反應模式中；如果只是偶爾遭受身體虐待，他們體內的皮質醇水平就會比較低。若是對這些9歲兒童的大腦進行檢測，就會發現，遭受虐待時的年齡越小，其腦的電—化學模式以及大腦結構的異常就越嚴重。0～6歲這個階段很重要，會從身心兩方面影響孩子成長。
我們大腦的模式和結構都會影響我們對朋友、戀人和職業的選擇。我們選擇的人或活動總是與我們的期望（由腦的電—化學模式產生）相匹配的。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2001年世界兒童狀況報告》指出：“一個政府要想改善人民生活，最明智的做法是在幼兒期的早期撫育方面進行投入。但不幸的是，對孩子和國家來說，幼兒期是最不受關注的階段。”
偏執是精神分裂癥的一種常見癥狀，但它似乎不是傳統精神病學意義上的由純粹器質性引起的精神障礙。全世界的偏執狂都是專家，他們總是把功勞歸于自己而把錯誤推給別人。
他們可能不是有意的，但他們做了……
家庭類似于一個戲劇舞臺。像戲劇中的虛構人物一樣，我們每個人都被分配了一個角色、嚴格限定的表演內容和特定的心理學特征，被要求伴著家庭劇的曲調唱歌和跳舞。
每個父母都會把自己童年經歷的一部分包袱轉給每個孩子。在某種程度上，父母總是會在自己孩子身上重演自己的童年經歷，而在其他方面，他們也會盡力不讓孩子遭受自己童年時受過的苦。如果他們自己在家中排行老大，那么當他們有了第2個或第3個孩子時，他們就會想起來自己小時候受到的冷落（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后），所以格外地同情和理解自己的第1個孩子。如果他們自己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們可能就會格外關照自己最小的孩子，免得他像自己小時候那樣被哥哥姐姐欺負。此外，如果新添了個男孩，而父親童年時有個橫行霸道的哥哥；如果新添了個女孩，而母親童年時有個比她漂亮的姐姐……出生順序以及與兄弟姐妹關系的變化等因素都會影響父母對新生兒的態度。
孩子的性別以及在家中的排行會影響他在家庭劇本中的角色，而家庭劇本是父母根據自己的童年經歷創作的。有些情況下，母親想要個男孩，卻生了個女孩；有些情況下，父親想要個兒子，卻添了個女兒；有些情況下，母親有一個強勢的媽媽，因此她決定給自己的女兒更多的空間；有些情況下，父親覺得他的父母對他不夠嚴格，因此下決心嚴格要求自己的兒子。更嚴重的是，如果父母在童年時有過被虐待或被忽視的經歷，那就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虐待自己的孩子，讓自己的某個孩子承受心理虐待、暴力或性虐待之苦。
你的父母會將什么樣的角色分配給你，是由兩個同等重要的因素決定的——你的性別和你在家中的排行（也就是出生次序）。雖然有很多例外，但總的來說，與弟弟妹妹相比，家中的老大更有可能是自信、有主見、爭強好勝和強勢的人。
由于出生次序的不同，我們會采取不同的策略來獲得父母的關注。鑒于父母的精力和愛是有限的，我們必須找準自己的生態位來吸引父母，為了顯示自己，我們就要使自己有不同于兄弟姐妹的技能和性格特質。在多子女家庭中，與排行相隔較遠的兄弟姐妹相比，排行相近的兄弟姐妹間的差異更大：為了在父母面前顯得獨特，我們就會努力使自己與排行相近的兄弟姐妹有所不同。同樣，在多子女家庭中，如果一個孩子更親近母親，排行相近的另一個孩子就有可能更親近父親。即使你不能受到父母雙方的寵愛，拍好父母一方的馬屁，獲得一方的愛，總比父親和母親都不愛你強。
父母投射到家人身上的情緒中最常見的就是抑郁和好斗。暴躁的父親往往會對兒子動粗，把挫敗感和憤怒發泄到兒子身上，然而，就像邁克爾·杰克遜的父親一樣，這樣的父親往往會把暴力集中發泄到一個孩子身上，而不是對每個孩子都同樣殘暴。抑郁的母親會誘發孩子的不良情緒，來應對自己的煩躁和自我憎恨，但是通常而言，總會有一個孩子受到了比其他孩子都大的影響。由于母親的脆弱，擔驚受怕的孩子可能會接替父母的角色，以兩歲的孩子為例，普遍來講擁有抑郁母親的孩子比那些母親不抑郁的孩子更有負責任的舉動，面對令人擔憂的場面時，他們就會表現出痛苦和內疚的跡象。如果母親有抑郁癥，她的哪個孩子最受影響，會受到多大程度的影響，都取決于母親患上抑郁癥的時間點，以及患病時間長短。生第一個孩子時，她可能并沒有抑郁癥——她在生第二個孩子時才患上抑郁癥，即使成為母親之后就一直患有抑郁癥，她仍然會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不同的孩子。每個孩子從父親和兄弟姐妹那里得到的支持也有所不同，這種支持可以減弱母親的抑郁癥對孩子的影響。
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父母離異這一事件往往會對孩子產生負面影響。與完整家庭子女相比，離異家庭子女出各種問題（例如少年犯罪、抑郁、少女懷孕）的可能性要高兩倍。但這個例子也表明，離婚對孩子的影響有多大，主要取決于孩子在家庭劇本中的角色。
很多研究證據表明，父母對待孩子的不同方式可能是精神分裂癥的一個主要原因。
精神分裂癥與環境因素相關，這是無可爭議的，即使“遺傳基因理論”的支持者也不會否認這一點。現在已有大量的研究證據表明，年輕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病程發展趨勢與家人對患者的態度有很大關系。
父母的態度是導致子女精神分裂癥復發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沒有指出精神分裂癥的起因。父母之所以消極，可能因為他們被那個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子女折磨得身心俱疲，毫無疑問，這種情況確實是存在的。對家庭關系的研究表明，與沒有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家庭相比，在有子女患精神分裂癥的家庭中，父母往往更強勢（或許是為了要壓制特別不聽話的孩子）。他們也往往更令人困惑（也許是被怪異的孩子搞暈了）；他們不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也許是為了控制那個本來就精神錯亂的孩子）。然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這種消極的照顧方式可能不是孩子造成，而是父母造成的。具有情緒問題的更可能是母親，她可能容易抑郁或思維不連貫。如果母親是這樣的人，而父親是個體貼而慈愛的人，并且很關心其中一個孩子，那么這個孩子就不容易患上精神疾病。
在這樣的家庭中，父母傾向于把他們的積極情緒投射到一個孩子身上，而以消極的態度和令人困惑的方式對待另一個孩子。
亂倫是極端的雙重束縛。孩子常常被告知，父母對孩子所做的事是自然而正常的，例如，在父–女亂倫關系中，他可能會告訴她，在嘗試與外人發生性關系之前，她需要接受性教育，而他則會親自來教。但是除了這些話之外，他還給出了一個矛盾的指令——伴隨著嚴厲的威脅，他告訴孩子，不得向任何人透露發生了什么。孩子會漸漸認識到，這個社會是禁止亂倫的。這種巨大的矛盾使孩子精神錯亂。性虐待往往會導致“解離”癥狀。孩子會讓自己的“精神”與身體分離，甚至從天花板上向下看，而不是老老實實地忍受正在發生的性虐待。這種癥狀繼續下去就是人格解體（即我不再是我），認為自己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一個處于掌控地位或擁有權力的人——比如一個間諜。
早期情感剝奪，再加上在成長過程中遭受虐待，會增加孩子患解離癥的風險。另一個早期情感剝奪會導致自體感弱并引發嚴重影響的有力證據來自精神科醫生提供的另一組數據：在精神分裂癥患者中，女性患者的子女患上精神分裂癥的可能性比男性患者子女的高出一倍。因為在大多數家庭中都是母親照顧嬰兒，與正常的母親相比，患有精神分裂癥的母親更可能對嬰兒照顧不周，這就表明，早期情感剝奪可能非常重要。 對于精神分裂癥患者來說，幼年時的經歷至關重要，這對其他人來說也是一樣——幼年的經歷會影響我們一生。
假如父母在我們小時候很霸道，那我們長大后遇到與父母類似的人時，就會使他們也以類似的方式行事，誘導或鼓勵他們控制我們。這意味著與我們關系近的人都可能受到我們誘導——這一切（按我們的要求扮演我們過去生活中的角色）都是在潛意識中進行的。即便如此，親密關系可能還是建立不起來，因為親密關系是雙向的：除了我們需要他們如何做，還有他們需要我們如何做的問題，而這也基于他們的童年經驗。由此看來，友情或愛情之類的親密關系，不只是一方根據自己的過去來找到互補。建立這種親密關系，需要雙方都感覺自在，可以被對方塑造成符合對方童年經驗的樣子。
……
他們將自己的毛病塞滿你，
再加點兒別的，特意為你。
我們的依戀模式主要受早期撫育方式影響，0.5～3歲是一個特別敏感的時期，我們在這個時期形成對其他人的基本期望。在0.5～3歲，你基本上無力控制自己的命運，沒有語言能力和社會地位，你的生存完全依賴照顧者。你與父母或照顧者的關系會泛化，影響你的一切人際關系，形成一系列假設的基石：他們能被信任嗎？他們會喜歡你嗎？你覺得他們會拒絕你或對你冷漠嗎？他們是否靠得住，能滿足你的情感、性和其他需求嗎？在童年早期，如果你的主要照顧者反復讓你失望（經常消失，或者在情感上忽視你），那么在以后的生活中，你就會認為別人（工作中的同事或生活中的伴侶）也會如此待你。
雖然不安全型依戀模式本身不是一種精神疾病，但是不安全型依戀者出現心理健康問題的可能性更大。安全型依戀者和不安全型依戀者之間的差異很深很廣，并且在很小時就表現出來了。與有健康飲食習慣或稍微有些挑食的小孩相比，患有進食障礙（例如節食和嘔吐）的小孩子更可能與母親建立了不安全型依戀關系。不安全型依戀的孩子不容易交到朋友，更容易受欺凌或欺凌人。他們更可能變得有攻擊性、抑郁或具有反社會傾向。不安全型依戀者在大腦和身體上不同于安全型依戀者，這些不同體現在右側大腦的腦電模式、心率、體內的應激激素（皮質醇）水平等方面。 成年后，不安全型依戀者更容易患精神疾病。就精神分裂癥患者而言，你如果詳細詢問他們在童年期和成年期的人際關系，就會發現，幾乎所有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依戀模式都是不安全型。患有抑郁癥、神經癥、厭食癥和濫用藥物的人更可能是不安全型依戀者，有暴力傾向的男人也更可能是不安全型依戀者，在法西斯主義者當中，有3/4的人是不安全型依戀者。不安全型依戀者更有可能與配偶分居或離婚。作為父母，不安全型依戀者更有可能恐嚇、不關心或拋棄子女。 所有這些問題都與在童年早期受到的撫育有關，這種說法似乎很奇怪。但是有大量的證據表明，童年經歷對我們現在的生活有很大影響。下一節我們將詳細介紹關于童年早期經歷影響依戀模式的研究。
不論何時，我們的大腦中都存在腦電活動和化學物質的相互作用，這種腦的電—化學模式是思想和感情的基礎。在你的大腦中，腦的電—化學的特定模式會對此時此刻此地發生的事情迅速反應。當我們開車時，如果前方突然冒出來一個行人，我們的大腦就會注意到這個事實，并指示我們的身體趕緊打方向盤。如果我們正在看一部悲傷的電影，它會引起我們大腦的變化，產生傷感的情緒。但我們童年早期經歷的重要程度絕不遜于當下。童年早期經歷決定了腦的電—化學模式，這會影響我們對生活的理解。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由于腦電波和化學測量的發展，相關研究表明，大腦中有一個預先存在的神經連接網絡，我們在此基礎上理解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這個網絡的建立與我們在童年早期受到的撫育有關：經歷發生的時間越早，對大腦的影響越持久。 與動物和人有關的研究表明，在動物剛出生不久（或者在人的童年早期），大腦的一個特定部位如果受到外界刺激，就會變得更大，神經元（腦細胞）之間會形成更多連接。外界刺激的頻率和強度越大，大腦的那個特定部位就會變得越復雜。此外，在童年早期，經常重復的刺激會在大腦中產生一種穩定且不易改變的模式。源自童年經歷的這些模式的總和，就是一個人成年后的人格、心理健康和智力的物質基礎。
早期經歷之所以會產生更大影響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童年早期是大腦發育最快的時期。大鼠出生后的第1個月內，大腦的腦細胞之間會以每秒鐘25萬個的速度結成新連接。0～3歲是人類大腦發育最快的時期，2歲幼兒大腦中的突觸（神經元之間的連接）數量是其母親的2倍。由于童年早期是大腦神經網絡構建的關鍵期，童年早期的經歷具有更持久和重要的影響。
大鼠的實驗表明，如果幼鼠出生后有一段時間與母鼠分離，那么在幾個月之后，幼鼠體內的應激激素（皮質醇）水平仍然是偏高的。相比之下，幼鼠如果在豐富多彩的環境中長大，就會有更好的表現，大腦化學物質的組成也更好。與成對飼養或單獨飼養在單一環境（只有食物和水，沒有其他外界刺激）的幼鼠相比，生活在大籠子里（有一個迷宮，還有一個玩具區）的幼鼠會有更好的表現，其大腦關鍵區域有更多的神經元和連接。環境改善對成年大鼠的影響要小得多。如果實驗對象不是幼年大鼠，而是成年大鼠，同樣把它們分成三組（成對飼養或單獨飼養在單一環境，生活在大籠子里），豐富多彩的環境并不會使成年大鼠的大腦有很大改變。
猴子實驗也有類似的發現。從小猴受到的早期撫育就可以精確預測其大腦的化學物質水平，以及它長大后會成為什么樣的猴子。對恒河猴（Rhesus monkey）的研究發現，如果小猴一出生就被從母猴身邊帶走，跟同齡的其他小猴一起長到6個月，與母猴撫養大的小猴相比，沒有母猴撫育的小猴更怕生，更恐懼新事物，在猴群里的地位是最低的。母猴撫養大的小猴更有安全感，社交能力更強，在猴群里的地位更高。至于沒有母猴撫育的猴子，長大以后受到社交孤立的威脅時，其大腦和身體的應激反應也會有所不同。比起母猴撫養大的猴子，沒有母猴撫育的猴子如果生了小猴，也會更疏于照料甚至虐待自己的后代，重復母愛剝奪的循環。
在童年時，不良經歷越早出現［無論是受到性虐待、身體虐待或忽視，在0～6個月大（相比于6～12個月大）時缺乏足夠的營養，遭遇父母離婚或分居、父母患精神疾病或者陷入財務危機］，影響就越持久，后果會持續到成年。與嬰兒期相比，學齡期（5～10歲）不良經歷的影響就不太持久和嚴重，但是學齡期不良經歷的影響比青春期及以后的更持久和嚴重。
就父母離婚而言，與在20多歲時才經歷父母離婚的孩子相比，在5歲時就經歷了父母離婚的孩子會受到更大的影響。嬰兒期的不良經歷會導致體內的皮質醇基準水平被設置得過高或過低，而長大以后的不良經歷就不會造成如此持久和嚴重的影響。
童年期的經歷與我們大腦中的電—化學模式的形成有關，這會影響我們成年后的擇友和為人處世的偏好。在童年期，面對父母的虐待，為了準備好“戰斗或逃跑”，我們體內的皮質醇水平持續過高，這可能會導致永久性的大腦損傷，使我們對無關緊要的事情反應過度：恐慌、焦慮或自尊崩潰很容易被觸發。就擁有抑郁母親，并被虐待或忽視的嬰兒而言，其體內的應激激素（如皮質醇）的水平都會升高。腦部掃描顯示，他們的大腦額葉和右腦有異常的腦電波模式，與成年抑郁癥患者的類似。
一個人如果在童年時反復遭受虐待、挫折、拒絕，就會形成類似的內在關系模式，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很難改變。
我們的童年早期經歷之所以會產生更大的影響，不僅因為童年早期是大腦發育最快的時期，而且因為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在特定階段對某些線索特別敏感。這被稱為發育的關鍵和敏感期，它不是人類獨有的。在某些鳥類中，雄鳥必須在孵出后的80天內聽到并準確學會所有求偶歌，再晚就學不會了——這是一個涉及關鍵期的問題。
與其他物種相比，人類的學習關鍵期更像是敏感期。錯過敏感期后，我們仍然可以學會一些東西，但成效有限。習得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分別是關鍵期和敏感期的好例子。我們如果在6歲之前從未接觸過任何人類語言，就基本喪失了語言能力，因此0～6歲是習得語言的關鍵期。相比之下，一旦習得了第一語言，習得任何第二語言的敏感期都能延續到青春期。
0.5～3歲是嬰幼兒形成安全依戀關系的敏感期，在一個嬰兒出生之前，通過測量他母親的依戀模式，就可以精確預測出他在18個月大時的依戀模式。就像猴子一樣，我們人類的依戀模式也通過父母對孩子的早期撫育代代相傳。
如果孩子的母親有抑郁癥或暴力傾向，并在孩子形成依戀關系的敏感期實施了情感剝奪和虐待，那么通常來講，孩子多年之后仍會有明顯的心理問題。
孩子遭遇逆境時越小，情感發育受到的影響就越持久和嚴重，心理問題很可能是早期不良撫育造成的，與遺傳的關系不大。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這些研究的內容是母親患抑郁癥對不同年齡段的孩子的影響。
在影響孩子的成長方面，母親的作用一般比父親大——這并不奇怪，因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母親陪孩子的時間比父親多得多。在抑郁母親的照顧下，嬰幼兒往往表現得更退縮、不活躍、不愉快。他們的注意力持續時間更短，不敢大膽探索周圍的環境。他們的語言和心理能力的發展也比較晚。在學步期（一兩歲時），他們不會溝通和協調，傾向于對人懷有敵意和攻擊性，而不是對人友好；長大之后，他們患抑郁癥和具有攻擊行為的可能性更大。其原因一目了然：抑郁母親與孩子互動少，不怎么對孩子的溝通嘗試做出回應，傾向于用消極的眼光看待一切。抑郁母親與孩子說話時聲音沉悶，話語充滿了負能量，總是說喪氣話。母親的行為導致了孩子的問題，從一個簡單的比較就可以看出來。由患有身體疾病（但沒有抑郁癥）的母親撫育的孩子中有8%容易受情緒困擾；相比之下，抑郁母親撫育的孩子中有32%容易受情緒困擾，因為抑郁的母親會以令人困惑的方式撫育孩子。
母親患抑郁癥對年齡較大的孩子影響比較小，對年齡較小的孩子影響比較大，是這樣嗎？研究表明確實如此。母親患抑郁癥的時間越長、癥狀越嚴重，在撫育過程中對孩子的基本需求就越不敏感，孩子以后有不安全感和抑郁傾向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母親在孩子的學步期患上了抑郁癥，即便后來康復了，過了幾年之后，她的孩子仍然更有可能出現心理問題——研究表明，如果母親患有抑郁癥，孩子大腦的電—化學模式的形成就會受到影響，在母親康復之后，這種影響還會持續存在。在抑郁母親的照顧下，嬰幼兒就會有異常的腦電波模式，而異常程度與母親抑郁癥的嚴重性成正比。更進一步的研究表明，母親的行為會對嬰兒的腦電波產生影響。在母親表示否定或拒絕時，嬰兒的大腦就會有相應的反應，當嬰兒試圖與母親互動時，如果母親對此不敏感，嬰兒的腦電波就會發生變化。這種腦電波異常將會對嬰兒產生持續的影響。當母親不在身邊時，嬰兒腦電波的異常模式仍然存在，這表明母親與嬰兒的關系將會影響嬰兒的表現及其與其他人的關系。最重要的是，母親患抑郁癥時孩子越小，受到的影響就越大。
根據鮑爾比的理論，就依戀關系的形成而言，0.5～3歲受到的早期撫育是最重要的。在這個年齡段，如果主要照顧者經常離開，對孩子的情感需求沒有反應（兩種情況同時存在），就會引起孩子的恐懼和焦慮，因為擔心自己得不到照顧者的愛（在本章中，我將混用“照顧者”和“母親”這兩個詞，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母親是主要照顧者）。這種焦慮持續到成年，在以后的親密關系中會被觸發。在嬰幼兒期，如果我們的依戀需求沒有得到滿足，我們就會永久陷入纏人型依戀模式，無法放松，不相信一切都會好。缺乏安全感的成年人害怕被親密的人拋棄或拒絕，因為他們在童年早期有過那種經歷。在童年期形成了某種依戀關系模式之后，他們就會認為依戀關系永遠是這樣的。
溫尼科特曾寫道：“從來沒有嬰兒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baby）。意思是，如果沒有照顧者每天無數次把想法和感受傳遞給嬰兒，那就沒有嬰兒這回事。事實上，對于在孤兒院生活的孩子們的研究表明，如果照顧者只關注嬰兒的生理需求（身體基本需求），不關注其情感和社交需求，這個嬰兒就更可能死亡，并且肯定不會茁壯成長。
如果母親是一個共情能力較強的照顧者，她能很快學會調整自己的行為，以適應嬰兒在注視和轉身方面與生俱來的節奏。母親和嬰兒就像一對舞伴，在狂熱與平靜交替的舞蹈中，不斷變換行為模式。例如，嬰兒叫喊三聲，一聲比一聲長：“Eh, Eeh, Eaarg!”母親可能會以一種不同的模式來回應——擺動手臂，模仿它的節奏：小幅度擺動，大幅度擺動，更大幅度擺動加上方向的輕微改變（以表達最后一聲“Eaarg”中的“arg”音）。母親擺動手臂來回應嬰兒的叫聲，輕拍或輕撫來回應嬰兒的目光注視——母親和嬰兒之間不斷進行著的這種交流被心理學家稱為“交叉知覺模式匹配”（crossmodal matching）。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母親和嬰兒之間的這種交流是否發生，以及如何進行，是由母親而非嬰兒決定的。溫尼科特提出了“正常程度投入的、足夠好的母親”的概念，母親的共情對嬰兒的健康成長至關重要，就像食物對嬰兒的身體健康那樣重要。如果嬰兒的母親不懂共情，當嬰兒扭頭看別處時，她就會誤以為這個動作是拒絕或操縱性的。她會有侵擾性的舉動——沖嬰兒說話或者抓住嬰兒，讓嬰兒看她，而非適應嬰兒的愿望。如果母親不考慮嬰兒的需求，完全按自己的時間表給嬰兒喂奶或抱起嬰兒，她就劫持了嬰兒體驗自身需求的能力，嬰兒就會向外尋求自體定義。溫尼科特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嬰兒就會形成一個“虛假自體”（false self），感覺自己無價值和無能力。在以后的生活中，自體感弱會成為人格障礙的癥狀，如果自體感特別弱，個體就可能患上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癥）。嬰兒出生后的最初幾個月，缺乏共情的母親會通過每天無數次的細微互動，以數不清的方式影響嬰兒的成長。其結果是，嬰兒逐漸失去快樂的能力，并且會通過兩種主要的方式進行補償。
在情感剝奪的環境下，嬰兒缺乏快樂，并且可能通過與多動癥相反的一種方式來補償——這是一種自我壓抑、消極絕望的狀態。如果受到極端缺乏共情的早期撫育，嬰兒就會把注意力轉向自己的身體，將其作為獲得滿足感的最后來源：搖晃身體、轉頭、尋求感覺刺激、抓撓皮膚或自慰。最終，如果仍然得不到滿足感，嬰兒就會完全退縮，變得嗜睡、昏昏沉沉、對刺激沒反應、軟弱無力；呼吸變得又淺又慢，不愿意吃東西。嬰兒臉上留著淚痕，面無表情，回避他人。由于照顧者的不敏感和缺乏共情，嬰兒變得毫無反應，以避免重復痛苦。
多動和抑郁是嬰兒應對快樂缺失的方式，它們在嬰兒大腦中確立了一種腦的電—化學模式：與享受共情的嬰兒相比，受到不良撫育（缺乏共情）的嬰兒在體內激素水平、腦電波模式和心率方面都有所不同。這就埋下了人格障礙的隱患。然而，就像一個計算機程序可以通過重寫來修改，嬰兒的大腦也有可塑性。在以后的成長過程中，良好的經歷可以改變其對生活的期望，因為在人的一生中，大腦始終有可塑性，對環境高度敏感。
斯托爾寫道：“人類的嬰兒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特別無助，無法獨立生存。”如果沒有人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最終會變得極度缺乏安全感，“如果他允許別人在情感上與他親近，無論他事實上是多么有能力或強大的男人，仍然會覺得自己完全受別人支配著。”
我們應對逆境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我們在嬰幼兒期的類似經歷的影響。一個嬰兒在等待被喂食、哭著求抱抱，或感覺太熱或太冷時，便處于弱勢的狀態，完全無能為力，任由照顧者擺布。我們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在嬰幼兒期，我們有時也會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顧。人格障礙者和其他人的區別僅僅在于，人格障礙者在嬰幼兒期受到了更長時間和更大程度的缺乏共情照顧，已有研究表明，早期情感剝奪與長大后的人格障礙直接相關。
在嬰兒期，情感被完全剝奪的孩子是很難存活下來的。關于這種極端情況，已有39個詳細記錄的案例，這些孩子要么是在野外被動物養大，要么是從小被隔離，除了能獲得食物之外，得不到其他任何照顧。他們的語言能力沒有發展，也完全沒有社交技能，他們的人格是完全混亂的。在這種極端的早期情感剝奪之后，有些孩子得到了養育者的悉心照顧，他們在語言、智力和社交技能方面會有所改善。然而，后來的照顧并不能逆轉早期情感剝奪造成的傷害。這樣的孩子自體感弱，并且有嚴重的人格障礙。
一項大型研究發現，在邊緣型人格障礙者當中，有84%的人遭受過來自父母雙方的某種形式的虐待，相比之下，在其他類型人格障礙者當中，有61%的人遭受過來自父母雙方的某種形式的虐待。盡管如此，至少在理論上，人格障礙的原因可能在于孩子的遺傳氣質。一個嬰兒可能生有困難型氣質，這將使他的父母難以共情。如果一個嬰兒天生就很不愿意與人進行目光接觸，經常煩躁不安，特別愛哭，或很少睡覺，那么其父母可能會放棄與之建立情感聯結，不愿與之共情。的確，嬰兒既沒有力量來控制父母，也不會絞盡腦汁來影響父母。但是因為大多數父母都很想盡最大努力使嬰兒快樂，一個困難型的嬰兒會特別令父母痛苦，因為父母覺得自己不會照顧嬰兒。另一種完全可能的情況是，帶有基因決定的困難型特征的嬰兒，其父母可能本身就有缺乏共情能力的遺傳傾向，這真稱得上是一個雙重打擊。不僅孩子天生就不愿與父母交流，父母本身可能也有不愛交流的傾向：不良交流可能是遺傳與雙方相互影響造成的。
頭胎出生后的頭幾個月里，大多數女性的心理健康面臨著極大的威脅。在嬰兒出生后不久，大約有10%～15%的母親會患上嚴重的抑郁癥，在嬰兒1歲時，大約有25%的母親會患上抑郁癥。在嬰兒出生后的頭幾個月，沒有患上抑郁癥的母親也會因為照顧嬰兒而產生煩躁情緒（一種與精疲力竭有關的情緒低落和輕度抑郁）。最近一項對1,000名英國母親的調查表明，一半以上的母親說她們感到精疲力竭，處于一種絕望狀態，容易被嬰兒激怒，對于照顧小嬰兒的母親來說，她們平均每晚睡4小時。家有2歲以下嬰幼兒的母親當中，有4/5的人表示，因為照顧嬰幼兒，她們與伴侶或丈夫的關系處于“巨大的壓力”之下，爭吵不斷；2/3的人表示，她們“完全熄滅了欲火”。有時，她們無疑也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但是在嬰兒適應了日常（尤其是夜間）穩定的睡眠和飲食模式之前，她們很容易有失去控制的可怕感覺，容易被嬰兒激怒，并伴有慢性絕望情緒。
在幾周至3個月大的嬰兒當中，大約有20%的嬰兒會發生腸絞痛（colic），就是每周至少發作3天，每天至少哭鬧3小時。如果嬰兒發生腸絞痛，其哭鬧會從出生后2周左右開始增加，在出生后第2個月達到高峰。嬰兒長時間地劇烈哭鬧，安撫或喂食都不能使之緩解，在哭鬧的間歇也顯得煩躁不安。嬰兒的長時間哭鬧通常發生在傍晚，也就是母親最疲憊的時候。嬰兒常常握緊拳頭，雙腿彎曲向腹部，背部拱起，臉漲得通紅，表情痛苦，腹部硬而脹，經常伴有脹氣和嘔吐。令人困惑的是，嬰兒的哭鬧似乎沒有明顯的觸發因素，可能會突然出現和自發停止。
關于嬰兒腸絞痛，盡管研究人員已經進行了幾十年的研究，至今沒有發現確切的發病原因。相反，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中，嬰兒腸絞痛似乎是罕見的，甚至是未知的，這表明它不是一種疾病，例如細菌感染之類。研究人員發現，嬰兒腸絞痛的發生與喂養方式（母乳喂養或配方奶喂養）無關。據最權威的專家估計，發生腸絞痛的嬰兒當中，只有大約5%～10%有身體上的病因。更重要的是，現在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即使不是所有的新生兒，大多數新生兒都會有一些腸絞痛的癥狀，有些新生兒被診斷患有腸絞痛是因為他們的哭鬧發作得更為嚴重和頻繁。嬰兒哭鬧是普遍現象，哭鬧嚴重的嬰兒就會被診斷為腸絞痛。對于新生兒來說，哭鬧或腸絞痛可能是正常的，是適應用胃消化食物（在母體子宮里的9個月都是通過胎盤吸收營養的）和子宮外的生活造成的，例如需要適應腸道微生物。雖然新生兒對這些新情況的敏感程度可能有很大差異，但有證據表明，很關鍵的影響因素是，母親對嬰兒哭鬧的反應。
如果母親能夠把發生腸絞痛的尖叫嬰兒交給其他人照顧，自己抽時間小睡一會兒，那母親和嬰兒都能獲益。但如果這一切都不可能，嬰兒就會變得越來越痛苦，母親則會變得更加抑郁，這樣她便更不能與嬰兒共情，致使嬰兒的痛苦進一步加重……在嬰兒兩三周大時，一種地獄般的情景正在形成，母親的睡眠時間非常少，嬰兒一醒來就哭，醒著的大部分時間似乎要么在哭鬧，要么煩躁不安。這個惡性循環已經建立起來了，如果不把它打破，嬰兒以后可能會出問題：發生嚴重腸絞痛的嬰兒，在3歲大時更容易出現多動癥、脾氣暴躁和睡眠障礙等問題。
如果母親在懷孕期間與伴侶有良好的關系，嬰兒患腸絞痛的可能性就會降低。此外，如果母親在懷孕期間經歷了很大的壓力，覺得自己在社交上被孤立了，并且預期自己在嬰兒出生后需要很多幫助，她的嬰兒就更有可能患腸絞痛。
由于母親和胎兒通過胎盤相連，精神壓力對母親的身體影響（例如應激激素皮質醇水平的升高），會直接影響胎兒血液中的皮質醇水平，這很可能導致胎兒出生后更容易患腸絞痛。
其他研究表明，嬰兒的母親與外婆的關系，以及母親自己的童年經歷，也會影響母嬰關系（良性循環或惡性循環，后者會誘發嬰兒腸絞痛）。研究人員對懷孕期間或產后幾天的嬰兒母親進行訪談，如果嬰兒母親回憶起自己童年時的痛苦經歷，預期自己的母親不會提供支持或會干涉過多，她們的嬰兒就更有可能患腸絞痛。某些嬰兒腸絞痛的代際傳遞很可能不是因為遺傳基因，而是因為嬰兒母親與外婆之間的不良關系。最簡單的情況是，外婆會向嬰兒母親傳授可能會加重嬰兒腸絞痛的照料方法，比如，外婆主張在嬰兒出生后的最初幾周里，嬰兒母親不應經常抱起嬰兒，不應按需喂養嬰兒。有的外婆可能無法提供幫助——她們還記得自己當媽媽時照顧腸絞痛嬰兒的可怕經歷，她們的女兒產后得不到親媽的幫助，因此更容易疲憊和感到孤立。另一種情況是，如果外婆仍然與自己已成年的女兒糾纏，不肯放手，把女兒當作孩子對待，那么她就可能會干涉過多，使她的女兒變得焦慮和憤怒，從而無法平靜地應對嬰兒哭鬧和腸絞痛跡象。如果外婆和母親在童年時都受到過缺乏共情的照顧，使她們沒有能力提供共情照顧，改變惡性循環，這一切都可能變得更糟。 當然，除了嬰兒腸絞痛之外，嬰兒母親可能還要面對其他問題。剛出生時，大多數嬰兒并不是不愛吃奶、難入睡，也不是特別情緒多變、軟弱無力、被動……但他們在這些方面確實各不相同。其原因與基因沒有什么關系，意大利的一項關于胎兒期雙胞胎的有趣研究表明：胎兒期經歷的差異是很大的。再加上出生過程中的困難，新生兒的氣質各不相同就不難理解了。但關鍵的發現是，無論出生時是什么樣子的，嬰兒在6～12個月大時表現如何在很大程度是由母親對嬰兒的反應決定的。一般來說，如果母親能夠給嬰兒共情照顧，困難型嬰兒會變得容易養，反之，如果母親不能給嬰兒共情照顧，容易型嬰兒也會變得難養。如果有人給困難型嬰兒的母親提供輔導，教會她們照顧嬰兒，很快她們就不再認為嬰兒有問題了，因為嬰兒在吃奶和睡眠上更有規律了。
研究表明，在母親患抑郁癥的情況下，缺乏共情的照顧會使嬰兒的腦電波模式從正常變為異常。無論嬰兒最初的氣質如何，嬰兒的右腦都會受到長期損害。
如果抑郁母親不能給嬰兒共情照顧，嬰兒的腦電波模式就會改變，無論嬰兒出生時的腦電波模式如何。有趣的是，在嬰兒兩三歲大時，即使母親的抑郁癥痊愈了，嬰兒大腦受損的跡象仍然存在。嬰兒的腦電—化學的病理模式是缺乏共情照顧造成的，其影響是持久的。
對于患抑郁癥風險高的母親來說，如果缺少伴侶或朋友提供的社會支持，一個困難型嬰兒就很可能使她的情緒從悲觀變為絕望。在這個非常局限的意義上，嬰兒出生時的氣質可能會導致母親患上抑郁癥，從而使嬰兒無法得到共情照顧。 當然，有一種嬰兒可能很難養，像來自地獄的嬰兒。據估計，每2000個嬰兒中，就會有一個嬰兒幾乎沒有能力與父母或其他任何人進行情感交流。這樣的嬰兒長大以后會缺乏與人正常溝通的能力，無論他們的父母是誰。再多的共情照顧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如果運氣足夠壞，幾乎任何精神健康的父母都可能因為這樣的孩子受到嚴重情緒困擾。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比如孩子患有自閉癥，父母的應對方式也會對孩子產生重大影響。如果自閉癥兒童的父母能得到幫助，在孩子還只有兩三歲時，開始對孩子進行訓練，幫助孩子克服情感缺陷，那么孩子以后的發展就會好得多。一般來說，自閉癥兒童最終會得到國家的照顧，在福利機構生活，但如果自閉癥兒童的父母對孩子有特殊的承諾，并且得到了大量的資源和專業的幫助，那么孩子長大以后就有可能過上相對正常的生活。
對于許多母親來說，嬰兒的出生可能會對其心理健康構成嚴重威脅。我們這個社會做得太少了，對新生兒母親的心理健康沒有足夠的重視。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一般嬰兒的情緒狀態幾乎完全取決于其照顧者每時每刻的共情水平，而一般照顧者的共情能力是不受嬰兒心理特征控制的。兩個簡單的事實突出了這種力量對比。首先，每4個嬰兒中就有3個在1歲之前被父母打過，而嬰兒是不可能打父母的；其次，嬰兒（2歲以下）被殺害的概率是其他年齡組的人的4倍，而嬰兒是不可能殺害父母的。
因此，嬰兒的自體感弱是由缺乏共情的照顧（而非基因）造成的，這會影響嬰兒的腦電—化學模式的形成，但是童年期的經歷可以改變大腦的模式。它可能會影響孩子長大以后是否出現人格障礙，以及出現什么類型的人格障礙——在多大程度上自戀、成癮、心理變態。因此，確切地說，嬰兒期遭受情感剝奪并不一定會導致人格障礙，但它造成了脆弱性。童年期的經歷、在家庭劇本中的角色、在什么樣的社會環境中長大，這些因素與孩子長大以后是否出現人格障礙有關。 嬰兒期之后，在童年期遭受的忽視、身體虐待和性虐待是最大的預測因素，可以預測一個孩子長大以后是否有人格障礙。對成年人的訪談發現，人格障礙者中大約半數有童年受虐經歷——在沒有人格障礙或其他類型精神疾病（例如抑郁癥）的患者中，有童年受虐經歷的人所占比例要少得多。與沒有童年受虐經歷的人相比，有童年受虐經歷的人出現人格障礙的可能性要高出4倍。事實上，有的人格障礙者可能在嬰兒期形成了強的自體感，但是由于在童年期遭受嚴重虐待，其自體感被削弱了。
一個人在嬰兒期及其后經歷的事情很重要，可以使源于嬰兒期的潛在人格障礙變為現實。
我們在嬰兒期受到的照顧與自體感形成之間的聯系是幽靈般的：它在那里，但我們看不到它。然而，它在解釋一系列因果聯系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童年期結束時，我們不僅形成了或強或弱的自體感和良心、各式各樣的依戀關系模式，還有在家庭劇本中各不相同的角色。理論上它們可以有幾十種組合，但實際上，一些組合比其他組合更為常見，因為在養育孩子方面，父母無論是敏感和共情的，還是相反的，通常會保持一個狀態。在嬰兒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顧而成為自體感弱和有人格障礙傾向的人，也很有可能是缺乏安全感的混亂型依戀者，他們都可能有脆弱的良心，因為在整個童年期，他們的父母可能一直在虐待他們。相反，自體感強的人往往是有安全感和善良的良心的人，他們的心理最健康，因為他們有敏感的權威型父母。
他們毀了你，你的媽媽和爸爸。 他們可能不是故意的，但他們的確這么做了。
據我所知，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催眠療法實際可行。但即使它是可行的，我也會懷疑它的可取性。若要改變過去的經歷對現在生活的影響，關鍵不是壓抑現實，而是內省。我們能夠描繪自己，分析自己是什么樣的人，了解自己在別人眼里的形象，評估自己的動機——這些能力將我們與其他物種區分開來。最有價值的是要認識到，此時此地發生的事是過去經歷的一種表達。在認識到這一點的那一刻，我們就會有所改變。
內省的發生必須有情感和重新體驗。
如果我們向他人敞開心扉，特別是在度過了糟糕的一天之后，或者是莫名其妙地情緒低落時，那就比較安全了。在這種情緒中，我們可以短暫地領悟關于自己的真相。當我們意識到自己不快樂的生活狀態可能與自己的行為或信念有關，我們就會更愿意去質疑自己的行為或信念。一個有同情心并且愿意聽你傾訴的朋友可能會幫到你。
在內向或外向，以及對他人的懷疑或信任的程度上，人與人之間有很大差異。雖然大多數人會時不時地向親近的人敞開心扉，傾訴自己內心深處的恐懼，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會這么做，要么是因為他們不相信別人能理解或關心他們，要么是因為他們害怕被人利用，因此不肯把自己的心里話告訴別人。對于抑郁的人來說，他們的消極情緒很容易使自己被孤立，他們的無力感使他們變得沉默寡言。
傾訴本身并不一定會帶來內省。有些抑郁癥患者會向別人傾訴，他們很容易以消極和強迫性的方式談論自己，這很快就會把傾聽者嚇跑了。他們可能會透露太多關于自己的信息，以及太私人的細節，不適合社交語境或與傾聽者的親密程度。他們可能會向新認識的人傾訴，跟人家說自己的婚姻有多不幸或者自己的孩子有多不聽話，而這是非常令人討厭的。他們的傾訴中充滿了沮喪，與他們交談之后，傾聽者會感到害怕。 因此，他們很難交到新朋友，這只會讓他們越發覺得自己愚蠢、丑陋或不會社交。他們的自我暴露（self-revelation）不是為了尋求真相，而是擺脫沮喪情緒。
人格障礙者也常以弄巧成拙的方式傾訴。自戀者只喜歡談論自己，僅把別人看作一群仰慕者，或一面可以打扮自己的鏡子。在交流的大部分時間里，他們很少或根本不允許別人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們就像被卡住的雙向無線電，只能發送，無法接收，所以不可能從自我關注的世界之外獲得知識。
另一個聽不進別人觀點的群體被稱為壓制者（repressor），在人群中占10%～20%，他們把自己的過去、現在或未來生活中的消極方面抹去。他們有著不屈不撓的樂觀態度，這使他們無法認識到自己身上任何令人不快的方面。
我們更加開放，這是好事，因為它標志著老一輩人的自我壓抑的結束，那可以追溯到維多利亞時代。問題在于，人們可能把露骨的自我暴露和誠實混淆起來，把過度的自我關注誤認為是內省，把熱情真誠和探求真相混為一談。
鑒于我們的父母在很大程度上無法控制他們所做的事，責怪父母是不恰當的。另外的原因是，如果我們責怪父母，也意味著我們可能有理解力，但缺乏內省。因為責怪意味著我們仍然感到憤怒，無法通過自我覺察來驅除憤怒。至于小時候受到父母怎樣的對待，我們并沒有省察，即使現在，我們仍在體驗以前受過的虐待。那種經歷仍在折磨著我們。
我們的情緒審視的一個有趣的應用是，理解別人，通過了解別人的過去經歷對現在生活的影響來理解他們。這比自我分析容易得多——誰不喜歡分析別人呢？除了有趣之外，還可能非常實用。例如，如果我們的老板吹毛求疵，把所有員工都逼瘋了，我們可以通過密切關注他帶給我們的感受，來減輕和他打交道的負擔。很多時候，他所做的就是把他自己不想要的感受投射到我們身上，所以如果我們感到莫名其妙的羞辱、憤怒或恐懼，那很可能是他的真實感受。僅僅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會感到心情好多了。我們如果對他有更多的了解（比如他向我們講述了他的童年經歷），就會很快發現，與我們打交道時，他正在重復什么經歷。
孩子生來就有一定的遺傳傾向，這會影響父母應對他的方式。此外，父母撫育孩子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遺傳的。但這并不是全部。父母對孩子的反應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孩子的基因表達，對于一個天生內向的孩子來說，他如果受到父母的積極鼓勵，就會變得不那么害羞，對于一個天生外向的孩子來說，他如果受到父母的約束，就會有所收斂。這兩種類型的孩子分別有內向和外向的傾向，但他們的環境會改變其表達程度。在某些情況下，早期經驗可能比后期經驗更重要，但也不一定——他們當前正在經歷的事情往往更為重要。
成就特別高或特別低的人，幾乎都不具有強的自體感、安全的依戀模式或善良的良心。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童年經歷是這樣的：在嬰兒期受到缺乏共情的早期撫育，在3歲前受到不敏感的照顧，在3～6歲受到專橫、混亂的管教，或者被忽視。因此，極端的成功和失敗都可能源于童年的逆境。
如果一個人不僅自體感弱，而且在人際關系中缺乏安全感（由于0.5～3歲受到不敏感的照顧所致），這個人有成就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有些人屬于自體感強但是在人際關系中缺乏安全感的，他們能夠找到并保住一份工作，盡管他們的不安全感會阻礙他們的職業發展。回避型依戀者很容易被同事惹惱，更喜歡單獨工作。他們的粗魯使他們難以相處，不受歡迎。盡管他們可能會非常努力地工作（他們喜歡埋頭工作，以避免經歷在社交生活中被拒絕的痛苦），但是他們的不合群會阻礙他們的職業發展。悲觀情緒和不恰當的攻擊性可能會影響他們在工作上的決定，也可能在晉升時對他們不利。
在童年后期，父母在學前教育方面的投入很重要，對孩子以后的學業表現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閱讀、寫作和算術方面，如果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基本指導，孩子在學業上就會表現平平，特別在他上了質量較差的學校時。然而，這種差距可以在以后被逆轉，在青少年期或者20歲左右時，通過堅定的努力，孩子在學業上就能夠有很大的進步。對孩子來說，遭受反復無常、脅迫懲罰，或者得不到父母的關愛（比如父母雙方都沒有對孩子的學業或其他進步表現出真正的興趣）帶來的傷害更大。即使孩子能獲得良好的學業輔導，這種教養方式也可能會造成孩子終生缺乏動力和專注力。因為得不到父母的鼓勵，孩子的自尊心受到重創。在家里不受待見，或者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父母偏愛，孩子就會更加沒有自信。除此之外，如果父母相處不好，或分居、離婚，子女就很容易表現不佳，其中女兒受到的影響更大。
在嬰兒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顧，不可避免地讓我們在人際關系中走錯了路。缺乏共情的照顧會使我們產生一系列消極的基本假設：我們是不可愛的，影響不了他人的行為。通常來講，如果早期不良撫育使孩子產生了被遺棄或排斥的恐懼，孩子就會不信任別人，并且在人際關系中缺乏安全感，這需要很多努力才能改變。這樣的孩子如果在童年后期又受到過度控制，遭受反復無常、具脅迫性的懲罰，那么他們成年后的人際關系就會更加不穩定。除此之外，在家庭劇本中，這樣的孩子可能是個不可靠、不夠好或不討人喜歡的角色，這也會影響孩子成年后的愛情生活和工作。
早期經驗，在某些情況下包括出生前的經驗（比如樂感），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興趣、友善程度和幽默程度。我們的個性是童年早期關系塑造的，與基因的關系不大。 人格障礙，如反社會行為或極度自戀，可追溯到嬰兒早期。如果缺乏共情，我們就會通過“否認”或“全能”來保護自己，建立一種對自己和他人的扭曲的感知。 童年期的受虐經歷會使這種扭曲變得更嚴重。
在童年后期受到混亂的照顧，遭受反復無常的、具脅迫性的懲罰，孩子就會變得易沖動和追求感官刺激。如果這與自體感弱和不安全的依戀結合在一起，孩子就會變得難以忍受挫折。由于沒有穩定的基礎可以依靠，所以當我們遇到阻礙，實現不了自己的愿望時，就會不管不顧地走捷徑。
如果一個孩子在嬰兒期受到缺乏共情的照顧，在0.5～3歲經常被拒絕或被拋棄，這個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就會有沮喪的傾向：具有不安全依戀模式的成年人更容易患抑郁癥。受到早期不良撫育的孩子，以后是否會得抑郁癥，還取決于童年后期的經歷。如果一個孩子在童年后期經常受到輕視、虐待、過度控制或忽視，這個孩子以后患抑郁癥的風險就會增高。如果一個孩子在家里不受待見，或者感到自己比不上兄弟姐妹或同齡人，這個孩子就會成為低自尊的人。 如果父母的愛是有條件的（例如只有考出好成績，才能得到愛），那就容易使孩子情緒低落。完美主義的父母會培養出過度自我批評的后代。如果父母對孩子要求過高，用高不可及的道德或其他標準要求孩子，無論孩子做得多好，父母都覺得不夠好，那么孩子就會形成過度懲罰性的良心，從而走向抑郁。 如果夫妻敵對，不管他們是否在一起，他們的子女都更有可能患抑郁癥。從小經歷了父母離婚或分居的孩子，長大以后患抑郁癥的可能性比一般家庭的孩子高一倍；如果一個孩子5歲時成長在父母關系不和諧的家庭，這個孩子長大以后患抑郁癥的概率比一般家庭孩子的高4倍。
在2歲前接受缺乏共情照顧的成年人更有可能出現人格障礙癥狀。早期受到不良撫育的混亂型依戀者更有可能成為人格障礙者。一個孩子如果自體感弱，又沒有能力持續應對人際關系中的挫折，那么成年后就更有可能發展出異常的防御機制，用以對抗抑郁（在人格障礙者當中，有一半的人患有抑郁癥）或逃避精神分裂（人格障礙距離精神分裂只有一步之遙）。 如果在童年后期遭受過身體虐待或性虐待，自體感弱的人更容易患有解離癥狀，發展出次人格。在嬰兒期受到共情照顧的孩子，即使后來受到過虐待，長大以后也不容易出現人格障礙。
如果一個男孩從出生到3歲期間沒有受到共情照顧，他就會變得憤怒和好斗，長大后可能具有暴力傾向。在3～6歲受到不穩定、具脅迫性的管教（特別是在父母關系不和諧，且母親因患抑郁癥而易怒的情況下），可能致使男孩長大后頗具有暴力傾向。 遭受暴力虐待的男孩可能會成為暴力的男人。遭受身體虐待會導致抑郁，男人經常通過喝酒來緩解抑郁；醉酒后又容易產生暴力行為。童年受虐經歷給男孩提供了一種模式，他會認為暴力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表達沮喪和憤怒的方式。社會上對暴力行為的間接鼓勵（例如相關的電影、電視劇或寬松的槍支管理法案），增加了有暴力傾向的男人使用暴力來應對偏執和抑郁情緒的風險。 偷竊者可能缺少家教，不知道偷竊行為是一種錯誤（甚至認為偷竊行為是令人欽佩的）。他們很可能受過情感剝奪——1/3的監獄囚犯在童年時曾經住過福利院（大多因遭到父母虐待而入院）。
嬰兒期的共情照顧缺乏可能包括這樣的情況：嬰兒在饑餓時得不到食物，在不餓時被強迫進食。這可能會成為絕食或暴飲暴食的模板。絕食或嘔吐的幼兒往往有不安全的依戀模式，這是0.5～3歲受到不敏感的照顧導致的。
了解童年經歷對我們現在的影響，會帶來深遠的實際影響，對我們整個社會也同樣重要。教養（而不是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將成為什么樣的人。
父母如果認為自己無法控制孩子的心理（正如認為基因是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的那些人），就更有可能虐待孩子。如果父母認為自己與孩子的不良行為無關，他們就更有可能虐待自家孩子。即使與別人家的孩子在一起，而且不聽話的是別人家的孩子，他們也會變得更加易怒、想發火。這表明，就基因和教養而言，如果人們普遍相信基因至關重要，數以百萬的兒童的發展將會受到不利影響。
社會階層越低的人，體內的5-羥色胺水平也會越低。有趣的是，暴飲暴食、肥胖或抽煙喝酒的人，體內的5-羥色胺水平通常也較低——而這些特征在社會地位較低的人群中更為常見。幾乎可以肯定，5-羥色胺水平低與不同的童年早期經歷有關。大鼠實驗表明，對于出生后頭7天被母鼠忽視的幼鼠來說，其大腦海馬的5-羥色胺水平會下降；同樣，對于出生后頭6個月被母猴忽視的幼猴來說，其5-羥色胺水平也會下降。人類可能也是如此，在童年早期被忽視或虐待的孩子，其5-羥色胺水平可能也會下降。簡而言之，科學證據表明，社會等級（而不是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經由不同的早期撫育方式，使不同階層的人在大腦和激素水平上拉開差距的。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如果只是向社會階層較低的人發放提高5-羥色胺的藥物（例如百憂解），是不可能解決這一問題的。
